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古典理论诞生伊始，竞争就从理论上被假设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所谓的“均衡”。从那时起，对完全竞争的批评就没有停止过。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五章“竞争的含义”中写道：“根据广为接受的观点，完全竞争须具备下列先决条件：（1）同种商品由大量较小的销售者供应或购买者需要，其中无人能以其行为对价格施加可感受到的影响。（2）能自由进入市场，并且没有其他限制价格和资源流动的阻碍。（3）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完全了解相关因素。”然后，哈耶克指出：“倘若我们探询一下，要是那些条件全部得到满足，通常称为‘竞争’的活动还有哪些仍可能存在，那么，作为竞争均衡理论的起点的这些假设的奇特能通过质，就会暴露无遗。在此，也许值得回忆一下约翰逊博士给竞争所下的定义，他说，竞争是‘力图获得别人也在力图获得的东西的行为。’这样，在被所谓的‘完全竞争’控制的市场上，还有多少在日常生活中适合于这种目的的手段可供销售者利用呢?我相信答案确实是‘没有’。根据‘完全’竞争的定义，为货物和服务做广告、对其削价和改进（‘使其拉开差距’）等等活动全部被排斥在外，所以，‘完全’竞争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一切竞争活动。”尽管从斯拉法、哈耶克到科斯，对新古典的批判汗牛充栋，一直未曾断绝，但新古典却仍然一统经济学天下，萨缪尔逊以后的本科经济学教科书，基本没有本质的变化。只有范式才能取代范式。按照库恩的观点：“一个科学理论，一旦达到范式的地位，要宣布它无效，就必须有另一个合适的候选者取代它的地位才行”。
　　对新古典范式提出的否证，不论多么雄辩，都不足以完成传统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更一般的价格机制描述，否则，制度就无法真正成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多年来，经济学的先驱们在经济学的局部，提出了大量修正“完全竞争”的洞见。本文的目的，就是将这些分散的洞见——包括阿尔钦竞争基准、马克思生产函数、熊彼特竞争、威克瑞竞争、哈耶克竞争——组合成一个完全取代新古典的范式 ，从而将基于均衡的经济分析，完全转移到基于竞争的新理论。
　　一、范式的转变
　　（一）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局限
　　用粗略的线条描述前人的工作，总是有着极大的风险。但笔者仍然认为布鲁（Stanley L.Brue）在《经济思想史》中对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的区分，抓住了经济思想流变的主要线索：“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生产成本（供给）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主要因素。最早的边际主义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强调需求，而将供给完全排除在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供给与需求综合成为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基本上是边际主义的，同时包括了对保存下来的古典学派明智的认可” 。
　　在古典经济学所处的时代，物质短缺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供不应求是市场上的常态。这使得经济学的开拓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回答如何扩大有效供给。供给的增加，基本上就是可以代表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加。成本作为生产问题的核心，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基础。
　　随着经济的增长，生产过剩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供大于求开始在许多成熟的市场成为常态。需求成为制约经济的主要瓶颈。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于是以边际学派为主的经济学家，开始从生产一侧转向消费一侧。偏好、效用成为经济学家分析的基础。
　　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通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叉点，把古典学派和边际学派结合到一起。“马歇尔剪刀”意味着价格必须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同时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完全竞争范式”（perfect competition）。
　　在完全竞争的框架里，价格实际上是预先给定：消费者根据价格和偏好在不同的产品间取舍；生产者则根据价格在不同的生产要素间取舍。价格形成的真正机制被一个虚拟的“瓦尔拉斯拍卖人”（Walras Auctioneer）假设掉了。很显然，在这种机制里，任何价格在理论上都必定存在着一个最优的消费者解和生产者解。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在需求方面，在既定的价格和税收条件下，作为竞买者的每个人都力图达到最高的无差异水平，他们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使社会到达到最优的完美状态”。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只是告诉我们，当市场有一个给定的价格时，应该如何配置既有的资源，而没有回答最优的价格是如何获得的。这个范式的假设和前提虽然能够在逻辑上保证新古典理论的自洽，但竞争却从经济分析中消失了。在斯拉法看来，价格和数量都是生产者竞争的手段，但新古典却告诉企业家“它们生产的限制是来自于它们企业内部的生产条件，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这种条件不允许一个更大的产量”。长期以来，空间概念一直无法进入经济分析的主流。空间科学的倡导者艾萨德就曾讥讽现代经济学，只存在于“没有空间维度的胜境”（wonderland for no spatial dimensions）。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竞争从空间分析范畴中消失。
　　象棋是一个恰当例子，可以用来比喻来价格理论和竞争理论的差异（图1）——价格理论就像比赛之前的棋局，所有棋子都在最优的位置上；而竞争理论，则是比赛中的残局，每一步都意味着一种均衡。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对价格理论的修补，而是用新的概念群（conceptual net）取代（或重新定义）所有新古典的概念。唯有如此才能将基于均衡的理论彻底转变为基于竞争的理论。

　　（二）基本概念和假设
　　阿尔钦规则。
　　放弃“马歇尔剪刀”供给与需求交点自动决定均衡决定价格的隐喻。阿尔钦在《大学经济学》中提出一个命题“竞争从来就不是‘买者对卖者’，而总是买者对其他买者，卖者对其他卖者”。笔者将其称为“阿尔钦规则”。按照这个规则，竞争立刻就回到了经济分析的核心。按照阿尔钦规则，笔者提出了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分别竞争的定价机制 ：（1）当供给小于需求时，竞争只发生在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之间的竞争，最终决定均衡的价格；（2）当供给大于需求时，竞争只发生在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最终决定均衡的价格。
　　生产函数。
　　放弃新古典无差异的生产者假设。亚当?斯密 在《国富论》第二篇第一章《论资产的分类》中，将投资资本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1）资本可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物品，然后卖出去以取得利润。这样使用的资本，在留在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对于投资者不能提供任何收入或利润。商人的货物，在未卖出换得货币以前，不能提供收入或利润；货币在未重新付出换得货物以前，也是一样。商人的资本不断以一个形态用出，以另一个形态收进；而且也只有依靠这种流通，依靠这种继续的交换，才有利润可图。因此，这样的资本可称为流动资本。（2）资本又可用来改良土地，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工具，或用来置备无须易主或无须进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润的东西。这样的资本可称为固定资本。
　　马克思则将固定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组成了生产者完整的生产函数 。相对于新古典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我们将这个生产函数称为密斯-马克思生产函数。在新的生产函数里，劳动力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按照马克思《资本论》里著名的价值公式W=c+v+m（商品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作为厂商的生产函数：
　　（1）
　　其中，P为利润（Profit），R为收益（Revenue，相当于马克思公式中的价值W），C为成本（Cost）。产品的价格（p）和产品数量（Q）的乘积，定义为生产者的收益（revenue，R）。假设不存在价格歧视，所有相同的产品价格都是一样的（这意味着收益曲线的斜率是一个常数）：
　　＝p×Q    （2）
　　成本函数。
　　生产所需的代价为生产者的成本（cost，C），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其中，固定成本（fixed cost，相当于马克思公式中的不变资本c）为生产者的一次性投入，用于生产工具和设备；边际成本（variable/marginal cost，b。相当于马克思价值论中的可变资本v）是每一单位产出的边际成本，是产量的函数。
　　（3）
　　利润（surplus，类似于马克思公式中的剩余价值m）是收益R减去成本C后的剩余。显然投资（C）只能来源于利润（P），则成本函数的约束条件为：
　　＜P    （4）
　　根据边际成本曲线的不同，生产者的函数可以分为报酬递减、报酬恒定和报酬递增三种可能。为方便起见，可以用简化函数形式表示报酬恒定、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例如：g（Q）=c+bQ，g（Q）=c+blnQ和g（Q）=c+ebQ。其中，c为固定成本，Q为生产规模。

　　理性生产者假设（rational producer）。
　　所有理性生产者的行为都是利润最大化。
　　消费人假设（consumption agent）。
　　为了解决经济学中不同人之间效用的比较和加总的问题，用消费人（consumption agent）的概念替代新古典模型中的自然人（nature agent）。自然人的每次消费被计为一个独立的“消费人”。例如，当一个自然人消费多个相同产品时（比如买五个面包），被看作许多不同的消费人（计为5个消费人）。消费人相当于现实中“人次”的概念。比如，在人们统计乘坐飞机、观看电影时，并不在意每个人乘坐、观看几次，人们通常只关心总共有多少“人次”。
　　消费函数（consumption ）。
　　消费者函数由预算和效用/偏好组成。预算（budget）为消费者在总收入（income）中分配给这一商品（或消费者）的最高数额。效用/偏好为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判断，分为需要与不需要两类（正的效用/偏好或负的效用/偏好）。消费者按照偏好的强度分配预算给不同的消费人。当消费者数量极大且口味不断变化时，消费人集合可近似看作一个连续统。
　　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
　　针对任意给定的产品，消费人的偏好（或效用）分为需要（效用为正）和不需要（效用为负）两个集合。同样，每一个消费人的预算是有限的，也可以被分为有能力购买（预算为正）和无能力购买（预算为负）两个集合。有效需求为有需求和有消费能力两个集合的交集。消费者可以支付的费用和实际支付服用的差额，为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是否购买一个产品，取决他能够分配给这个产品的预算和偏好——他必须既喜欢这个产品（效用为正）又有足够的购买能力（预算为正）。
　　理性消费者假设（rational consumer）。
　　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其所喜爱的产品。
　　根据这一组概念，我们就可以重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
　　二、竞争的规则
　　（一）生产者竞争——供给大于需求时的定价规则
　　根据阿尔钦规则，当供给大于需求时，竞争只在生产者之间展开。生产者之间以熊彼特竞争——市场上最优的生产者同次优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展开 。最优的价格和规模必须通过生产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我们称之为生产者竞争——获得。
　　在报酬恒定和递增的情形下，熊彼特竞争只发生在生产效率最高的生产者和生产效率次高的生产者之间。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市场上均衡的规模就是生产者最大化生产时的规模。最优的生产者排除所有竞争者攫取全部的市场。根据理性生产者假设（必须获得正的利润），最优的价格就是次优生产者利润刚好为零时的价格。在这个价格下，次优生产者（以及所有其他更次的生产者）会自动退出，最优厂商以最小代价获得全部市场。此时的“价格-产量”，就是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和产量。

　　图2描述的是报酬恒定条件下熊彼特竞争的情形。收益曲线的斜率等于均衡时的市场价格，由最优生产者决定。这个结果表明，在报酬递增和报酬恒定的情况下，最后市场的均衡结果一定是垄断——只有一个生产者。此时，垄断不仅不是非效率的，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只有最优生产者生产规模最大化时，社会才会以最少的成本，产生最大的剩余。
　　垄断并不等于垄断竞争。在垄断竞争里，次优（the second best）生产者（或替代哈耶克产品生产者）在价格形成机制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垄断是指市场上由于种种原因（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源，没有替代产品或指定的专营者），次优的竞争者（或替代产品生产者）缺位时的状态。因此，打破垄断，保护垄断竞争最重要的不是限制最优生产者，而是降低市场进入的门槛，支持（甚至创造）次优生产者。
　　由于专门技术或垄断资源，市场上可能出现只有一个“天然垄断的生产者”情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也不能任意定价。因为提高价格可以导致两个结果：（1）消费者的预算减少；（2）生产者利润增加。在第一种情况下，市场规模会不断缩小。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导致平均成本的上升，侵蚀生产者的预算剩余并迫使价格进一步提高。此时必定存在一个价格，使得所有的消费者的预算和小于固定成本——高于这一价格，消费者就会退出市场。如果是第二种结果，当生产者的利润增加到一定数量，市场就会分裂出新的哈耶克产品，并摊薄原来产品的利润。
　　报酬递减的情形稍微复杂，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时的规模可以大于、小于或等于市场有效需求的规模（图3）。当大于或等于市场的有效需求时，均衡的结果同报酬递增和恒定时一样，只有一个最优的生产者。但如果市场规模可以容纳多于一个生产者，我们可以把熊彼特竞争稍作拓展。此时，最优的生产者不会占领全部市场，而是停止在其最优的生产规模上。同时，第二、第三个生产者开始加入生产（或最优生产者建设第二、第三个工厂），直到第n-1个生产者（或工厂）满足全部有效需求。市场的价格，是由第n-1个生产者决定。最优的价格，应当刚好令第n个生产者的利润为零。当市场需求极大，报酬递减导致生产者极多时，市场上近似新古典完全竞争时的情形——大部分生产者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决定者（price maker）。

　　在基于均衡的价格理论中，规模报酬无限递增的情形下，规模无法收敛。最后世界上将会只剩下一个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在1926年第12期《经济学》杂志上，斯拉法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Laws of Return under Competition Conditions的重要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日常经验表明，大批企业和生产支撑消费品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在一种单个成本不断下降的条件下运转的。如果生产者可以依靠它出售其产品的市场，并且这个市场在现行价格下能够接受任意产量的产品，而他自己除了生产产品以外没有任何困难，那么几乎每一个此类产品的生产者都可以将它的企业扩展到非常巨大的程度。”但在完全竞争的范式里，无限的报酬递增非常难以处理。杨小凯和黄有光指出：“当规模经济普遍存在时，斯密看不见的手与福利极大化不相容。这使很多经济学家烦恼。”
　　在竞争理论中，主观成本和客观成本分别在不同的维度，独立地影响市场区的规模。当产品的市场是由预算约束时，生产者可以通过价格影响消费者的预算（两者负相关），进而间接影响市场（有效需求）的规模。消费者的偏好不受价格变化的影响。
　　市场的边界由消费函数界定——有效需求的规模，决定了生产规模的上限。有效需求为正效用和正预算消费人的集合。当市场规模的边界时由预算约束限定时（图4），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或生产者产品价格的下降，将会引发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进而导致生产者利润的增加，直到遇到效用约束的市场边界。当市场规模的边界是由效用约束限定时（图5），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或生产者产品价格的下降，不是引发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导致预算剩余增加。

　　（二）消费者竞争——供给小于需求时的定价规则
　　按照阿尔钦规则，当产品供不应求时，竞争发生在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价格是通过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我们称之为消费者竞争——获得的。

　　根据威克瑞拍卖理论中以其名字命名的Vickrey拍卖（the second-price sealed-bid Auction），价格由买方竞争决定：市场的价格由出价最高的买方决定，其价格令出价第二高的拍卖者消费者剩余小于零。在这个机制里，消费者预算是决定谁获得产品的唯一基准 。
　　当我们把只有一个产品多个竞标人的市场，扩大到有n个产品且有效消费人大于n的这种更一般的情形，此时市场的价格就是第n个竞标者——市场上能满足的最后一个要素需求者——支付的价格。这个价格应该刚好让第n+1个竞标者预算等于零。当产品的供给大于效用限定的消费人集合时，最后一个消费人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决定了产品的市场价格——用张五常的话说，此时的“价格是消费者在边际上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 。
　　（三）消费者对生产者的竞争
　　根据阿尔钦规则：“竞争从来就不是‘买者对卖者’，而总是买者对其他买者，卖者对其他卖者”，这一规则正确揭示了消费者竞争和生产者竞争是两个分别的定价机制，但同时却错误地排除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在现实中，这种竞争不仅存在，而且更为激烈。对于市场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定价权的争夺主要体现在定价方式的决定上——消费者努力使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生产者则努力使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其手段是通过改变规则，使供求关系向有利于自己一方转变。
　　反垄断法的本质，就是通过限制生产者对生产的垄断，防止其有意将供给的数量限制在供不应求的状态，迫使消费者竞争获得生产者剩余。而诸如欧佩克之类的组织，则是通过生产者之间协调生产规模，保持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状态，防止市场由消费者竞争转变为生产者竞争。囚徒困境，也是迫使囚徒之间相互竞争的一种制度设计。像医生、律师甚至工人，竭力通过各种职业门槛（资质）和行业协会，设置进入门槛，限制供给的增加，维持其市场价格。国际上各种贸易规则的确定，其核心也是为了争夺定价权。
　　很显然，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转换点，是决定消费者和生产者谁能拥有市场定价权的临界点。市场上产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在一个临界点使得市场变为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这时市场竞争会立即切换到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的竞争。马歇尔新古典综合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自然不会飞跃” ——供给曲线和消费曲线都是随着价格的变化，连续变化。而消费者竞争和生产者竞争的转化，则意味着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影响不会是连续的——价格不是连续地增加或减少，而是立即跌落（或跳跃）到生产者（或消费者）竞争决定的均衡点上。此时的市场价格变为由生产者的生产函数（或消费者需求函数）决定——最优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将价格定在令次优生产者利润（或次优消费者预算）为零的水平上。显然，此时的价格-数量曲线一定是非线性的。
　　当市场处于消费者竞争，所有生产者不论是一个还是多个生产者，都可以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利润的多少取决于各自的生产函数（成本的多寡）。最后一个生产者，就是在均衡价格下，利润为零的边际生产者。显然，消费者竞争越激烈，价格越高，市场上容纳的生产者（可以获得正的利润）就越多。对所有生产者来说，供不应求的程度越强烈，消费者被迫支付的价格就越高，对于现有的生产者就越有利。
　　当市场处于生产者竞争，所有消费者都自动最大化其消费者预算剩余。供大于求的程度越强烈，生产者之间的杀价就越猛烈，消费者节省的预算就越多。因此，对于消费者，生产者竞争越激烈越好。在存在规模经济的领域，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可以通过杀价，将其他生产者逐出市场。而一旦生产者对供给出现垄断，就存在强烈动机，将生产的规模限制在消费者需求以内，从而迫使消费者之间竞争，从而获得最大剩余。
　　（四）Dixit-Stigliz模型
　　1977年，迪克西特（A.K.Dixit）和斯蒂格利茨在（Joseph.E.Stiglitz）在《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的多样性》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D-S效用函数，后被引申为D-S生产函数）。D-S模型是新古典框架最接近竞争理论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兼容递增的报酬，而且可以内生产品种类。一经问世，便极大地扩张了经济分析的理论边界。但从本质上讲，D-S模型仍然是一个非竞争范式——价格、数量和种类并非通过消费者和生产者竞争决定的。
　　模型假定每个厂商的成本函数为：C（xi）=a+cxi，其中a为固定成本，c为不变的边际成本（这与本文提出的生产函数C（Q）=a+bQ是等价的。由于存在固定成本a，必然导致报酬递增）。为了求出市场均衡解，D-S给出了两个条件：（1）每个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2）新厂商自由进入，直至净利润恰好为零。即对第n个厂商有（Pn-c）xn=a。第一个条件，就是本文提出的生产者边际成本递减，同时市场需求大于一个生产者最优产量时的特例。第二个条件则等价于熊彼特竞争的结果。
　　至此，竞争范式在D-S模型中已经呼之欲出了。为什么D-S模型在如此接近范式转换时，又回到均衡?问题出在D-S模型获得最优的规模和价格的方式上。D-S模型为了获得均衡的规模和价格，首先提出了一个预算约束：

　　这也就是产品xi的需求函数。由于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都是对称的，因此在市场均衡时，每个厂商具有相同的均衡产量，面对同样的均衡价格。根据需求函数和上述两个生产条件，可以求得均衡价格Pe=c（1+β）=c/p、均衡产量xe=a/βc和产品种类n。
　　由于预算和替代弹性可以事先获得，生产者都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自然不必经过竞争就可以获得均衡的价格—产量—种类。但在现实中，恰恰产品的替代弹性是无法获得的，就算是有这种弹性，也必定是个人的效用曲线，根本不能用来加总获得对每一个消费者都一致的替代弹性（更不要说这个弹性还可以是对称的）。
　　本文提出的消费者函数，由预算和偏好两个变量决定。每一个商品的有效需求，都由正的预算和正的效用两个消费人集合的交集确定。由于消费人是人次的概念，无需进行效用比较，替代弹性的概念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每个厂商的生产成本不同，产量、价格自然也都是不同的——实际上，所有厂商正是通过改变价格和产量来相互竞争的。所有厂商不是面对消费人预算约束就是效用约束——如果它的产品面对的是预算约束，就可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价格扩大规模；如果它面对的是效用约束，就需要通过创新产品扩大规模。在这个游戏里，均衡的价格、数量和种类都是竞争的结果，每一个厂商都不一样。
　　正因如此，本文提出的生产者竞争，并不需要D-S模型的第一个条件——生产者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即使边际收益永远大于边际成本，最优的生产者也可以通过熊彼特竞争获得均衡的价格。市场的价格也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第n-1个生产者根据第n个厂商的生产函数决定的。厂商更无需知道产品的“替代弹性”。由于利润和预算都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稳定的一般均衡（各方最优）状态既没有现实意义，也没有稳定的解。
　　至于在供不应求状态消费者竞争下的价格和数量，在D-S模型里完全无法内生。
　　三、哈耶克竞争
　　（一）相邻产品和多样化
　　新古典隐含的一个假设，就是供给和需求是数量和价格两个变量的权衡（trade off）。多样化的生产和需求主流经济学派中很少被讨论。早在1937年，科斯在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中 ，就已经注意到产品种类的重要性：“人们有时假定，如果企业的成本曲线向上倾斜，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在规模上会受到限制；而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在规模上受到的限制是因为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企业不愿意付出大于产出的生产代价。但显然企业可以生产一种以上的产品，所以，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成本曲线向上倾斜和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边际成本通常不低于边际收益的事实会限制企业的规模。罗宾逊大人做出了仅生产一种产品的简单假定，但研究企业生产的产品种数是如何决定的显然是重要的。同时，没有一种假定实际上只生产一种产品的理论会有非常大的实际意义。”在这篇著名的论文里，科斯用一个屠能式的图解说明，企业（产品）的边界同样可以被另一个企业（产品）所限定。科斯写道：“设想一个企业家从x点开始控制交易。现在，当他在同一种产品（B）上扩大其生产经营活动时，组织的成本会增加，直到他等于邻近的其他产品的组织成本为止。随着企业的扩张，企业生产由此将从一种产品发展到多种产品（A和C）。”
　　科斯处理这一问题的办法同蒂伯特处理最优社区的规模是等价的——都必须假设企业（社区）的成本曲线是凸的——存在极小值（组织成本的增加速度快过规模效益的增加速度）。一旦放松这个假设，允许存在无限的规模经济，均衡的规模——价格将不复存在。科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紧接着写道：“这样处理问题显然是不全面的，但对于表明仅仅论证成本倾向于向上不能得出企业规模会受到限制的结论，则是必要的。至此，我们只考察了完全竞争的情况，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遗憾的是，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并非如科斯所猜测的那样“显而易见”。斯拉法在1926年的著名论文里，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不同产品垄断生产者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富有洞察力的描述：“当生产一种产品的每一个企业都处于这样一种情况，这种产品的总市场就会被进一步细分为一系列不同的市场。任何一个想通过侵入其竞争者的市场而将自己的产品扩展出自己市场之外的企业，为了超越包围它的各种障碍必然要引致沉重的市场营销费用；但在另一方面，在它自己的市场和它自己的障碍的保护下，它拥有一种享有特权的地位，借此它可以获得各种好处——如果不是在程度上，至少在它们的本质上——与普通垄断者所享有的特权是相等的。”但同科斯一样，斯拉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种类的产品。更没有说明不同产品的规模和价格是如何决定的，最优的种类数是多少。他只是指出，从一种产品生产进入另一种产品的生产是有代价。那么能否抛弃科斯和斯拉法从生产者一侧解释产品种类，而从消费者效用一侧推导产品的种类和规模呢?显然这会更加困难，因为所有消费人偏好不同的假设，很容易得出蒂伯特式的结论：“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产品的生产者”。
　　伟大的洞见来自新古典的批判者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提出：“我们必须处理一个由相近替代品组成的系列，它们中的每一种都不同于其他的，但这种差别又未明显地使替代停止。分析这种情形中的竞争所得的结果，在许多方面都比分析同一生产完全不同于所有其他商品的同种商品的工业所得的结果，更符合现实生活的状况。或者说，如果没有两个商品完全相同这一情况被认为过于极端，那我们至少可以看看这种情况，即没有两个生产者生产完全相同的商品，不仅人身服务是这样，许多制造品市场，如书籍、乐器等等，也是如此。”
　　沿着哈耶克的思路，我们继续探索多样化竞争时，价格-数量一种类是怎样被决定的。
　　（二）效用最大化与规模经济
　　一个“消费人”决定是否购买一个产品，同时取决于两个条件：（1）是否有足够的预算（同生产者的价格负相关）；（2）是否有正的效用。消费者的剩余有两种：效用剩余和预算剩余。对于每一个消费人来说，只能出现一种剩余——不是有钱买不到合意的产品，就是有合意的产品，却没有足够的预算。在生产效率最大化时，预算的剩余为零（所有有正效用的消费者，刚好花完其全部预算）；当消费效率最大化时，效用剩余为零——每一个消费人都得到自己合意的产品。鉴于消费人（大于自然人总数）被假设为一个连续统，因此，潜在的产品种类（或者说市场需求）可以被认为是无限的。显然这两种效率是负相关的，不可能同时被满足。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基本假设——所有“消费人”的偏好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假设，消费者的偏好可以视作一个连续不同的实数集。这就意味着每一种产品最多只能“完全”满足一个消费人。其余的消费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损失（尽管效用仍是正的）。没有被完全满足的部分，定义为效用耗散（utility dissipation）。同理性生产者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假设一样，理性消费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可以用一个鞋子的需求市场来说明。假设每一个人的脚都是不同的。而生产者生产的鞋则是完全一样（因为规模经济）。结果必然只有一双脚可以完全符合这个鞋的尺寸。而其他所有消费者的脚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为了减少消费者的效用耗散，就需要鞋的“种类”越多越好。可选择的尺码越多，脚的满足程度就越高。当每一双脚都定做一双鞋时，效用最大。换句话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并不是价格越低越好，在买得起的条件下，种类越多，选择越多，被满足的几率和程度就越高（图6）。

　　在固定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报酬递增（或恒定）的生产者，规模越大，每个产品中包含的平均成本就越低。对于这些生产者来讲，大规模生产比专门定做更有效率。这个模型厘清了专业化生产导致的企业规模缩小和多样化消费导致的产品市场细分，是两种不同的过程：前者是生产一侧追求规模效益导致的。通过生产专业化分工，在局部环节形成规模经济。其结果是最终产品总成本下降（并间接导致价格下降）；后者是在消费一侧追求效用最大化导致的。市场细分虽然导致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并间接引致价格上升），但却减少了消费者的效用损失。
　　只为一个消费人生产就是不经济的。然而对消费者来讲，价格一定的条件下，则是品种越多越好。因为可选择的品种越多，消费时的效用损失就会越少（图7）。预算剩余和效用剩余意味着相互敌对的效率。
　　规模经济可以放松消费者预算不足的约束，却导致消费者的效用损失。消费者偏好多样化消费，生产者喜欢专业化生产。这就需要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之间进行取舍（trade off）。市场最大化的条件是：当市场边界是预算限定时，首先要满足规模经济以降低成本；在市场边界是效用界定时，就应当优先增加产品的种类。

　　效用是边际主义乃至整个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很多学者因其无法人际比较而视其为经济学概念的“鸡肋”。如张五常就认为：“‘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不仅困难，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功用的理念可以用，但也可以不用。我不喜欢用功用理念的主要原因，是这理念增加了一项抽象的不存在之物：功用。既然可以不用，那就不用算了。” 在我的模型里，效用（偏好）同预算，共同决定了产品的市场需求并引发产品的多样化。偏好只能通过限定特定种类产品的规模，间接影响产品的价格。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潜在的商品品种被认为是一个连续不同的闭联集，相邻的产品可以互相替代。任何一种产品周围都存在由一系列连续不同的产品组成的潜在的产品集 。这种邻近的替代产品被定义为“哈耶克产品”。近似产品之间的“距离”，表示产品种类之间的差异（替代）程度。
　　不失一般地，可以将所有的需求看作是连续不同的实数集，使得潜在的消费人与潜在产品的种类一一对应。每一个需求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哈耶克产品”。每一个消费人对给定的产品具有不同强度的偏好（preference）。根据消费人的定义，当不同消费人消费同一种产品时，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消费人都会有效用损失（utility loss）。理论上讲，只有当产品种类至少和消费人数量一致时，消费者的效用损失才有可能为零。
　　同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型不同，由于利润的存在，经济不会达到一个均衡状态，而是会持续的增长（或萎缩）。就长期（long-run）而言，任何产品乃至整个市场，都不存在瓦尔拉斯意义上的稳定均衡。市场上的产品必定会随着经济的成长和衰落，分解或融合。当社会财富增加，市场规模随之扩大，规模经济使得成本下降，进一步增加消费者预算，消费者预算和生产者利润同时改进。但同时，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单一产品，使得消费者效用损失越来越大。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或生产者产品价格的下降，不是引发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导致预算剩余增加，剩余增加到一定程度，消费者就负担得起新的哈耶克产品。这时，原来较大的市场就会分解（bifurcation）为较小但更加个性化的市场。这意味着新的产品种类增加。
　　（三）哈耶克竞争
　　现在，我们描述不同种类产品之间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哈耶克竞争。相邻产品的竞争，同样符合阿尔钦规则：
　　当供不应求时。
　　有效需求大于任何两个产品的数量。两个产品都可以出清，竞争发生在相邻的消费人之间，两个产品的价格，都是边际消费人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
　　当供大于求时。
　　竞争发生在两个相邻产品的生产者之间，最优的生产者通过降低价格或提高效用（增加种类），来移动市场的边界。采用哪一个策略，取决于市场的边界是预算约束还是偏好约束：当市场规模的边界是由预算约束限定时，市场规律服从马歇尔的需求定律：向下的需求曲线——价格下降，需求上升，种类减少；当市场规模的边界是由效用约束限定时，市场规律服从Dixit-Stigliz模型——种类增加，需求上升，价格上升。
　　财富分布。
　　对于一个收入均等的社会（收入在每个自然人里平均分布），两个相邻的替代产品：（1）如果都是预算约束，收入降低或其中任何一个产品涨价，都会导致较便宜的产品需求上升（吉芬产品），较贵的产品需求下降乃至退出市场；（2）如果都是效用/偏好约束，价格的任何变化，都不会导致需求的增加，而是导致预算增加乃至新的产品的出现。对于社会收入不均等的社会，就会同时出现分别受预算和效用/偏好约束两个产品，价格变化只影响预算约束的产品需求，效用/偏好约束的产品保持不变。结果不是预算剩余就是效用/偏好剩余。社会财富的积累不会扩大有效需求，市场潜力因此无法最大化。这一结论可以推广到更多产品的哈耶克竞争。
　　价格-规模-种类。
　　哈耶克竞争内生了新古典需求理论和Dixit-Stiglitz模型——两个假设分别描述的是两种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市场结果。显然，只有生产者竞争且偏好边界是市场的规模的约束时，预算剩余的增加才会导致新的产品的出现。市场分解，规模不经济，导致价格上升，但却可以减少效用消散。消费者预算增加，使其负担得起更加个性化的产品。这样经济增长不仅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同时也必然伴随着生产产品的多样化。
　　在哈耶克竞争中，每一个厂商都是垄断的生产者。只要有效用约束，市场就会不断积累预算剩余，从而激励企业家不断研究新的哈耶克产品。同新古典范式相比，科斯框架里的生产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熊彼特“企业家”：发现需求，创造产品，制定价格。而完全竞争框架里的生产者，充其量不过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车间主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规模经济不会无限递增——当存在哈耶克产品时，即使是垄断的生产者，其价格和规模必定受到相邻产品生产者的限制（图8）。

　　在现实中，哈耶克竞争非常普遍无处不在。如果考虑到产地不同、品牌不同、时间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产品都是哈耶克产品，所有厂商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垄断生产者。生产者的熊彼特竞争和消费者的威克瑞竞争，乃是相邻哈耶克产品在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两种市场状态下的近似描述。以往我们担心无法被市场约束的垄断行为，都逃脱不了哈耶克竞争的约束。最典型的就是被普遍认为无法通过竞争提供的公共服务，在现实中都是通过哈耶克竞争（国家间、城市政府间的竞争）由市场来提供的。
　　在这个模型里，专业化生产导致的企业规模缩小和多样化消费导致的产品市场细分，是两种不同的过程：前者是生产一侧追求规模效益导致的。通过生产专业化分工，在局部环节形成规模经济。其结果是最终产品总成本下降（并间接导致价格下降）；后者是在消费一侧追求效用最大化导致的。市场细分减少了消费者的效用损失。但市场缩小则导致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并间接引致价格上升）。至此，我们获得了一个同时包括需求理论和厂商理论的完整的定价规则。根据这个规则，市场的“一般均衡”，乃是“价格-规模-种类”同时竞争的结果。
　　在古典经济学里，由于缺少效用概念，新产品及多样化的出现无法解释。在新古典的框架里，解释产品种类和多样化的效用概念，被误用来解释需求的数量和产品的价格。市场上价格、数量、多样化不能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描述和解释——马歇尔的价格理论只可以描述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CES模型只可以解释数量和种类的关系。而在我的模型里，这三者——最优的价格（price）、数量（quantity）、种类（diversity），可以同时内生。
　　四、应用和拓展
　　首先一个应用，就是处理空间问题。熟悉新古典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与价格理论不兼容。由于这种不兼容，严重地限制了价格理论对许多经济现象的解释。在处理空间问题时尤其明显。M.Fujita，P.Kmgman和A.J.Venables在《空间经济学》中指出：“从事经济地理的理论研究始终有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区域和城市发展的任何理论都取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不幸的是，规模报酬递增常常给经济理论家带来麻烦。除个别极其特殊的情况外，规模报酬递增都会导致完全竞争市场的分崩离析；即使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某种技巧解决，但还会影响到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因此，无限的规模经济在完全竞争的范式里，被各种假设和前提排除在规范分析之外。空间地理、公共产品等涉及规模经济的领域，经济学的应用受到极大限制。为逾越经济学建模技术上的障碍，空间经济学的作者们采用了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发展的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 s）来处理棘手的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但是，即使是这些作者们，对CES函数也并不满意。因为这个函数是建立在非常不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但在新的定价规则中，规模经济可以通过消费一侧的效用、预算以及相邻产品厂商的“哈耶克竞争”得到收敛。
　　垄断是新古典范式里又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本文在熊彼特竞争中，重新解释了垄断竞争意义：垄断是所有生产者竞争的本能追求——只要生产者的成本函数存在差异，垄断就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由于熊彼特竞争中存在次优的竞争者和相邻产品存在哈耶克竞争者，即使市场被一家企业垄断依然无法无限操纵市场价格和规模，其价格仍然可以通过市场获得。熊彼特竞争和哈耶克竞争的均衡结果最后还是趋向垄断，但其激烈程度是所谓的完全竞争无法相比的。
　　也许，哈耶克的关于竞争的观点，更好地描述了熊彼特竞争的情形，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竞争的含义”一节里，哈耶克写道：“完全竞争理论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忽略了时间因素，而使自己完全脱离了所有与理解竞争过程有关的东西。如果我们把竞争过程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连续（我们应该这么看），那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时候一般都只有一个生产者能以最低的成本制造某一特定产品，而且他事实上能以低于仅次于他的成功的竞争者的成本出售其产品。但他在试图扩大其市场时常常被他人赶上，而后来者又会再被其他人赶上而无法占领整个市场……这样一种市场显然决不会处于完全竞争状况。相反，竞争不但会非常激烈，而且也是使有关产品，在任何时候都能以已知的最廉价的方法供应给消费者的关键因素。”
　　反垄断制度的本质，乃是消费者同生产者之间的博弈。其目的不是保护其他竞争者，而是最大化消费者剩余。
　　应用本文提出的分析工具，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发现——公共产品同私人产品的定价没有本质差别。这两种产品都可以在本文提出的价格机制里得到一致的解释。如果我们把政府定义为通过空间收费（税）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就会发现政府的行为同市场上其他企业没有本质的差别。政府间的行为，战争、博弈、谈判，一样可以用追求规模经济和利润最大化来解释。从而证明了蒂伯特半个世纪前的天才猜想，公共产品的供给“如同私人空间经济的一般均衡解一样，如果偏好和资源禀赋既定，这个解就是最优的，而且可解”。
　　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政府不仅不是市场的对立面，相反，政府行为居于现代市场的核心——所有私人市场行为，某种意义上都是政府设计的市场规则的玩家（game player）。市场制度设计的好坏，规则被执行的效率，决定了私人的市场行为。将政府视为市场失灵的补充，将计划视为市场对立面等“经济常识”，都是错误理念的误导。
　　通过本文提出价格理论，许多分支都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里得到描述。例如，拍卖理论（Vickrey，W.S，1961）实际上是供不应求条件下消费者竞争的一般规则。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成本的最优配置问题，只要将其放入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模式P=R-C，宏观问题就可以视作微观商业模式的加总。博弈论研究的则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竞争的一般规则。
　　1991年，制度经济学的伟大先驱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题为“生产的制度结构”。在这个演讲中，科斯先知般地预言：“在那篇文章（《社会成本问题》）里使用的方法，最终将改变微观经济学的结构。”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均衡的范式依旧盘踞在经济学的底层，制度仍然徘徊在经济学理论大厦的边缘。只有当竞争范式取代均衡范式后，制度设计才会回到了经济学的中心，科斯预言改变才会真正到来 。

① 赵燕菁：《基于科斯定理的价格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赵燕菁：《公共产品价格理论的重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Zhao，Yanjing，The Market Role of Government In Urbanization，PhD thesis to Cardiff University，2009.

② Stanley L.Brae，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6th，ed.2000，Harcourt Inc.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Inc.中文版，焦国华等译，北京：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③ 赵燕菁：《基于科斯定理的价格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赵燕菁：《公共产品价格理论的重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Zhao，Yanjing，The Market Role of Government In Urbanization，PhD thesis to Cardiff University，2009.

④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二篇第一章《论资产的分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⑤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⑥ 熊彼特竞争概念参见Stiglitz，Joseph E.1997：Economics，2nd，中文版（梁小民、黄险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6页）的注解。这里将其拓展到解释多于两个具有不同生产函数的生产者日寸的情形。

⑦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张玉纲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2页。

⑧ 用科斯（1988）的原话就是“是由生产要素中在既定活动中的所得与在最佳活动中的所得的差额构成的”。参见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⑨ 张五常：《价格理论要失传了》，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1999年19月13日。

⑩  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序言中，马歇尔写道：“‘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对于边际学派而言，如果价格-数量关系是非线性的，就无法应用当日寸最时髦的数学工具——微积分。

?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第112、113页。

?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第112、113页。

?张五常：《经济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空间就是这类产品的典型，它是由连续不同的区位所组成，没有任何一个区位具有完全一样的性质。

?Fujita，M，P.Krugman and A.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IT Press，Cambridge MA.，1999.（《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贸易》，梁琦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科斯1991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生产的制度结构》，选自《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演讲集1969～1997》，柳适等编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