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地“十四五”发展规划还是基于过去四十年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尽管新冠爆发后，“内循环”的提法浮上台面，但从部门到地方的计划并没有真正为转变做好准备。

　　第四季度出口意外暴增，特别是拜登当选带来了重归全球化的期待，重新动摇了“双循环”孰重孰轻的争论。

　　“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之所以选择两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生态的冲击到底有多大，一时难以看清。目前只能基于假设性判断，来分析未来可能竞争态势，从而为基于内循环的做好准备：

　　第一个大判断：

　　此次疫情打断了美国去虚拟化进程。美国为了应对疫情释放出海量货币，使得美国必须依赖货币输出，对称的结果必然是国内市场的流失，制造业回归无望，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巨大的债务，特别是国内利益分化，使得“十四五”这个时间段内，美国无力发动大规模外部战争。

　　第二个大判断：

　　疫情已经从战役规模发展到战争规模。如果其他主要国家疫情不能在一到两年内得到控制，世界大国的地位在疫后很可能会剧烈重组。

　　王湘穗在疫情初期提出“世界大战”，可能成为现实。疫区和非疫区将决定谁是这场战争的“战败国”和“战胜国”，世界各大国的地位很可能重新排序。

　　第三个大判断：

　　疫情改变了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竞争模式。历史表明，大国竞争很难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竞争并非只有“物竞”一种模式，“天择”也可以淘汰不能应对危机的一方。新冠大流行让中美面对同样的考卷，疫情将中美可能的直接冲突，转变为各自与新冠的对决。

　　尽管美国想通过追责中国，将这种间接对决还原为中美直接对决，但大流行在美国失控，瘫痪了美国选择直接对决的能力。原本在中美之间对中国不利的“拳击”比赛，突然转变为对中国有利的“体操”比赛。

　　以上判断的前提是新冠大流行在有了疫苗之后仍然无法控制。让我们先假设这几个判断是对的，那么无论美国谁当总统，中国都可以避开与美国在对自己不利的“客场”对决。

　　在未来的“战争”中，只要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主场占优的中国就能开始获得战争的主动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胜出，成为新比赛的规则。在未来“十四五”，各国比拼的将会是：

　　▍影响

　　2020年对未来几年最大的影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货币超级宽松。即使未来新冠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持久影响。

　　如果发达国家采用直接向民众补贴现金的救助办法，在开工不足的情况下，货币就会转变为逆差，从非疫区的进口会创造额外的“疫情特需”。鉴于中国是少数恢复生产的非疫区国家之一，明年外需增加很可能超出往年的规模。

　　如果发达国家采用购买金融资产的方式创造货币，就会出现资本过剩，相对地，越发稀缺的资产价格就会飙升。如果坚持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不随之宽松，外币计价的中国资产就会非常便宜。

　　外资将大举涌入收购中国资产。如果人民币随美元一起宽松，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结果就是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出现大规模动荡，这一后果已经在过去一年的发达国家街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如果中国采用浮动汇率，人民就可能面临快速升值压力，“疫情特需”带来的出口效应就会大打折扣。

　　合理的对策是：

　　1.开放一般贸易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锁定美元汇率，为出口创造条件；

　　2.严控资本FDI，防止廉价资本通过股市或FDI抄底中国资产。

　　中国获得的外汇，不要继续购买发在国家国债等金融资产，而是要抄底廉价资源、优良资产，特别是技术和人才。人民币要做好转变为浮动汇率的准备，一旦外币失去信用，要能够用本币开展外贸结算。

　　货币是未来几年最大的变量，只要人民币能保持正的利率，就有可能成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安全岛。这就要求中国在成为储备货币之前，不能开放资本市场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对策

　　在新的竞争格局下，还是要将稳定置于发展之上。不要追求经济的绝对速度，而是要保持与主要竞争对手国的相对速度。即使绝对速度减缓，但只要比对手更快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发展目标。

　　速度服从稳定。在这场全球社会治理能力的大考中，能得到人民支持的国家，将会在这场全球战争中胜出。

　　第一，要确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国家治理能力首先体现在疫情的控制上。中国要不惜代价，利用体制上和科技上（疫苗）的所有工具，保住2020年抗疫胜利的伟大成果。只要中国继续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安全的地方，中国就可能在支援世界抵抗新冠的战争里从“战争特需”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确保中国非疫区状态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国际竞争的基础。中国明年的关键就是控制疫情，越是控制住疫情，对中国越有利。疫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对速度。

　　第二，要确保社会阶层不会分化。

　　货币宽松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的加大。美国此次大选的乱局，根源就在于其全球化的角色使得美国资本与劳动两极化--资本的财富份额急剧增加，劳动的收入比例则迅速下降。可以预见，为应对新冠而猛烈扩张的货币，将会进一步分化美国社会。

　　不论美国哪个党派上台，社会阶层的分裂在短期内都难以弥合。如果这种社会利益极化发展为空间利益极化，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就有可能在大选后继续甚至加剧。

　　中国如果抑制货币宽松的冲动，资产（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就会得到控制，社会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美国的国内矛盾就意味着中国有处理国内问题的空间。

　　第三，确保经济保持一定增速。

　　一定的经济增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政府保持经济增速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投资公共产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固投。

　　但在目前负债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决策者很难下决心继续大规模固投。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会带来资产价格飙升，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压力。能否找到有稳定收益的投资项目，变得至关重要：

　　1.政府投资。政府固投的问题不是债务多少，而是投什么，是否能找到有稳定收益的投资品。固投的收益决定了固投的上限。现在的债务问题不在于杠杆太高，而在于没有稳定的收益。

　　因此，“十四五”期间要把寻找设计投资项目，作为国家一种战略能力。各级政府--从国务院各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发改部门，要将项目策划（而不是汇总）作为部门工作的重点，要有职业化的项目策划机构。

　　2.企业投资。三星对日本半导体赶超的成功经验，就是不顾市场低潮逆周期投资。如今新冠的大流行也带给中国类似的机会。逆周期投资需要强悍的融资能力。中国最核心的资本市场，就是房地产。这决定了作为一级市场垄断者的地方政府必须负担起企业逆周期重资产的重任。

　　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首先要改变土地融资资助旧城更新的做法，减少对低收益甚至无收益公共设施（特别是音乐厅、体育馆、文化中心等“炫耀性”资产）的投资，把土地融资获得的宝贵的资本逆周期投向高科技企业。

　　合肥近年来教科书般的成功，为地方政府资本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3.家庭投资。家庭住房是最大无风险潜在需求，家庭重资产升级带来的刚需，是未来增长最大的机会。国家应当通过“先租后售”、保障房等金融手段，帮助家庭完成包括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投资，替代基建放缓损失的需求。

　　4.对外投资。仿效两次大战时的美国，向急需中国抗疫支持的国家发放人民币计价的贷款购买中国物资，在支持世界恢复经济的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战场

　　按照前面的判断，未来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战场是在各自国内。拜登政府对外政策很可能到老路--通过破坏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国家内部稳定，维持美国的相对优势。

　　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从外部极限施压重新转变为内部分裂。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会变得更加激烈。中国的对策应当是稳住国内，静观美国形势的进一步剧变。

　　中国内部稳定基础是什么？从新冠疫情爆发后急剧分化的中国舆论，可以清晰的看出，支持稳定的力量不来自于跟随改革开放成长并在其中获利的这一代人，这些人的经历（计划经济的失败、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

　　真正新生的支持力量，来自于中国过去20年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他们看到的中国乃至世界和上一辈完全不一样。他们更自信，不会仰望外部世界。只要这个阶层稳了，某些力量就很难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大浪。

　　但这种支持不会永远保鲜。香港和台湾过去十几年社会气氛的转变说明，如果新生代进入社会后最主要的诉求难以满足，这样的支持很快就会消退甚至转向。

　　在年轻人的诉求中最主要的第一是就业，第二是住房。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住房。住房不是简单的消费，其本质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平台。其功能就像公共服务的“插座”，没有住房，劳动就无法真正接入城市公共服务，也就谈不上分享城市财富的增长。

　　如果不能在年轻人进入社会最困难的阶段解决住房问题，新生代很快就会从稳定力量变为破坏力量，一旦走到对立面，政府的权威就会下降，社会就会埋下长期动荡的种子。

　　因此，“十四五”一定要把住房放到一个更重要的战略地位。相对投资回报越来越少的“铁公基”而言，住房的收益稳定且安全。

　　如果选择合适的金融工具（例如“先租后售”）不仅不会出现大规模烂尾楼和债务违约，还可以稀释坏账，带来二级消费--是少数几个可以同时大规模拉动投资和内需的方向。

　　战略切忌多端寡要，关键是选准最重要的突破口。如果说朱镕基时期靠的是高速公路作为固投的旗舰，温家宝时期靠的是高铁作为固投的旗舰，现在这个新时期，就应当把全社会住房保障作为固投的旗舰。中国今天的国家财富足够在短期内把新生代的住房解决好几遍。

　　中国真正缺少的不是资本，而是政治决心和正确的方法--缩小贫富分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真正强大的基础。一旦新生代住房问题解决，中国就能够在这场世界抗疫大战中不战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