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利：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这场科技战中，美国是领先者，中国是追赶者，两者的相对位置决定了两者优势战场不同。谁能避开对手的优势战场，并迫使对手在自己的优势战场展开决战，谁就能获得“先手”之利。对于领先者，其最大的成本就是提出创意并反复试错，一旦成功，追赶者总能通过仿效和学习，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获得同样的技术。而领先者延缓追赶者最主要的护城河，就是专利保护制度。对于追赶者而言，专利保护的位置，一般就是最容易突破的位置。如果每项技术都从头研发，由于最优的技术路线已经被先行者占据，往往花更多的钱，也不一定赶得上快速迭代的领先者。由于专利保护的往往是领先者最容易被突破的部位。作为追赶者的中国应当选择专利作为中美科技战的主战场。
台积电就曾利用专利制度，成功阻击了中芯国际的追赶。如果不是2009年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张汝京的诉讼，今天的中芯国际很可能已经与台积电并驾齐驱。美国纺织业突破英国技术封锁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1793年，塞缪尔·斯莱特凭记忆复原出了英国严禁输出的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帮助美国纺织业后来居上。1793年的美国《专利法》，更是明确规定专利的授予对象只能是美国人，鼓励那些技术人员连人带技术一起来美国。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仿效的成功做法。
二、立法：取消专利保护
针对美国《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我们应当：
1）通过立法程序宣布，任何被主权国家禁止输出给中国的技术，以及被政府驳回的技术出口申请，其专利在中国的保护便自动失效。有关部门应根据按照这个立法，针对美国制裁法案中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和被美国行政部门驳回的对华技术出口，第一时间公布取消或暂停专利保护的目录，并快速受理该项专利在中国的重新授权或使用豁免。
2）继续保护企业合法专利。对于没有被国家（比如美国）和国家集团（例如瓦森纳协议）列入禁止目录的技术，其专利依然享受法律保护。一旦技术出口取消，其专利保护自动恢复。将反制针对政府而不是企业，可以鼓励企业反对政府将其技术列入禁止目录或拒绝执行该项禁令。
3）在WTO框架内，推动反技术封锁规则——凡是被主权国家政府认定不得扩散的专利，将在全球自动丧失保护。所有主权国家主导的技术限制，将被WTO判定为非市场行为。尽管这类规则也可能被用来针对中国领先的技术，但作为技术追随者，这一规则对中国和其他发展国家总体是有利的。
三、人才：争夺的焦点
一旦美国限制出口的技术不再受保护，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就成为技术突破的关键。张汝京和塞缪尔·斯莱特两个案例表明，人才的流向决定了技术的流向，技术争夺就是人才的争夺。对于追赶国家，通过高薪吸引人才是不现实的。只有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绕开专利限制快速创业的机会，才能对高端人才产生更大吸引。
早在1788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便受命组建一个科技间谍网络，通过重金利诱、威胁恐吓等各种手段，将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引进到美国。美国当初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具有借鉴价值：
1)制造舆论。当时美国对英国百姓特别是在技术人员、工匠当中宣传美国的美好生活，并向他们展示美国对技术移民的优厚待遇及物质奖励。中国也应在技术圈内宣传中国的安全、便捷、自由，为技术人才提供高价值（收入）、高品质（教育、生活）、有保障（养老、社保）的社会环境。
2)国家庇护。美国此次法案的一个特色，就是对参与中国技术升级的个人进行惩罚，断绝中美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中国则要反其道行之，美国有多少威胁，中国就提供多少庇护。作为风险溢价，要让那些带来禁运技术的人才快速成功，实现财富自由。一个缪尔·斯莱特的成功，胜过一百个《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
3)将美国限制的技术拆解成多个独立的技术节点，面向全球公开征集解决方案。要让那些只掌握美国封锁技术一部分的人才，也可以在中国申报专利，并获得丰厚回报。当年生于英国德比郡的塞缪尔·斯莱特就是闻说美国悬赏鼓励纺织工业技术，才下决心移居美国。
4)更宽的人才通道。美国当年引进技术并不是仅仅盯着少数顶尖人才。只要你掌握一门先进的生产技术，或机器设备的制造方法，或拥有相关设备的图纸，或者是工业某个领域的熟练工种，就可以经过一个简单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然后申请专利，得到联邦政府保护。
同传统技术不同，此次中美科技战正好爆发的在大量华人集聚的高科技领域。任正非就注意到“卡芯片脖子的其实不是美国人，是我们中国人！”这为中国技术引进的提供了重大机会。这些人才很多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社会关系都在中国，为中国吸引人才提供了独特的便利。
可以预见，中国的引智政策力度越大，归国者越成功，美国对华人疑心就会越大，在美华人势必难有继续上升的空间，从而助推人才更多回流。一旦美国禁止对华输出的专利在中国可以被重新申请，掌握这些技术诀窍的斯莱特、张汝京们大批流向中国。中美人才流向逆转，美国出现人才短缺，中美科技战基本上也就分出胜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