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我在北京“2021蓝筹年会”的发言，整篇发言被人截了一句，大意是“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提议，将生孩子和保障房、养老金挂钩，惩罚不生孩子的人”，结果一下上了热搜。我每年参加不少这类会，常常是开完就忘了。由于疫情原因限制参加人数，这个会范围并不大，过后也没多少社会性影响。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这个话题突然成了爆款。这也让我有机会蹭一下自己的热度，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的思考。

　　很多人不理解，你一个搞城市规划的为什么要在这个论坛上谈论人口。很多人都以为城市规划是做实体设计（physical planning）的，其实，城市规划的第一步就是对人口的现状分析和趋势判断。人口规模大小、增减快慢、社会构成（年龄、文化、甚至种族）都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公共服务的配套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旦做出错误的人口判断，城市规划会对城市的公共财政、居民的福利产生持续、长久的影响。可以说城市规划角度的人口研究其实比纯人口学有更强的“既视感”。论坛前几天，统计局刚刚公布最新的人口普查，从城市规划角度对普查的结果进行解读是很自然的事。

　　对我在论坛上发言的反应，固然有网络媒体断章取义、网络读者不看原文等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公众对生育权的简朴理解。在多数人看来，生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所有孩子都应该是上一代人爱情的结晶，而不是利益的产物”，“将生育同养老金、保障房等公共福利挂钩，是公权力对个人自主选择的‘绑架’”。对于刚刚从“计划生育”解脱出来的公众来说，任何来自公权力对个人选择的新干预都是十分敏感的。

　　生育下降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对于人类而言，生老病死是客观存在生命周期。为了“抹平”生命周期里生活质量的峰谷差，人类发明了家庭这一风险互保的组织。家庭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契约——老一代抚养子女，子女给老人养老。子女越多，越能对冲高死亡率年代的夭折，平摊到每一个子女的养老负担就越小。因此，生育从一开始就包含有自利的动机，而不是单纯的“爱的结晶”。有人说生育率下降是因为今天抚养子女的成本太高。这话虽然没错，但却解释不了何以越富裕的国家，生育率越低。按理说福利越好的国家，爱情功利性越少，结晶应该越多，但事实却是它们反而家庭更小、生育率更低。这说明生育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爱情结晶，其背后隐藏着强大的功利动机。

　　今天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金融工具的出现，替代了原本家庭的功能。在传统文化里，“孝”是最核心的社会准则，我们赡养父母，子女赡养我们，是几乎所有家庭的“契约”。但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和货币增加，金融就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特别是有了医保、社保、养老金制度给了人们一个错觉，以为今后用不着代际间互保了，投资金融产品可以替代投资下一代，甚至比投资下一代更可靠。这时，高子女抚养成本才会导致生育意愿下降。换句话说，金融发达才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发达的国家会比穷的生育率更低。

　　金融工具是否真的替代了家庭代际交易的功能？

　　表面上看，我们的养老金、社保、医保是每个个体缴交的，但实际上，所有金融的本质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交易。养老金、社保也是一样。大家知道，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需要跨代进行统筹——我们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我们今后的养老金，是由我们子女一代负担的。我们缴交养老金不过是在尽赡养义务，养孩子才是在投资自己的养老。可以说现在的养老金制度本质上依然没有摆脱家庭代际互保的模式。只不过是把原来的“家庭”展开为“社会”。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有家庭甚至没有子女，未来的养老金应该怎么兑付？按照现在的统筹模式，退休后获得多少养老金和子女有没有、多和少是无关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生小孩的人，你实际上就是靠别人家的小孩供养的！换句话说，现代养老金制度隐含着“惩罚”多生育者的安排。一旦抚养子女行为进入负收益区间，家庭就会解体，人们就会拒绝生育。养老金的代际统筹就会进入庞氏循环。

　　金融工具（社保、养老金）的本质都是今天同未来的交替，它可以代替但并没有消灭家庭代际交易功能。但由于其缴交和发放两端都是基于个人，于是就给出了一个错误的市场信号。如果说原来的养老制度是“你的孩子养你”，现代养老制度是“所有人的孩子养所有人”。正是这一转变，使得代际间的供养关系脱钩，并由此产生错误的市场信号，让人们以为自己可以摆脱对下一代供养的依赖，实现自主养老。可以说，错误的养老制度设计才是金融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

　　生育真的是一个无关他人的个体选择吗？

　　在小孩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你选择不生育子女，就意味着你老的时候，要把筷子伸到有子女家庭的碗里。养老金全社会统筹制度下，公共服务向抚养小孩较多的家庭多倾斜一点，已经不是公权力对个体选择的奖与罚，更不是政府“绑架”生育，而是最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要通过公共服务，社保、住房等与生育行为挂钩，不过是因为这是政府分配社会财富最主要的手段和途径而已。

　　也许大家就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自己养活自己？实际上，这也正是很多养老金破产的国家采取的做法。我国在1993年也开始引入养老金个人账户。但在现实中，即使个人养老金没有违约，能完全兑付，也不能实现有尊严的养老。特别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做到这一点尤其困难。设想一下我们父母退休时，每个月领几百块钱，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如果现在还是按照当初约定每个月发几百元，那就会连最低生活保障都达不到。我们上一代如此，我们也会如此。如果我们一直拿着退休时的养老金，养老就是一个走向贫困的过程。

　　这还不是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就算今天的猪肉、蔬菜、水电价格完全不变，市场也会不断推出手机、4G、地铁……这类新的服务和商品。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这些新产品并不是奢侈品，有些甚至是生存的必需品，而我们当初的养老金标准并没考虑这些新增消费。如果要满足未来的生活标准，我们就要牺牲今天的消费向私人养老金账户缴交异常高的养老金。也许少数富人可以购买各种商业保险，但大多数家庭是负担不起如此高额的养老金缴交的。而对当期消费的压榨，反过来又会导致市场萎缩，生产过剩。

　　这意味着如果要实现有尊严的养老，集体代际统筹无可避免。即使有一天中国养老金可以像美国一样进入股市，也一样需要未来的劳动创造现金流。这些劳动可能是国内的，可能是国外的，但只要开始减少，股市就成为无源之水，养老金也就不可持续。回到前面的问题，那就是个人是否生育不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而是攸关他人的福利这是大众最难理解的地方，也是我在“2021蓝筹年会”上发言被推上热搜的主要原因。

　　现代经济财富的再分配

　　从更底层讲，所有现代增长的国家都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信用货币本质就是债务，是未来收益的估值。养老金必须与资本而不是现金挂钩，才能保持不在信用扩张的过程中被稀释。下面这张图是美国沃顿商学院杰里米·西格尔教授编的一张图，表示的是1801年到2001年200年间，持有不同的资产形态所导致的财富差异。如果你持有的是实物黄金，你的财富几乎没有增长，如果你持有美元现金，可能还赶不上物价指数，你只有持有股票，才能追平财富的增长不至于在社会相对地位下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养老金都在股市里。

　　在中国，核心资本市场不是股市而是房地产，西格尔图上最上面的那个曲线在中国就是房价。由于各个城市房价差别巨大，住房资本还是基于实物交易而没有证券化，加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各种限制，使得养老金无法进入房地产市场，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依靠个人养老金账户（相当于持有现金）追上财富增长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养老金像现在这样，以现金形式为主存在银行，一定会随着经济增长“缩水”。

　　如果必须代际统筹，代际间人口数量差异，对于养老标准和缴交负担就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们这一代是人口高峰，相对于人口较少的上一代，我们可以提高父母一代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然后通过代际统筹弥补养老金缺口。而一旦我们的下一代人口开始递减，新就业人口就要大幅度提高缴交标准才能养活我们，否则，就要通过举债弥补缺口。如果他们的下一代人口继续减少，债务就会陷入庞氏循环。这就是发达国家养老金所发生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回答最前面提出的问题，你还认为生育子女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吗？你还认为为大家培养未来养老金缴纳人不应当在公共福利上获得多一点补偿吗？你还认为生育子女不应该同养老金、保障房这些公共福利挂钩吗？我相信大家已经得出和我在蓝筹年会上同样的结论。我的方案真正应该被质疑的是不是要给多生的家庭更多福利，而是这样的福利能不能解决问题。

　　就业推迟的代际后果

　　新加坡为了避免家庭解体、解决“剩女”问题，出台了包括住房、税收、补贴到入学一系列远比我们极端的鼓励政策，但这并没有阻止新加坡的老龄化。因为即使家庭恢复生育，但只要晚婚（妇女教育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几代人下来就会少生一代人。这意味着全社会“总就业年龄”和“总预期寿命”之比也必须纳入人口政策的视野。因为说到底，养老金负担是由缴交养老金和不缴交+汲取养老金两部分人口组成，在养老金缴纳/提取标准不变的情况下，两个“年龄”的比重决定了养老金能否维持平衡。

　　这就涉及这次蓝筹论坛惹起争议的另一个建议“早就业、晚退休”。在未来供养人口减少难以避免的情况下，调整存量人口结构，减少被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一个更有效的做法。假设总人口不变，供养人口，也就是处于就业并缴交养老金的人口增加10%，对于养老金而言相当于增加了20%的新增人口。因为这同时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口也减少了10%。可见养老金缴交年龄和领取年龄之比，是养老金是否能够实现平衡的重要因素。

　　现在问题是，这一比例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不断恶化。这主要是缘于三个原因，第一，教育水平（特别是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第二，人均寿命延长；第三，退休年龄不变。这就意味着如果养老金缴交的标准不变，仅仅就业年龄推迟和人均寿命延长本身就会导致养老金缺口扩大。特别是劳动教育水平提高，从以前的轻资产变为重资产，但折旧的年限反而缩短了。这不能说是现代社会一个巨大的浪费。

　　提早就业与延迟退休

　　提早就业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将研究生阶段（包括博士生）纳入就业阶段。事实上，很多研究生都在为导师从事的项目和研究做辅助工作。这些项目和研究都有经费支持，支付研究生的“五险一金”应该有可能。早就业不仅有助于扩大交税（养老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有可能缩小生育间隔。如果一代人正常间隔25年，即使生育数量不变，推迟五年生育也意味着每过5代就会减少一代人。

　　延迟退休在教育年龄不断延长的今天更为重要。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劳动的资产变得越来越重。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折旧。以我个人为例，我上大学时，国家比现在穷得多，但负担了我几乎全部教育成本。后来我还公费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现在身体健康，在我的专业领域起码比那些刚入职的大学生有更多的经验。作为一个依靠其他纳税人供养一直学到博士的人，本应比别人多缴纳养老金，但按照规定，我很快就要退休了，被迫从一个养老金净贡献人口变为领取养老金“社会性乞丐”。

　　在资本充足、劳动力渐趋短缺的今天，提前退休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巨大浪费，而且教育水平越高，这种浪费就越大。相比提前就业，推迟退休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增加的是缺少经验的新手，后者增加的是已经培训出来的熟练劳动者。前者需要付出巨大的在职学习，才能真正成为高价值的劳动者。城市之间、企业之间真正在争夺的，实际上也是这一类劳动者。

　　这并非意味着一定要强迫所有人推迟退休，但起码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自愿选择机制：你可以选择在60岁之后任意年龄退休，但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却要和你缴交养老金的时间挂钩——缴纳养老金的时间越长，领取的标准越高。现在中国人均寿命大约77岁左右，选择60岁退休的人可以继续享受基准的养老金，而如果你在70岁之前一直缴交养老金，剩余6年所获得的医疗、康养标准就可以高于选择60岁退休的人。现在国外就有退休后到养老院当志愿者，为自己今后入院获得积分，其实这就是一种自愿推迟的退休制度。

　　城市规划中的人口问题

　　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发达国家到今天都没有彻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低生育的倾向的金融原因缺少理解。广义而言，资本和劳动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如果劳动增长快过资本增长，就会资本不足，劳动过剩。人口增加就会导致人均资本拥有下降，出现所谓的“内卷”。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延缓经济的崩溃；但如果资本增长快过劳动增长，即使今天人口比以前还多，也会出现劳动不足。

　　比如我国的农村，最主要的资本就是耕地，如果人口增加快过耕地增长，人均耕地减少，就会出现所谓的“内卷”。如果大家放开了生，很快资本就会消耗殆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延缓经济的崩溃。但是反过来，2004年以后资本增长快过劳动，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即使中国总人口比计划生育之前人口多了一倍，农村也会出现普遍的劳动不足。

　　养老金、社保等制度设计，都是资本剩余的产物。金融替代会使家庭乃至生育率出现不可逆的下降。只有抵消金融对家庭的替代，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才能延缓。中国2004年实行土地招拍挂以后，资本增长快速超过人口增长，一举突破千百年来的资本不足，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就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其转变之剧烈，使得生育政策措手不及。从某种意义上，人口趋势的改变一开始就和城市规划密切相关。

　　面对这样的转变，城市规划的内容必须做出快速的响应。随着人口城市化接近尾声，传统的城市规划越来越难以对城市增长和收缩做出判断。而现状人口的结构就隐藏着城市未来趋势的信息。城市规划必须发现新的分析工具，将这些信息识别出来。通过设计出新的制度，重建个人生育与集体养老的利益联系。与此相适应，城市规划的人口分析也要做出相应改变。

　　比如，相对于人口学按照年龄分类，城市规划应当把就业（纳税）年龄置于城市人口分析的核心。被抚养人口（就业前）和养老人口（退休后）与就业年龄的相对比例，对于城市财政的可持续性，乃至城市的增长和收缩，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变量很大程度上是“可规划的”。由于人口是慢变量，后果出现往往为时已晚，这就尤其需要城市规划提前做出诊断并出台预防措施。在存量时代，城市规划面临着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创新城市人口分析的方法，对于城市规划学科的转型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