配文：农民是不是进城抢饭碗

在大多数人看来，再就业问题只存在于城市人口当中，农民进城后会造成就业竞争压力加大，加剧进城农民与城市人口之间的就业竞争，从而使再就业的形势更加恶化。

经济低潮时，像欧洲及美国的城市，都在驱赶外来移民。而且，越是经济低潮的时候，越是就业需求减少的时候，矛盾往往会变得越发激烈。

我国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以下情况——

其一，为什么农民进城后只能占用人家的就业机会而不会创造就业机会？如果农民进城不是赤手空拳，而是带着资本、知识进来的，他就会创造并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恰恰是目前的制度限制农民进城，迫使农民成为“候鸟”——只在城市打工、不在城市消费，他们才会只竞争而不创造就业机会。

其二，现在农民和城里人的就业市场实际上也是相互区隔的。农民进城后竞争的往往是比较低档的就业机会，实际上是补充了城里人不去做的那些工作，农民与城市人形成垂直分工，提高了整个城市的效率。

外来移民与现有居民竞争就业机会的可能不是没有，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移民同时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高速成长经济，与常规经济的最大不同。

城市高门槛的规划之误

如果农民有钱、有知识了，但城市准入门槛非常高、消费水平非常高，就只有少数非常富有、或者能力非常强的农民才能进城，而其他大部分人被挡在门外，城市化仍然无法顺利展开。

调查发现，我国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经营成本很高。其中原因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并且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但是城市空间的组织方式，对城市供给成本的影响，却较少涉及或深入讨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城市运行成本的高低，对于城市内部所有行业的运行成本，都具有普遍和全面的影响，从而也间接地影响了就业门槛的高低。从这个角度看，城市规划和管理的方法和思路，对城市运行的效率和就业增长的影响，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

城市规划不善遏制第三产业发育

农民一开始进城最容易进入的领域就是餐饮业、加工业、农产品交易或者服装买卖这些小本生意。但在我国大多数城市商业店面的价格都非常高，店面卖到每平方米8000至1万元是轻而易举的事。

最近上海就是这样，有钱买不到店面，店面价格以30%的速度上涨，远远超过一般的房地产价格增长速度。广州、宁波等城市，商业店面都非常昂贵，大大高于同等地段其他类型房产的价格，在好的地段，干脆就是有市无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在城市规划上的错误，城市建设投资方向上的偏差，使得商业店面的供给出现短缺。

我国现在城市道路系统和国外有非常大的差别。国外市区，特别是中心地带，看不到我国这么多50米、60米、甚至有些地方100米宽的道路，而且我国道路网还有一个宽马路共生的特点，就是间距非常大，根据规范，大概是500米到700米是一个街区。

这种大而稀的路网，本意是减少交叉口数量、减少街区内部（以前是“大院”现在是“小区”）的干扰。而国外道路网的特点则完全相反——窄而密，都是100多米甚至更小道路网距离为一个街区，道路非常密，街道也很窄，20米、30米就算是很宽了。

以上两种规划手法看上去好像各有道理：你的路窄但是密，我的路宽但是稀，投资一样，但对城市运行效率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假设一个街区是500米乘500米，周围是50米宽的道路，这时如果把道路缩窄一半至25米，道路长度增加一倍，在街区中间划一个十字，使街区变为250米乘250米，道路投资一样、土地面积也一样，临街面却增加了一倍，适于商业店面开发的区位大大增加。

供给的增长将使店面的市场价格下降，进入商业等第三产业的门槛也会降低。这样，很多低回报的小型商业，就有机会得到发育。

大马路费而不惠抬高就业门槛

道路网的安排和土地价格有着内在关联，一般来讲靠近道路的土地价格可以很贵，而街区纵深50米左右，地价会有一个回明显的跌落。

现在的规划，通常会把路修得很宽、街区纵深很大，这样沿街面就会大大减少，这势必要求把很宽的道路的投资，集中在进深大概50米左右的土地地价里收回来。

由于基础设施的成本不能摊在尽可能大的地块上，沿街地价会非常贵，形成“金边、烂芯”的现象——大家都在争夺有限的沿街地段，而街区背后就是非常破烂的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城市里非常普遍。

沿街地价高到一定程度，就会转移到房价里面，然后就会转移到经营者身上，最终就会提高农民进城的门槛。所以，我国商业供给不足和我国长期以来城市规划的这些做法有很大的关系。

且不说欧洲城市，像美国纽约那样非常大的城市，以及香港、澳门，全是密密麻麻的街道，而且交通效率比我们高。这一点和我们预期的完全相反，我们原以为可以用减少路网密度牺牲商业发展机会的办法，换来交通效率的提高，而实际正相反，我们既损失了商业机会，又恶化了交通环境。

因为道路宽度和交通效率的提高不是正相关，随着车道的增加，因车道之间存在相互干扰，提高的通行能力是递减的，正是这种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使得建设第二条路对交通效率的改进，要远远大于拓宽第一条路的对交通效率的改进。

现在的规划寄希望于减少交叉口来提高通行的速度，结果导致交叉口和路段通行能力不匹配——交叉口的供给远远小于路段的供给。路段上一般很少堵车，堵车全是在交叉口上。

特别是过稀的道路，使城市无法组织有效率的单向交通，而单向交通的通行能力，同样的道路可以比双向交通增加60~70%。

城市土地供给的很大一部分成本，就是基础设施的成本，而其中道路占了很大一部分。过多的立交、过多的大马路势必增加城市土地供给的成本，从而导致地价增高，居住和创业的门槛提高。

令人忧虑的“贵族化”城市建设

我国城市进入门槛很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城市建设过于强调超前，强调高标准，城市规划一开始就把城市搞得很“贵族化”、搞得档次非常高。

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建设的基础设施成本很高，摊到土地上，使得房产的价格非常高，从而把很多就业机会屏蔽掉了。

所以，在未来城市开发里，要尽可能降低基础设施投资，不要追求大广场、大绿地、大马路，那些必须建设的能够带动地价升值的公共设施，要尽可能分散建设，强调整个城市土地的均好性，要把有效的资源摊到尽可能多的土地上，通过薄利多销的办法，尽可能压低土地成本，使农民进城的门槛变低、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