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城市是一系列新兴的城市形式和功能，它们与过去两个世纪工业城市的差异足以使它们成为一个单独的定义，但同时又不足以形成新名词和专用术语，即仍只是对近年来城市变化的反应。因此，使用“后工业”一词，表示作为观察者我们已经穿越了重大的发展界线，而另一方面对该领域的确切性质还基本未知。

　　一、产业起源，后工业的产物

　　后工业时期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是工业城市的延续，因此，有必要简要回顾以往城市发展的状况，了解正在发生的转型。可以从工业城市中发现后工业城市的许多方面，即Harvey S.Perloff恰当地提到的“未来的遗传成分”(Perloff，1980：279)。

　　城市通常按照主要目的进行分级。纵观过去6000年间人类的定居活动，多数时候商业行为和交换都是大多数城市的主要功能。位于战略要地的城市集中其腹地的商品，将这些商品组织起来转运到其他地方，通常是其他城市，这些城市再将商品流通到更远的地方。城市是贸易体系的焦点，这些体系的范围从区域性到跨越大陆各不相同。古代腓尼基的提尔、希腊的罗德斯、罗马的拜占庭等城市都是扩展中的地中海盆地水路贸易的关键连接点。后来，威尼斯、热那亚、巴塞罗那和君士坦丁堡等中世纪城市起着类似的作用，而大马士革成为穿越中亚山脉和沙漠的大篷车队的中间站，勉强将欧洲、中东和中国、印度连接起来(Hohenberg and Lees，1985：59—73，106—36;Mumford，1961：esp321—8，410—20)。

　　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很多制造领域的生产方式慢慢地得到改进，导致产品质量提高、数量增多。除了艺术品之外的许多简单生产都在城市外部进行，城市起着传统的商业作用，这一作用常常因为生产改进、经济活动的普遍加快而得以增强。十八世纪后期，生产方式的变化速度显著加快，而且开始利用煤炭、蒸汽等能源，制造工作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工厂要求较大规模劳动力的协作，成为前所未有的城市增长的发动机，以及推动已有和新兴城市基本功能变化的力量。最成功的“后商业”城市的发展速度空前，产生了通过控制产业发展速度创造财富的方法，当代的观察者惊叹于这种速度之快，但同时使许多观察者失望的是，新的社会和经济弊病产生了(Chudacoff and Smith，1994：78—107;Cowen，1998：3—31;Hohenberg and Lees，1985：179—214)。

　　社会历史学家E.P.Thompson发现，“经济增长无一不同时伴随着文化的发展或者变化”(Thompson，1967：97)。工业革命的力量挑战着它所触及的每个社会的道德、文化、组织和分层结构。生产资源的控制者借助资本主义伦理、工厂的时间约束和空前的经济政治力量，摧毁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习惯和关系。工业主义的入侵改变了经济回报的结构和来源，创建了新的社会经济受益者与受害者(Gutman，1976：19—76)。

　　大规模生产依赖低廉有效的运输来流通产品。在十九世纪的第二个25年间，蒸汽铁路得以完善，满足了这一需求，随着生产革命出现了同样深刻的流通革命。铁路还起到了汇聚作用，在终点站和停靠站周边集中了各种活动。由于铁路运输缩小了以往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工业城市从定义上看基本上都是铁路城市。十九世纪下半叶，城市内部的横向(电车)和纵向(电梯)移动得以改善，实现了以往无法达到的人与活动的聚集程度，接连产生的创新产生了成效，创造或者适应了聚集与密集(Chudacoff and Smith，1994：78—89;Taylor，1951：74—103)。

　　二十世纪，系统化创新的力量影响了城市，但却主要是向相反的方向。电话、内燃机和电力作为工厂动力的使用，使一些活动在离开高度密集的环境时仍保持商业竞争力。这种“现代”生产模式的活动规模之大引发了管理与商业创新，以及非生产性人员的大量增加。与以往不同，二十世纪的工业经济中，管理者与文员人数比工厂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快得多(Chandler，1990：31—46;Hohenberg and Lees，1985：248—74)。

　　工业时代的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惊人。英国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令人震惊的城市，人口数量在1801到1831年间增加了一倍，从7万多一点增加到14.2万(Briggs，1965：88—9)。在快速发展的美国，芝加哥人口从1850年的3万激增到1890年的110万;底特律作为“福特制”的大本营，从1870年的8万增长到四十年后的46.5万，在1910到1920年第一个大规模生产汽车的十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99.4万(Philpott，1991：6;Sugrue，1996：23)。城市实体建设比制度建设发展得快，常常困扰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政策制定过程。实际形成的环境反映了成千上万怀抱希望的移居者对住房和服务的迫切，但并非高标准的需求，造成这些城市中的大部分景观存在建造缺陷，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工业时期之后的很长时间。相反，未进入工业化主流或者缺乏良好运输体系的城市衰落了，工业化重新划分了城市等级，将工业化城市推到了上层(Chudacoff and Smith，1994：111—46，177—201;Hohenberg and Lees，1985：248—330)。

　　在形成之初，城市起着学习和文明的储藏库的作用，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方法培育、保存并在代际间传递累积的知识。古代庙宇、中世纪修道院和早期的大学都在其各自所处的时期起着相似的作用。保存和传递已有的文化内容、特别是宗教知识，高于寻求新知。十七世纪30年代伽利略被迫放弃自己坚持的学说，就是当时非传统观念引发恐慌的例证。二十世纪通过资助研发有意识地搜寻实用新知识，加快了创新的产生、提高了通过集中的实证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1901年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成立，是“纯粹的研究”机构的早期模式，随后这种组织形式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Chernow，1998：467—79)。实际上，制度化地生产知识、创造发明，并使之成为商品是二十世纪的两大标志性创新，更重要的是这还是连接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桥梁。

　　重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建立在工业力量的孪生象征——钢和铁的基础上。在二十世纪的第三个三十余年间，重工业在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中的绝对和相对重要性都开始下降，多种服务取代了重工业成为增长极，服务类型包括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例如公司法律、金融与会计服务，以及低报酬的消费服务。因此，在典型的后工业城市中，传统产业虽然仍占据经济活动的较大比例但已经开始降低，包括生产性服务到医疗、教育、政府服务以及消费服务在内的各类服务，作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取代了传统产业的地位。虽然这些服务不是新的，但作为二十世纪知识革命的首批受益者，都得以扩张并且更加专业化。当传统产业开始衰落时，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在继续而且在加速，快速提高了它们在处于演变过程的城市经济中的相对和绝对份额(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2;Drennan，1991;Hall，1996：402—22)。

　　二、“后工业”术语

　　早在1919年，印度文化改革者A.K.Coomaraswamy(Gappert，1979：31)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直到哈佛社会学家Daniel Bell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探索》(1973)中加以使用，“后工业”这一术语才开始普及成为常用语。根据Bell的论述，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如果具体到五个方面或者五个组成部分，更易于理解它的意义：

　　(1)经济部门：从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

　　(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社会主导地位;

　　(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是社会创新与政策制定的源泉;

　　(4)未来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评估;

　　(5)决策制定：创造新的“智能技术”(Bell，1973：14)。

　　Bell认为，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白领工人的数目超过了蓝领工人。他还指出，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到1960年代，白领人数增长最快的是专业和技术类人员，这通常是需要具备大学教育程度的职业，其中增长最快的小群体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推断，未来的社会是围绕着技术精英创造的知识组织起来的。为了突出这一观点，Bell清晰地区分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中人和机器协作生产产品，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控制、指导创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这些都需要从政治上加以管理(Bell，1973：20)。

　　虽然Bell的概念化解释没有被无条件地接受(见Gappert，1979：31—7)，但“后工业”一词成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常用语，并基本上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如Bell所阐述的那样持续使用，似乎证实了Bell在1973年的预测，经济组织和社会关系的性质正在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

　　三、全球城市

　　当大多数老牌工业国家开始经历工业增长停滞或衰落的冲击，以及后工业服务业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的一系列变化开始重塑城市网络，加快少数国际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拥有能够使用并受益于新的、更加国际化的经济秩序的资源。正如工业革命以一些城市的衰落为代价，巩固了另一些城市的发展前景，产生了全球性后工业经济秩序的动态变化也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Kantor，1987：506—7)。

　　二十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构成包括：具有全球利益的跨国公司持续精心运营和发展;国家对资本在国家间、区域间自由流动的限制减弱了，为适应这些流动开发了新型投资工具;以及制造业从老的核心工业国家向工业化发展早期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在投资和贸易领域严格的国家壁垒的有效性削弱了，资本和货物转移的市场得以扩大。市场力量更进一步超越了国家边界和利益，单个国家指导内部经济、选择与外部力量互动方式的能力相应地降低了。

　　这些变化对全球城市网络的发展格局产生了影响。在1970年以后，经济主要依赖燃煤产业和工厂的城市常常遭遇社会与经济问题的困扰，而那些定位于提供全球新秩序所需服务的城市，其财富、商业地位和经济力量都得到了发展，这些城市是后工业时期发展与变化的中心，通常被称为全球城市，它们的决策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与技术发展道路。Saskia Sassen认为，这种新兴的跨国经济是“空间分散而全球融合的”(1991：3)，需要大量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例如法律、金融、融资和会计服务。这些服务种类早已有之，但是与传统的同类服务相比形式更加高级、专业，更具创新性。Sassen提出国际城市作为后工业时期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有四个城市功能得到加强。她写到：

　　第一，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高度集中的控制中心;第二，作为金融和专业化服务企业的关键区位，这两大行业已取代制造业成为先导性产业;第三，作为生产地点，包括先导性产业创新的生产;第四，作为产品与创新的市场(Sassen，1991：3)。

　　能够提供上述服务的城市还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国际客户，客户数量要能够给一批训练有素的高薪服务人员提供足量的工作，因此，只有少数地方能够汇集大量的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随着全球经济的扩张，对这些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类似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以及它们周边或大或小的都市区域，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控制中心”，经历了公司总部雇佣规模扩大和跨国公司为进行全球商业开发而产生的对服务需求的增长(Sassen，1991：19—34，90—125)。

　　在一项对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大规模研究中，Sassen认为，全球城市构建了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作为后工业社会变化的中心，在应对新时代发展需要时应当以相似的、平行的方式发展;这些城市及其商业精英的利益可能有悖于他们所在国家的内外部利益;特别是金融业，作为跨国公司发展的关键，已日渐集中于这三个城市。Sassen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对这三个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化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在增加，相应地它们的地位和经济力量将随之而提高。大企业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控制着全球生产和流通系统，驱动着空间上分散的全球经济，使之更进一步地集中于设施更完善、更能提供大企业所需专业化服务的城市(Sassen，1991：3—167)。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在衰落，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发展。无论城市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这一变化开始重新分配城市中的机会与收入。在向后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给中产阶级带来收入的工厂工作最先受到冲击，产业工人常被推进收入更低的服务业岗位或者彻底失业。与此同时，管理层及其所倚靠的新型专业技术人员的薪酬、奖金和保障逐年增加，在城市广大中产阶级萎缩的同时，高收入者和贫穷劳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因此，后工业城市可能发展成为二元城市，富有者和贫困者在城市空间上的区隔和经济资源获取状况的差距在加大。虽然学者们对这种二元化程度及其影响的争议还在持续，几乎无人否认其令人担忧的社会后果已经或多或少成为后工业时期城市秩序的内在组成。

　　这种二元化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性问题目前还不得而知。White(1998)注意到西方国家制造业由于产业迁移到世界其他区域而衰落，制造业迁入区域经济增长、个人机会增多，其中一些区域还因为经济变迁提高了分配的公平性。较老的工业国家目前经历的二元化可能是过渡性的，在替代性秩序形成之后产业衰落引发的混乱可能会减轻。Benjamin Disraeli在他经典的社会批判小说《西比尔或两国》中，记述了十九世纪中期工业化进程中英国的社会与经济动荡，其二元化程度同样严重(Disraeli，[1845]1995)。

　　当然，工业时代的相对稳定、可预测的特征似乎已经不再存在。Peck和Tickell(1994)在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中提到了转型这一主题，认为当今时代不是一个稳定的新时期，而是介于规范、有序的工业系统和新型的社会经济秩序之间的一段不稳的时期，其全貌和方向尚不得而知。他们认为如今的全球经济是一个无序的空位期，既没有足够的规范，也没有产生新的一致性的基础。只能通过“全球范围内新的制度性调整”重获稳定，但这一全球调整可能依赖于传统国家持续的支持力量。他们写道：“尤其需要对全球金融机构实行管制和改革，这一过程无疑需要各国间一致的行动。因此，在这一管制之争中，国家作为关键参与者其作用不能取消，因为这可以保留民主控制与政治力量合作的基本空间(Peck and Tickell，1994：311)。”国家可以共同努力，形成全球服务经济的国际新秩序以重建稳定性。在这些领域中，国家有能力管理、限制跨国经济活动，并进而降低促成跨国经济活动的全球城市的独立影响。

　　四、后工业时期的城市网络

　　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或“非全球”过于简单化。专业化服务是后工业时期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城市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这类专业服务的提供者也是一个持续变动的过程。纽约、伦敦和巴黎等一些城市保住了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改变了制度结构以适应市场、方法与机会的变化。以东京为代表的其他一些城市，在向后工业城市秩序转型过程中发展成为主要金融中心。

　　随着日本在二战后几十年间成为产业推动者与技术领先者，东京作为金融和全球服务中心的重要性提高了，成为通常所称的环太平洋贸易区最重要的中心，这一区域包括亚洲和北美国家、太平洋盆地城市国家。日本本土的现代工业能力提高之后，日本企业开始在海外投资生产和流通机构，日本银行和企业是全球网络中的重要连接(Tabb，1995：86—111)。

　　由此东京的腹地得以向远处扩展到太平洋盆地。例如美国洛杉矶近年来已成为太平洋城市网络的主要中心，也是亚洲商业与移居者进入美国的重要港口。日本在加州的投资增长迅速，规模之大使得有人评论这是“当代南加州经济‘日本化’”，洛杉矶市中心区的房地产如此大规模地落入日本人手中，“是日本资本引发的海啸”(Davis，1992：135)。洛杉矶作为大工业中心城市，经历了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业经济的重构，从重工业转向服装业和电子业，通过加强参与环太平洋后工业城市秩序，至少部分地保持了经济繁荣(Ong and Bloomenberg，1996：311—14;Scott and Soja，1996：19—20;Tabb，1995：255—84)。

　　城市网络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假以时日，城市的重要程度随着贸易格局、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以及城市精英有意发展本地区位优势以“提高”其地位的举措而起伏。十九世纪20年代，纽约市建造了一条运河，连接其港口和内陆五大湖地区，由此决定性地形成了北美主要的转运口岸，有效地击败了几个强有力的竞争者(Taylor，1951：194—8)。这一支持创新的传统得到了延续，1970年以后，纽约市政府支持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通讯设施，变更土地用途，允许在曼哈顿地区建造更多商业摩天大楼。这些政策措施支持和鼓励了后工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提升了纽约市作为西半球主要金融与生产性服务中心的地位。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市政与制度结构的变化与纽约市相类似，因而其结果也类同(Savitch，1988：284—307;Tabb，1995：169—97)。Savitch(1988)强调了城市政府对促进城市发展与变迁的作用。

　　实际上后工业过程或多或少重塑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每个城市。由于“工业”国家失去了大部分工厂基础，非工业国家成为工业增长场所。工业企业通常将制造迁移到新的成本更低的地点，这些地点主要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此外，这些区域的本土企业开始进入市场、将产品出口到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有时会导致这些国家相关产业受到损害。工业向世界经济的边缘转移，给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韩国、台湾省、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繁荣，增加了机会、即便不是全部也提高了部分人群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Dicken，1998：esp.115—43;Haggard，1990：223—53;1995：46—99)。洛杉矶的港口就是这种变化的有力例证，80年代末期其出口量最大的、将亚洲工业制成品运送到美国的集装箱，因缺乏美国出口到亚洲的货物而空舱返回(Davis，1992a：135)。

　　欠发达国家的产业前沿常常受限并依赖于源自国际中心的资本和体制结构。国际中心是世界范围内产业布局、经济活动组织重构的一部分。Peter Hall描述了在全球发生的“新的劳动分工”：

　　分工基于过程(伦敦和纽约的国际金融、伯克郡和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后台管理、利兹和奥马哈的电话直销)，而非产品(兰开夏郡的棉花、谢菲尔德的钢铁)。只要经济活动可以分包到低成本区域，就会被分包出去。在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迁往泰国和中国的同时，服务业也迁往城郊或者小城市，这一过程目前还受到语言和文化因素的限制，但无疑很快会克服这些障碍(Hall，1998：404)。

　　这些变化不仅重塑了城市网络，还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单个城市与城市化区域的空间结构。产业跨越边界流动，文档和数据处理业务迁往更远的地方，指挥与控制功能移向国际中心，航空和通信技术把这些聚合在一起。传统的区位优势失去了历史价值，地方开始不知不觉地消失在国际中(Amin and Thrift，1994：5—16;Kantor，1987：506，514—16)。

　　一个后果就是各级政府发现难以领会和掌握后工业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地方政府发现资本和工作的国际流动破坏了他们与私营企业的传统关系。许多商务和产业功能“无固定位置”的状况降低了城市与区域控制其经济走向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从定义上看是地方特定的。Savitch认为，国际力量的组成极度分散、具有灵活性，与等级化、刻板的政府机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为突出的是市场与政府机构运作模式的对比。市场灵活、富于创造力，能无限地满足市场需求，而政府则拘泥于形式主义和常规(Savitch，1998：257)。

　　与Amin和Thrift的观点一致，Savitch提倡通过提高机构的“多样性、多元性和自主性”，“加厚”公共和非营利私人机构的结构，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以提高机构应对快速、常常无法预测的社会经济变化的能力(Amin and Thrift，1994;Savitch，1998：260—5;Swanstrom，1996)。

　　从总体上看，地方、特别是城市的作用和地位变得更薄弱。Kantor认为，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日益依赖于企业决策，而企业决策通常不考虑公共责任。他认为，“实际上城市已成为高度竞争的城市经济环境的俘虏，地理状况、基础设施和运输条件等以往将商务活动吸引到某一地区的传统要素的重要性降低了”。因此，管理者考虑新的公司功能区位选择或者旧业务重新布局时，“城市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城市不得不以相对弱势的地位相互竞争，以期获得企业带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Kantor，1987：506—7;Warren，1990：541—7;Yago，1983：124—7)。

　　城市向稳健的后工业经济转型还缺乏强有力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因此，转型通常很困难。费城曾是美国东北部制造业中心，已成功地重构了经济结构从而能够参与后工业秩序，但仍无法直接挑战主要的后工业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或与之竞争。80年代费城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大约20%，而非制造业就业增加了26%，生产性服务增加了大约50%。但是与全球城市的服务向世界大规模延伸不同，费城的服务主要是为地方与区域市场生产并消费的，其影响和范围没有向外扩展，而且服务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如果需要更复杂的现代专业化服务，就必须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寻找(Stull and Madden，1990：45—66，126—32)。

　　为了鼓励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增长，1950年以后各届费城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在市中心边缘和几个最贫困的社区拆除了大量企业，取而代之的是闪烁的后工业服务经济商务大楼，以及面向富裕的专业技术人员的高档消费场所和奢侈房产，这些人员占据着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在美国城市改造过程中常常出现一种现象，阻挡其他人发展的贫困和弱势群体被迅速地排除在外(Kantor，1988：256—8;Beauregard，1989;Guinther，1996：204—35)。

　　五、艰难的转型：美国底特律，英国伯明翰

　　一些城市在后工业秩序中没有找到与其以往工业中心地位相称的定位，这些城市已经被上世纪最后一个二十五年间的创新和变革抛在身后，因此，常常遭受严重的经济萎缩和社会问题困扰。

　　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就是未能成功从工业向后工业经济转型城市的代表。二十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技术创新引发了汽车热潮，底特律与此同步发展、增长非常可观，人口在1910到1930年间增加了两倍多，从46.5万增长到150万。1950年底特律的人口增长达到顶峰值180万，然后开始减少，1980年为120万、1990年只略超100万，最近的估计人口数量减少将持续。

　　1960年以前底特律经济稳步增长首先吸引了欧洲移民，然后是美国南部的非裔美国人。与他们之前的欧洲移民一样，黑人从事体力强度大，但收入相对较高的汽车厂流水线工作。种族问题很快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非裔美国人扩展到白人社区，社区居民首先抵制黑人人住，在抵制失败后逃离到郊区。因此，从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底特律规律性地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种族关系紧张，有时还发展成集体暴乱，成为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工业城市之一。从1920年到现在，底特律的种族隔离指数一直是美国最高的。主要涉及居住社区空间争执的种族冲突，在几次重大的暴乱中不断升级，终于导致1967年7月的一次毁灭性的大火，其中有43人死亡、7000多人被捕(Sugrue，1996：231—68，273;Thomas，1997：127—31)。

　　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过去至少在二十年间底特律的工业经济都处于缓慢瓦解之中。Thomas Sugrue在《城市危机的起源：战后底特律的种族与不平等》(1996)一书中提出，战后的自动化生产不仅减少了已建汽车厂的就业岗位，还使无法提高自动化生产投资总额的独立小型制造商彻底退出市场，例如Packard和Hudson。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不仅加强了对国内生产和销售的控制，还将生产转向资本密集、劳动节约的需要更少劳动力的自动化过程。此外，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减少了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开始生产以往由当地独立合约制造商提供的配件，配件生产通常由分散在中西部地区的新建郊区型自动化工厂承担。因此，战后的重构和生产分散化进一步降低了底特律的就业率。由于上述原因，底特律的制造业就业率在1947到1967年间下降了38%(Sugrue，1996：125—44)。

　　由此而造成的失业开始通过社区蔓延开来，影响社区零售和服务业，产生了长期性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老年男性群体。非裔美国人比白人受到的冲击更大，与白人相比在被解雇之后他们的失业期更长，开始新工作时的薪酬比以往下降得更多。Sugrue指出，底特律非裔美国人发展“不足”，自50年代起非裔成年失业男性的数量就在增加，到1980年，16岁以上非裔美国男性的失业率高达56%(Sugrue，1996：143—52)。

　　1967年发生的大规模非裔美国人的暴乱加快了人口和投资从市中心向郊区的转移，与许多经过战略选址的城市不同，底特律在制造业之外还丧失了已有的功能，例如市区零售业和消费服务活动，也未能吸引与后工业时期成功的城市经济体相随的新功能和投资。更进一步地，国家和国际汽车产业的分散化以及非美国品牌在美国市场的日渐成功，继续降低了在当地传统主要产业就业的可能性(Sugrue，1996：259—71)。

　　结果是底特律经受了长期的财政困境，少数族裔贫困人口庞大而且还在增加，经济基础萎缩、失去了先前的大部分基础，也没有制定措施促使后工业时期的创新引发足量经济活动，以替代失去的功能。同别处一样，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美国人生活非常困苦(Massey and Eggers，1993)。市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制定的战略经济规划措施，除了为底特律职业运动队新建的两座体育馆以外效果甚微(DiGaetano and Lawless，1999：559—63)。1998年城市研究学者Robert Waste分析了美国城市的政策，把底特律认定为“无法回归的城市”，其经济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在现有政策范式下已无法复兴(Waste，1998：12—16)。

　　底特律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性城市，在从工业向后工业转型过程中放弃了重要的基础，失去了以往的技术创新领导者地位，在国家和国际城市网络中的重要性都降低了。Peter Hall或许有一些夸张，他这样描述底特律的衰落：“是工业衰退的一个惊人范例。也许不久以后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工业城市将退化成农田”(Hall，1998：499)。

　　像底特律一样，英国的伯明翰过去也是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和技术创新中心，在二十世纪与汽车产业紧密相关。与底特律不同的是，其经济从未像前者那样全面关联、依赖于某一产业。伯明翰是作为钢铁制造、金属加工、设备与专业制造中心发展起来的，围绕坚实的制造核心建立了繁荣、成熟的机器驱动的经济结构，是十九世纪作为英国北部、中部经济力量与超凡技术象征而崛起的几个城市之一，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二十世纪中期英国通过了《1947年城镇和乡村规划法》，城市与区域规划政策开始阻止进一步的工业扩张，以便将经济发展转向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这似乎足以证实当时伯明翰的长期繁荣程度(Briggs，1965：184—240;Carter，1977：128;Hohenberg and Lees，1985：257)。

　　1970年以后，伯明翰开始进行与其他工业城市相类似的经济重构，开始关闭工厂、工厂工作开始消失。80年代，伯明翰加速衰退，在1981到1991年间失去了7万多个制造业岗位，劳动力在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从39%下降到27.5%。1986年的失业率最高，达到惊人的21%，1991年又逐渐减少到11%，这仍然几乎是英国平均水平的两倍(DiGaetano and Lawless，1999：551—3;DiGaetano and Klemanski，1993：68—9)。

　　与底特律的情况相同，失业导致社会失调和痛楚。伯明翰日渐增加的非白人族裔的失业率更高，因此困苦程度更甚。Hall写道：“英国黑人和美国黑人一样，密集地聚居于大城市的内环和中环，很少有人能进入中产阶级”。80年代，在英国几个城市贫民窟般的街区里，集体暴乱时有发生。伯明翰在1985年当地失业率达到顶峰时经历了一次暴乱，其根源与1967年底特律的暴乱相似。Hall比较了这些事件，认为80年代英国城市暴乱涉及“相同的背景积淀，年轻贫困黑人在与警察争斗时难以控制冲动;因为相同的很小的触发事件而被逮捕，继而引发闪电般的谣言传播，同样几乎立刻引发的火灾”。根据官方对(伦敦)布里克斯顿一次相似暴乱的调查，起因不完全是种族问题，而是“文化冲突，黑人亚文化建立在剥夺和弱势基础上的事实加剧了冲突”(Hall，1996：397—8)。英国圣公会撰写的一项报告将集体暴乱与失业联系起来：“全国性的体力劳动岗位数量减少，体力劳动者在城市贫困区域的集中才是问题的核心”(Hall引用：1996，399;原文有着重号)。英国城市很少像伯明翰这样因为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作岗位减少而遭到重创。

　　为了应对衰退，80年代初伯明翰市政府和商业领袖合力促进非工业经济多样化发展，并且尽可能地保护以往存续下来的工业基础。通过一系列创新性公私部门的合作，城市当局和几家私营开发商共同建造了商业区域和产业园区，其中一个园区致力于高科技研发。城市中心城区新建了大型会议中心、商务区和高档购物中心(DiGaetano and Klemanski，1993：65—73)。虽然伯明翰还没有恢复其以往的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但似乎它应对后工业时代的挑战比底特律更为成功。

　　这两个案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极端情况。虽然实际上所有的工业城市在尝试适应后工业环境时都遭受了严重的失业，但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都不如伯明翰和底特律，后两者对城市景观的破坏和对劳动者的伤害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消除。其他一些城市，例如费城和洛杉矶，似乎调整得更有效、取得了进展;还有少数城市，例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和新加坡，已经成功地在后工业浪潮中航行。

　　六、作为信息与知识中心的城市

　　现代国际网络依赖于快速、低成本的通信。大型组织能够跨越洲界有效运作，而不必在指挥与控制中心、后台管理运营、制造、物流和销售之间建立实体连接，完全是现代通信技术的结果。由此技术进步引发了快速的组织演进，使远距离发生的多种活动能够密切配合，降低了区位在许多活动中的重要性(Fathy，1991：1—7;99—103;Malone and Rockart，1993：37—9)。此外，如果需要面对面的交流，现代空中旅行已使之成为一个行程问题，无论距离远近时间可能都很短。

　　最初个人之间的交流形式是私人谈话，或者由动物拉的交通工具、风力推动的船只运送文件。城市作为交流与市场中心提供场所让人们相聚交谈，交换信息、原材料和成品(Munford，1961：70—3)。直到十九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间，情况才开始变化。在陆地和海洋运输中，铁路和轮船采用了蒸汽动力，开始了运输革命。很快又有了电报，通过电缆以摩斯讯号点的形式远距离传输编码信息。1866年跨大西洋电缆铺设成功，跨越了北美和欧洲之间巨大的通信障碍，将地方市场连接到最早的类国际网络中(Taylor，1951：73—113，152)。

　　此后的技术进步主要在电报和电缆方面。电话和电台增加了人类声音的传送，长途电话技术的逐渐完善使电话交流更方便、费用更低。近年来个人计算机、传真机、电子邮件网络、高速数据传输线、光纤电缆、手机的使用，更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扩大了交流范围并提高了交流速度(Hall，1998：460—78)。随着成本降低、联系得以加强，远距离收集、传输数据的优势更加明显，生产功能布局远离指挥与控制中心所产生的联系成本和障碍都大为减少(Casson，1997：274—97)，所以总部经济城市日渐成为信息流动的中心(Drennan，1991：33—8;Hall，1996：402—4)。

　　计算机和收集分析数据的计算机网络的运用是信息革命的核心，影响着各类过程。例如一项关于服装产业的研究发现，零售商在追踪销售和库存情况时获得的信息不仅能加快他们对消费者驱动的市场趋势的反应，还可以增加与制造商谈判的新砝码，改变业内的长期关系(Hammond，1993：185—8)。因此，控制关键信息可引起预料之外的系统变化，此时服务部门零售商获得的信息提高了他们相对于工业部门中服装制造商的地位，这个例子虽小却充分说明了向后工业转型的趋势。

　　从最早的史前形成期开始，城市就是学习与积累知识的中心。Mumford认为，城市是“仓库、保存者和收集者”。城市从这种知识基地发展成为创造力和创新中心，“按照创造和创新的要求，城市形成了它的最终功能——变化促生者”，Mumford认为在雅典的黄金时代这一功能达到了极致(Mumford，1961：97，119—82)。

　　无法确切描述是哪些因素在哪一特定地点、时间促成了黄金时代的智力萌芽和发展。在较近的人类文明史上，周期性出现的智力或者艺术与技术的快速创新期，每一次都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或行为方式。Hall在《城市与文明》一书中单列了一部分内容，以“创新环境”这一标题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技术创新的性质，分析了曼彻斯特纺织业、格拉斯哥造船业、柏林电器加工业、底特律汽车业、圣何塞计算机业、东京—神奈川电子产业的创新(Hall，1998：291—499)。

　　他发现了许多共性因素。首先是“英雄传统的巨大力量。绝大多数创新是企业家个人在阁楼或后来出现的车库中创造的”(Hall，1998：493)。然而，如果是个人点燃了创造的火花，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则提供了引燃物。Hall认为，“没有人纯粹靠偶然或运气无意中发现创新”，相反，每一项创新都是向共同目标努力的地方性“竞争者—合作者”网络的一部分，参与者不断扩展其技术知识和技能，使之成为一种“共享的智力资产”，所有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Hall，1998：493—4)。参与者所处时代的大文化环境相对崇尚平等、不分等级、开放、对创新没有重大阻碍、奖励天才而不论出身、认可商业和盈利(Hall，1998：493—7)。

　　一些城市已不再是创新中心，在分析这些城市时，Hall发现过去每一个创新萌芽期都会进入强化期，最终僵化、衰落(HalL1998：499—500)。Kindleberger(1996)对曾经获得世界经济霸权的国家提出了一个相似的生命周期，这些国家凭借一系列创新快速发展，成功地将创新方法融入体制结构中，而最终结构会阻碍进一步的变革，这些国家依次被更加开放、更具创新性的国家赶超。

　　培育持续创新的文化是经济规划者和城市政策制定者长久以来的目标。以往的创新似乎来自富于创意的个体，而Hall提出都市区域最可能成为未来的创新发源地、形成少见的创新环境。当然，如Knight和其他人所建议的那样有意识地将城市作为知识中心来发展，是一种有可能复兴很多逐步萎缩的工业城市的经济发展形式。随着快速、低成本、世界范围通信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网络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这一条件下信息与知识是创造新财富的关键(Knight，1987：196—208;Sassen，1991)。

　　城市如以往一样，仍是人们聚集、密集居住的场所。在研究加州圣何塞和日本东京—神奈川的技术创新环境时，Hail写道：“它们最像巨大、复杂的生态系统，必须得到持续滋养才不会萎缩或死亡;它基本上就是人类生态系统，包括数量不成比例的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个人”(Hall，1998：500)。这一描述也很适用于城市，城市是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信息的储存地(至少以工业时代的纸质文本形式存储)。在城市中，富有创意的个人网络有可能相互连接而获得创新协同效应，未来大多数后工业时代的创新和创新环境可能出现在城市(见Fathy，1991：81—91)。

　　七、结论

　　古代延续了3000年，中世纪时期不到1000年，工业时代大约100年。后工业革命才进行了25年，其步伐正在加快。突然之间，新的革命已经重塑了社会的产业组织结构，极大地改变了资本的行为、打破了国家界限，并且正在改造政府(Savitch，1998：249)。

　　Savitch用三句话透彻地阐述了工业让位于后工业过程的范围和速度，当前社会中几乎所有系统都被这一不受羁束的过程所触动。正是变革的速度而非变革的自身特性将向后工业转型与早前的转型区分开来，而且目前的变革几乎渗入全球每一个角落，很少有人不被触及。

　　像大多数转型一样，不同社会群体的代价和利益是分化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用几十年时间塑造的企业文化使他们进入了中产阶级，但目前工作岗位、文化、对经济安全和经济保障的预期都被迅速摧毁。而同时，下令关闭工厂的公司管理者，以及向这些公司提供生产性服务的高级技术人员，却设法从他们带给别人的苦难中获得丰厚的报酬和安逸。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许多城市从繁荣和工业领导者的地位全面沦陷到深度衰落状态，美国的底特律、英国的伯明翰显示了后工业时期的变革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剧烈影响。

　　西方的产业空心化给产业移入区带来了经济增长、就业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繁荣引发了世界人口迁移，一些正在工业化的国家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超过了本国人口增长量，这些国家的就业机会从更贫困的国家吸引短期移居者或永久性移民。对于移入国而言，移居者在本国的角色和地位问题是持久的文化与政治冲突的根源(Massey et al.，1998：4—7，275—94)。

　　移居者的问题与主要由少数族裔组成的发达国家城市贫困人群问题紧密相关。种族歧视和贫困问题相互关联，在底特律和伯明翰尤为突出。Nightengale建议在全球建设具有相似特征的“全球城市中心区”，他认为种族歧视和贫困是由全球经济的性质和“全球相连的种族压力”共同产生的(Nightengale，1998：230—5)。

　　无数的混乱和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着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然而在转型期实际上无法知道何种状况是短期的社会调整，何种状况会发展成为新的长期性不平等，并深深地嵌入新的结构。后工业社会经济过程的发展动力所创造的新财富最终怎样在一国内部和国家间分配，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政策问题。后工业城市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动力，最终财富分配的性质将有助于使更加全球化的世界和后工业城市更为健康、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