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简单地翻了翻稿子，总体策划还是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框架，还是站得住的。我只提一个想法和建议：近年来对龙港的改革，都把它局限在好像仅仅只是行政管理体制，怎么样大部制、扁平化。这套东西虽然也很好，但给人印象似乎是悬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面，跟您前面一开始讲到的那些数据、那个形势，感觉是脱节的；而且也很难从你们的整个发展历程，来做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以我对龙港有限的了解，我是这么一个想法。我说龙港当初在改革开放启动期的崛起，主要就是敢于突破计划经济背景下的那种体制机制的束缚，果断地推进了“人、地、钱”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整体上看，当时就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怎么来充分调动老百姓谋发展、求致富的这种内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谓“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就是这么来的。我想这恐怕就是你们“龙港现象”最本质的特征。否则的话，怎么会从几个渔村、一片农村，变成了一个镇？这个镇又进一步变成了一个大镇，一个大镇又变成了一个市？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而且这种发展的确是内源的、内生的，而不是靠上级给您一大笔钱，或者赋予您什么战略地位啥的。

　　有些“从无到有”，就像我们当年搞的那种“山散洞”，军工三线厂什么的，那是国家战略、定点建设。刚刚爆冷拿了奥运女网冠军的郑钦文，她的老家湖北十堰就是大三线的“二汽”厂。但郑钦文不是体制内的运动员，如今“一朝成名天下知”了。

　　我们浙江的特点是什么？也有点“体制外‘野蛮生长’”的味道。统计局不是给了一个数字，改革开放之前，大陆近30个省、市、自治区，人均拿到的中央财政的投资和补助，浙江是倒数第一。所以说什么工业布局、基础设施、大型企业，就不一定考虑了。结果恰恰是因为没有这些个东西，我们也就没有太多计划经济和央企国企的“包袱”。既然“大树”靠不上，那就让“小草”往疯里长，靠老百姓的自主创业。

　　国家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省、市、县又出现了一批像沈祖伦（省长）、袁芳烈（温州市委书记）、谢高华（义乌县委书记）那样的开明领导，由衷地尊重和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于是浙江就冒出来了、闯出来了。好比温州，尤其是龙港，那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绝对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演绎了一部人间神话。

　　这里边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就是我们的计划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搞市场经济，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尊重市场主体，倾听和满足他们正当的诉求。这些诉求，既是改革开放的活力，也是增长发展的动力。然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或快或慢地发生改变。您这么大的一个总量和摊子了，老是还穿着“婴儿服”怎么行？所以要“建镇”。结果“儿童装”还是不行，那就要进一步再“改市”。从“小渔村”到“建制镇”；从“特大镇”再到“县级市”——这就是龙港改开46年来的一部鲜活生动的发展史和成长史。

　　之后可能带来一个什么新的挑战和问题呢？就是说总量做大、相应行政级别也提高了以后，会不会把上层建筑习惯性的那一套，譬如叠床架屋、文山会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也滋生发展起来了？从现在的情况看，你们很不简单，守住了底线，没有回到老路上去，而是继续以“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能”的体制机制创新，继续适应了经济基础的需要。

　　我欣喜地得知，你们这些年来特别是从去年到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新情况下，龙港的表现在温州都是最亮眼的，数一数二的；在全省更大范围内，也是妥妥地“走在了前列”。你们的发展速度，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而浙江的发展速度，已经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你们还要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但含金量在哪里呢？在于“以40%的行政资源，照样有效承接了100%的行政管理职能”，同时还难能可贵地带领当地经济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个人的理解，在当前这个亟需精兵简政以提振发展活力的时刻，更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大量的上层建筑，您放眼去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一说哪项工作重要，开口就是要机构、要编制、要经费，这么搞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早晚有一天还得退回来，回到“精兵简政”的正道上来。你们搞的改革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上层建筑永远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永远是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服务的。不但服务，而且要高效服务，“头重脚轻”势必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新的包袱或者阻碍。

　　龙港以极少的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开支，照样支持了高效发展。为什么你们能做到这样，人家就做不到呢？那是因为你们始终坚持了人、地、钱等生产要素配置上的市场化取向，然后基于这样的经济基础变革要求，上层建筑再去提供相应的服务，因而体现了“管少才能管好”的真谛。在我看来，这才是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全深改”大的政策取向。真正要起到龙港“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对全国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要围绕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府和市场作用等基础理论、基本命题去想明白。一是继续一如既往地坚持原有的市场化改革取向。二是即便摊子变大了，上层建筑也不能简单地同比例放大。

　　看起来同步放大好像是合理的，但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幽灵”还“阴魂不散”。今后大的方向，还是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基层，还权于主体。然后政府抓少抓好，抓它应该抓的东西。如果全国最后都能体现出龙港“40%的人员编制完成了100%任务”的成效，而且完成的还要比同样新建的县市区搞得更好，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那才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是对进一步“全深改”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们现在的一大毛病，就是想起什么问题要管起来，那就立马要增添新机构、追加新编制，然后再安排一笔新开销。最近我每回讲到振兴经济，怎么来解决现在下行、信心、预期这些问题，我都提到一条：深化“大行政改革”。也就是广义的政府部门，都要实实在在地“三个减”：第一个是减编制。这些年的机构改革，没有减掉一个人，反而大量在增加。这个对不对？明显是不对的。虽然好像看起来是现状“不得已”，但还是不对的。现在的上层建筑养人太多，人浮于事。这么多部门，这么多人，肯定要干事，要刷“存在感”，到最后算总账就是一个“卷”字，干了很多“‘高水平’重复建设”的事情。

　　第二个是减开支。有时实际上并没有增加这么多的编制和在编人员，但往往都是从事业单位和企业里“借人”或“抽人”。就算是不负担这些人的人工工资，但多少在食宿安排上还是要“意思（补贴）”一下的。拐弯抹角，最后还是要增加财政开支，无非动用的是哪个“兜里的”钱。各种各样的活动搞多了，大量的都是自我循环，或是为上层建筑自我循环服务的“衍生物”。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原来我们并不承认宏观税负重，但现在再重也没钱了。那靠什么？今年上半年两位数以上的罚没收入增长，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各级财政收支的平衡包括“三保”的维系，竟然要靠这种手段，甚至还请出了“远洋捕捞”式的趋利性执法，这难道不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吗？

　　第三个是减职能。关键是您要少管，“管少才能管好”。您管得再多，无非是再增加人，再增加钱。但您“瞧好”吧：增加越多，效能越低，事物越走向反面。就像改革开放之初，您说那些惊天伟业，多用了多少人？没有啊。计划经济那是“有山靠山”，搞市场经济了，还不得“无山独立”？张五常先生说地方领导都成了“董事长”“总经理”，地方经济的充分竞争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龙港的这种“精兵简政”如果是可行的，而且效果是好的，那就是今后上层建筑进一步“全深改”的方向。今后国家对整个经济社会事务的治理，还是得按照市场化、社会化的方向去走。政府当然不可或缺，但理应是“小政府”，是精简高效、求真务实的政府。不然，凡事都要靠无所不包的“大政府”来维持，今后财政包袱会越背越重，官员也会越干越累，越干越卷，最后还避免不了“温水煮青蛙”，把老本都吃光了，是不是？

　　所以说，我建议你们从这个角度去讲，上升到这个层面去讲。当然，需要更多地从正面去讲，从未来的发展方向去讲。如果龙港的经验能够引发社会上的反响，我觉得龙港进一步“全深改”的“广告”就做成了，而且是代表了“先行先试”，因而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