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提出两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充分竞争的、充满活力的市场。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推进结构再平衡，而要想取得结构再平衡，其背后有一系列的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

王小鲁认为，建立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需要政策调整，要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政策一致，同时要降低一些产业的进入门槛。他特别提到，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需要对内开放，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够更容易的进入某些产业领域，形成各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

他特别提及，这需要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在竞争性领域，政府不能够代替市场的作用，不能用自己的手来代替市场之手去配置资源。

第二，保持货币中性、降杠杆除泡沫。他强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适用于个别情况下的短期政策，不能够作为长期政策来使用。“我认为要设一个降杠杆的目标，要把杠杆率逐步的降下来。同时要配合土地制度的改革，控制房价总水平基本不再上升”。

第三，城镇化以人为中心，加快落户，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王小鲁认为，有些地方重视“物”的城镇化，忽视了“人”的城镇化——很多地方政府大搞固定资产投资，大拆大建，大量征地卖地，但是忽略了人的问题——大部分人长期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被城镇接受为城镇市民，大部分人没有纳入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城镇的住房保障。

第四，改革财税体制，转变政府支出结构。王小鲁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要从政府投资转向保障民生，要降低政府投资、行政性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扩大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的支出。“为此，需要改革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制定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保障房等等最低服务标准，有了这个最低服务标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就可以相应的和这些公共服务标准相挂钩，哪些地区财政力量薄弱，经济欠发达，达不到最低公共服务标准，就由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来满足，这样转移支付就有的放矢，就能够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他建议。

此外，王小鲁建议增拨国有资本来补充社保基金，降低企业缴费负担。“目前，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偏重，疫情期间实行了大幅度减免企业社保缴费的政策，这个政策显然是有效的，起了很好的作用，减轻了企业在疫情中的负担，使他们能够更快的恢复。但是疫情之后我认为不能恢复常态，需要降低企业缴费的负担，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第五，开放土地市场，稳定地价房价。王小鲁表示，应改变土地供应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的状况，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实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同时要允许农民闲置的宅基地进入市场，“这些闲置资源不应当浪费，应当允许进入市场，一方面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应有的财产收入，对过高的土地收益可以增收土地增值税，用于平衡收入分配”。

第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其看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应按照市场导向，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要从行政性管理方式转向资本的管理方式。“现在国有企业头上的婆婆还很多，各个部门管各种各样的事儿，管高管的任命，管工资，管拨款，管投资等等，这种行政性管理方式不改变的话，国有企业很难焕发活力”。

王小鲁认为，应当重新设计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引进竞争原则，效率原则，不应该按照所有制还划分主次，不能说谁是国有企业谁就是混改的中心，别人要围着我转，这种观念应当改变。在天然垄断和非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他们承担了重要的职责，他们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需要引进社会监督机制来使他们能够正常的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活动”。

第七，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回升。王小鲁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缩小过大收入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

第八，实行市场优先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多鼓励公平竞争少用特殊优惠，少用行政限制和价格干预，各级政府不得超越法律对企业进行干预。

第九，改革科研和教育体制，科研和教育体制要去垄断去行政化，公办民办并举，鼓励多种形式办科研办教育，鼓励产学研结合，放开企业办职业教育，促进人力资本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