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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共富的战略考虑与路径选择——在市管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上的辅导报告（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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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8 11:52:00 |
（三）国民收入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是最需要攻坚突破的核心问题。有专家认为，当前不应把注意力放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上，而应放在防治贪污腐败、搞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绕开了国民收入分配调节这个基本面的问题。必须统筹协调好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劳资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从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包括居民收入、政府收入、折旧费和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已成不争事实。全国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60％下降到目前的40%左右，我市大致为43%。当前，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增速，若不闻不问，5年后政府收入占比可能提高到40%。尽管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通过转移支付等途径，毕竟不如一次分配时直接落到百姓头上的效果好。企业利润现在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远高于职工工资增速，劳动所得与资本收益的矛盾也已暴露出来。国民收入中，每年还要固定扣除7%-8%的折旧费，分配给老百姓的比例就会进一步降低。所以，如果政府、企业、居民分配格局这个基本面不动，而从其他微观角度煞费苦心地调整，最终也会于事无补、劳而无功。
《决定》明确提出，“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是我们最难攻坚的大事。按目前发展态势，未来5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加上每年4%左右的通胀，全市经济总量绝对值可达1.8万亿元，其中50%，即9000亿元要成为居民一次分配收入。按全市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人数测算，居民收入总额只有3400亿元，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要增加5600亿元。粗略匡算，新增的5600亿元，大致分配途径为：留在农村的1000多万农民，如果实现人均增收1万元，将增加1000多亿元；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连同城镇经济单位现有职工500多万人，总计900万人（加上老人小孩，城市人口约1800万人），这类群体的工资、奖金和家庭必须的社保收入，按人均增加3万元算，将增加3000亿元左右；剩下的1000多亿元，就是微型企业、个体户发展起来后的“草根”经济收入。由此看，要把这5600亿元分好，并将其绝大多数分配到中低收入者头上，是非常复杂、了不得的大事。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必须在一、二、三次分配各环节上下够功夫，尤其要在初次分配上动脑筋。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有赖于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目前，各地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全社会按此发工资的人头不到10%，不足以决定居民参与分配的基本面。这里有一个顶层设计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步骤问题。这里讲的指导原则，要求社会的工资增长，要贯彻三个原则：一是经济增长加一块，二是改革机制调一块，三是通货膨胀补一块，做到年年有小调、三年有中调，五年有倍增，从而实现GDP翻番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不仅不降低，还能有所上升的目标格局。一次分配的改革调整，还要研究工作步骤问题。我们往往有个思考出发点，认为调整应当先农民、工人，再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可以先不动或是慢慢动，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出发点本身没错，是宗旨意识的体现。但通观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始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长期实行的计划分配方式，使得个人收入分配一直依赖于国家出台的工资政策，公务员的工资方案往往成为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和全社会的参照物。只要公务员工资一动，各行各业都会及时跟进。这些习惯成为惯性甚至写入了《教师法》这样的法律中。在这种背景下，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工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会跟着动。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职工收入也会因全社会平均工资上升而上升。鉴于此，市财政、人力社保等部门可考虑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津补贴差距。当然，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次分配，在建立一次分配合理调整机制的基础上，还需要完善二次、三次分配，包括降低中小企业税负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三农”反哺力度、提高困难群体生活水平等措施相配套，这才符合共富的要求。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具有调节政府本身过高的收入、调节企业不合理的利润、抑制少数人暴富这三方面的杠杆功能。从国际经验看，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一般由政府结构性减税和企业适度让利，并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就可以将好处传递给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必须做到应征必征、应减尽减、应免则免。税制改革决策权在中央，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争取改革试点，一方面在合理的法规权力内也可积极作为。去年我们完善了土地增值税征收方式，这一块税收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就达到48亿元，占税收总额的8%左右。这不仅成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有效遏制了税收“跑冒漏滴”，更重要的是调节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
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理论上其利润属于全民。但若认为国企利润13亿人每人一份，就是走极端，搞“民粹主义”。《决定》提出了三条很硬朗、有突破性的措施：
其一，国有企业要不断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些年，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市属国有资产规模由2001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1.25万亿元，由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中西部第1位，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前，不少集团资产已经跃上几百亿元甚至千亿元，块头并不亚于很多央企，所以国有资产到海外一年就可以投资几十亿美元。这表明，我市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很强，能够将中央和市里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杠杆纽带传递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细胞，也能按要求为“三农”、区县和民营经济服好务。
其二，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上交一些红利给政府。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安排等原因，有无利润全部算国家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只拿企业所得税，国企的利润属于谁，应不应该上缴一部分，几乎没有深入研究。近十年来，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央企大约有1万亿元，地方国企也有近6000亿元，但红利基本不上交或交得很少，可以算是“卡拉OK”、自拉自唱。过去五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些有益探索，抓好了国有经济预算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每年上缴政府的红利大体在15%左右。《决定》明确规定，今后五年，我市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由财政用于全社会公共服务。这个比例，大体上是比照上市公司每年应当以30%的利润分红派息给股东这样一个国际惯例确定的。
其三，发挥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我市国有企业有100多万职工，调控好不同行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规范国企管理层的薪酬非常重要，对全社会也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工会、职代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工资总额调控机制，稳步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确保普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不低于管理层薪酬的增幅。
（四）户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攻坚战。最近几年，市委、市政府抓了两个事关基本面的重大改革，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打通了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通道；二是住房制度改革，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者有房可住。这两项改革都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共富十二条”的两个重要抓手。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这项工作有五大意义：
一是维护农民工权益。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奉献了青春和劳动，却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这是对他们的不公。
二是有效扩大消费。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人平约1万元，转户进城1000万人，就可增加1000亿元消费，形成对经济的长周期持续拉动。
三是提高农村生产效率。目前我市3000多万亩耕地，由2000多万农民耕种，今后十年如果有1000万农民进城落户，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会翻番，人均产出水平和农民收入也会相应翻番。
四是促进城乡资源要素一体化。按照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化的过程中，农用地面积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但我国城镇化却有悖于这一规律，2亿农民工不仅占用了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还闲置了大量的农村宅基地。如果引导他们有序转户进城，将退出来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不仅可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还会有所增长。
五是增加城市活力。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绝不是天降精英，不能寄望于全是大学生、留学生、投资者和白领，更多是“地上”涌进的农民工。青壮年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不仅让城市更加年轻，推迟城市老龄化，还带来人口红利。
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年我们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工业园区、主城区和区县城为重点承载地，推动在城里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自愿转户进城。我们创新了三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不将退地作为转户前提。农民工转户进城，不存在以土地换户口，只要在城镇就业三五年就可以。二是对转户居民，实行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城镇五大保障“一步到位”。三是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而且是可选择性地退出。
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合理分摊成本。当初，考虑到重庆存量农民工有400万，其中工作三五年以上的有200多万，带上亲属转户会有330多万人，大体上需要投入3000多亿元。这是未来15年的总量，分摊到每年，其实就200亿元。从资金来源看，大体分三大块，企业出一块、政府出一块、社会平衡一块：（1）涉及到养老、医疗等保险成本，约1000多亿元，理应由企业支付。（2）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入由政府承担。城市人口增加，必然要增加这些方面的投入。但事实上，这些转户群体早已作为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市，各级政府已经根据常住人口规模来规划和建设各类基础设施。现在，他们变成了本地人，对城市功能的需求可能高了，那么，缺什么就补什么。这是城市发展的题中之义。（3）社会平衡。通过地票，城市房产商等各类企业资金进入农村，转户居民 “三权”退出后得到的补偿可作为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公租房租金等资金的来源。由此看，这3000多亿元成本，我们是能够平衡的。
由于制度设计合理，工作服务到位，户籍制度改革受到农民工的欢迎，实施效果比较理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量符合预期。一年下来转了232万人，年底累计可转300万人左右，堪称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各省区市规模最大的一次户籍制度变迁。二是结构符合预期。我们不是简单的农转非，机械地把农民转进来，把老人、小孩拉到城里来，而是把转户主体锁定在农民工及其新生代。现在的转户人群中，60%以上是农民工，40%是老人、小孩等家属。如果不准家属转户，就会造成两地分居，这是解决了一个社会矛盾，又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矛盾，人性化不够。或者70%是老人、小孩，30%是农民工，则既不协调，也不科学。三是分布结构符合预期。转户居民60%以上在主城、区县城和开发区，近40%在乡镇。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下一步要加强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大主城区农民工转户力度。户改启动以来，大多数区县基本满足了农民工及其新生代的转户需求，但主城九区的效果还未显现出来。主城九区的区委、区政府要深入研究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措施，市考核办应予追踪督导。二是加大服务业领域转户力度。现在转的多是工业领域从业人员，餐饮、房地产、信息服务、商贸流通等服务业80%基本没动。这一块真动起来，会有几十万人。三是加大在外的农民工回引力度。他们能在沿海地区安家立业是好事，但如果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愿意回来工作，转户就应该接续他们在沿海的务工年限。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薄熙来书记两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前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上，他讲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土地改革，现在坐稳天下需要解决好住房问题。按照市委要求，市政府针对住房单轨制供给的缺陷，率先提出了30%-40%由政府保障、60%-70%由市场配置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推动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调控机制，努力实现城市居民“住有所居”。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运行，我们实行“三端调控”：对低端，公租房建设没有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和企业利润，保证了低价位、低租金；对中端，按固定资产投资的25%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按人均住房30平方米调控楼市投放量，将楼面地价控制在房价的1/3以内，对购买首套普通商品房给予税费优惠，将普通商品房房价收入比稳定在6-7；对高端，采取差异化财税政策加以约束，率先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得到了国务院的肯定和大力支持，正在积极稳妥推进之中。总体上，重庆房地产市场是比较健康的。
去年初，我们整合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双限房等各类保障性建房，形成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体系，提出三年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大体上解决200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按照30%的覆盖面，重庆主城未来1000万城市人口，大约有300多万人，其中100多万人在危旧房拆迁、棚户区拆迁过程中予以安置，还有200万人需要通过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来解决。我市公租房建设有五个特点：
一是对象明确。主要面向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和住房困难户。这三类群体特征清晰，不会出现“浑水摸鱼”现象。在操作过程中，这三类人群具体月收入是2000元还是3000元，倒没多大关系，可以放宽一些。事实证明，我们配租后核查的人群，几乎没有假冒情况。今年已经摇号两次，年内还有两三次摇号，全年总计有十几万套公租房实现配租。对公租房摇号配租，不是因为供给不够，而是为了让承租者公平地选择小区、户型和楼层，而不是让十几个人来争一套房子，挤破脑袋。这种做法更以人为本。
二是布局合理。公租房品质较高，围绕产业集聚区规划布局，选择城市地铁、快速干道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地段，与20多个大型人口集聚区的商住楼盘“混建”，共享配套和服务，可防止形成贫民窟，促进社会和谐。
三是租金较低。公租房免收土地出让金、相关税和配套费，不产生利润，造房成本只有同类商品房的60%左右，其租金就能控制在同类商品房的60%、城镇居民月收入的1/6以内。现在，我市城镇双职工家庭每月收入3000多元，其中1/6就是500多元，平均下来，公租房租金每平方米10元。当然，三五年后，普通商品房房价可能有所提高，公租房建设成本也会增加，经物价部门核定，公租房租金也会作相应调整。
四是堵住了两个“黑洞”。公租房租住满5年后，租房户可以成本价购买，但出售时只能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这一过程无暴利可图，不会像经济适用房那样有成倍差价可赚，投机炒房者就不会来，这就防止了出现利益输送的“黑洞”。与此同时，公租房退租或回购，可形成一个4000万平方米保障房的“蓄水池”，从而循环反复利用，这可防止政府十年、二十年无休止地修建公租房而产生的投资“黑洞”。
五是融通模式合理。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要花1100多亿元， 其中，300亿元政府投入，预计中央支持150亿元，市财政按1：1配套投入150亿元。银行贷款、市场融资800亿元，去年银行贷款250亿元已到位，今年尽管银根逐步收紧，银行系统响应中央号召，都愿意给公租房建设融资，但我们从大局出发，要求公租房建设不向银行融资，这可为工商企业腾出更多信贷资源。我们通过社保基金得到45亿元，商业保险融资250亿元，国家烟草公司等央企投入250-300亿元，今明两年重庆公租房建设需要的600多亿元就有着落了。现在，不少地方造保障房举步维艰，一没地，二没钱，就让开发商来造。事实上，公租房姓“公”，就该由政府来建设，美国、香港、新加坡都如此，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目前，我市公租房建设推进顺利，去年建设了1300万平方米，今年又开建了1350万平方米，2012年将全面完成剩余的1350万平方米建设任务。国家对我市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两年给予重庆公租房补助100亿元、占全国总额的1/3，说明我们的做法是成功的。
下一步，除主城外，有关区县也该建一些公租房。至于库区和远郊区县建不建，由区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市里不作硬性要求，但危改房、安置房、廉租房等保障房要跟上。市财政、国土房管、建设等部门要按一定比例补助给有关区县，不能让远郊区县全额承担建保障房的费用。
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既缩小了贫富差距，又促进了农民工进城安居乐业，还有助于扩大内需。这个过程，不会出现巴西里约热内卢那样的贫民窟。这两项重大改革，今后要继续做好。
（五）城乡一体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这几年，我们按照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要求，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市场“五个一体化”，整体效果不错。下一步，要抓好三方面事情：
第一，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这两年，我们努力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目前城乡养老、医保和低保都已做到全覆盖。现在的问题是，城乡之间保障水平差距还比较大，保障标准还是低水平的。要加快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全市统筹，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支付比例。比如城乡低保标准，要从现在的2：1争取缩小到1.5：1。
第二，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今后5年，用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将达到3000亿元，这是政府要掏的钱。比如，按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4%的比例，5年政府总共投入将有2000多亿元。这一点，重庆是全国做得最好的。有人说，我们现在很穷，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对教育何必投入这么多？又有人说，我这个地区经济总量很大，按4%算账，钱太多了，教育用不完。其实，这些都是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的表现。美国经济总量高达10多万亿美元，教育投入占比还在5%以上。优先发展教育，绝不是投入多得用不了。改善城乡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中小学生生均费用水平，加大高校研发经费投入，提高教师待遇水平，诸如此类，该花钱的地方还多得很。除了教育之外，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方面也需要投入近千亿元。要加快推进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提速建设30个区县三甲医院，努力实现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要加快推进区县和乡镇文化“大件”建设，促进村级文体设施标准化，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第三，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这方面，重庆搞得比较好，铁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乃至农村公路，都大大领先西部。比如，重庆已建成高速公路2000公里，密度中西部第一。到2015年，全市高速公路将增加到3000公里，每万人拥有1公里，相当于现在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段时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进一步降低物流和居民出行成本。2002年我市取消了主城路桥收费，前年底将年票制扩大至外环以内区域，去年在西部地区率先取消7000公里高等级公路收费，对促进物流运输功莫大焉。可否设想，到2015年动用几百亿元、上千亿元资金，把市域内高速公路收费权全部回购，逐步取消收费，这对于打造低物流成本环境，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具有里程碑意义。
《决定》还提出，把31个远郊区县城打造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建设500个现代化小城镇。未来5-10年，渝西地区除璧山融入主城以及合并两个行政区外，所有区县城都有可能发展成为50平方公里、50万城市人口的大城市，江津、永川、合川城市人口可能达到八九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翼”17个区县，在万州、涪陵、黔江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下，加上库区有三峡后续政策予以扶持，渝东南地区实现铁路和高速公路全覆盖，都会迎来高速发展期。所以，振兴区县经济，也是有把握的。
三、在扩大开放中做大共富蛋糕重庆属后发地区，加快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否则共富就缺乏物质基础。加快发展，关键要用好用活改革、开放这两把“金钥匙”，形成推动重庆超常规发展的强大合力。改革和开放是一对“孪生兄弟”，改革是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开放则是借助外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内外经济要素循环辐射的格局；改革是优化配置内部资源要素，开放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为我所用，形成对内、对外开放的体系；改革是合理分配“蛋糕”，开放则是加速做大“蛋糕”，二者互为前提和基础。所以，落实“共富十二条”，不仅要通过改革创新释放活力，还要通过扩大开放加足马力。
近几年，我们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紧密结合，推动重庆加速融入全球化，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有五个标志性成果：
招商引资方面，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利用外资格局。近三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从不到10亿美元提高到去年的63亿美元，今年可达到100亿美元，规模进入全国前八。“十二五”期间外资利用总额预计可达500亿美元，继续保持中西部领先水平。
“走出去”方面，配合国家开放战略，策划了面向国内市场和重庆发展的一系列海外投资项目，去年在巴西和阿根廷投资农业、澳大利亚投资矿产资源等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获准实施，在全国31个省份中海外投资规模第一。今年要力争实现协议金额达6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十二五”期间超过300亿美元。这一目标，主要由市国资委牵头的国企团队和由市外经委、市工商联牵头的民企团队来完成。
进出口方面，去年进出口总额125亿美元，增长了50%以上。今年上半年增长1倍多，全年肯定翻番达到250亿美元。保持这种态势，到2015年超过1000亿美元，成为中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的“领头羊”。
开放口岸方面，成功获批西永综保区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协调促成开通渝-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并实现多国海关“一卡通”， 今后沿海的部分货物可由重庆始发至欧洲，同时欧美货物也经重庆中转发往全国，使重庆成为内陆口岸高地、国际贸易枢纽和西部通向欧洲的桥头堡，改变了中国内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
贸易结算方面，将惠普1000亿美元结算量的亚太地区结算中心搬到了重庆，新增上百亿元税收，还将利用国际云计算调整布局的机遇，打造全国最大的离岸数据处理中心。
重庆这个内陆开放高地的崛起，为我们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比如，我们抓住金融危机期间笔记本电脑大幅增长的机遇，探索出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内陆加工贸易模式，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无中生有”地构建起以惠普、宏碁、华硕为龙头，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和硕、仁宝六大代工商和5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的“3+６+500”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形成2亿台（件）产能、近万亿销售值、亚洲最大的以笔记本电脑为主的生产基地，不仅使重庆经济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还新增50万个就业岗位。
开放并不是盲目“走出去”、“引进来”，一定要深刻洞悉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才能做到趋利避害。综观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新兴经济体相对较好，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依然困难重重，均遇到了现实的债务危机或其他潜伏的危机。比如，美国经济有五个致命弱点：
一是次贷危机导致房地产市值差不多缩水30%，今后一两年还可能再跌15%-20%。如此“跌跌不休”，美国房地产金融坏账可能成倍放大，会酿成新的金融危机。
二是美国国债规模一再突破法定上限，已经达到14.5万亿美元，超过14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今后10年还可能再增加10万亿美元，与GDP之比达到1.5：1。过高的债务，会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政府债务余额和财政收入之比保持1：1比较合理，如果达到GDP的60%就要报警，达到100%就要出“大事”。即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度过难关，但由于70%的国债属于美国人自己购买，美国国内的损失会更大。
三是美国的金融衍生工具过于发达，信用掉期违约（CDS）的债务量差不多有60万亿美元。加上其他的衍生品，总额达到250万亿美元。当初雷曼兄弟就是因为4000亿美元的这种债务无法还清而倒台，进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现在这60万亿美元债务中有相当部分年内到期，如果接不上气，资金链断裂，将是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四是美国有2000万失业人口，失业率接近10%。这种情况长期下去，会造成美国社会极大的不稳定。
五是美国已经实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尽管利率很低，信用规模大增，但资金进入金融系统后，美国银行对本国经济前景判断悲观，对美国工商产业普遍惜贷。为了逐利，美国大量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和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体外循环，实体经济受益很小。
上述五个方面，将考验美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检验他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即便美国能够挺过这次国债危机，但严峻的现实问题造成的恶果就会在两三年中显现出来。
欧洲问题也很严峻，政府债务差不多是GDP的1.2倍，而且欧共体各国之间各怀“小九九”，一盘散沙，何时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将是个未知数。日本问题更严重，政府债务达到GDP的2倍。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极其复杂”。的确！全球流年不利、问题多多，搞不好可能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二次触底，其影响绝不亚于2008年的那场危机。
当然，“危”中有“机”，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风水轮流转”，演绎出一个个大国兴衰的悲欢史。近几次全球性或局部性经济危机，都是我国加速崛起的重大机遇。比如在应对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成功加入WTO，随后有了10多年的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增；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相比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我国“风景独好”，有六方面比较优势：一是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国家实力和信用的体现。二是政府负债率低，全国债务余额10万亿元，与财政收入大体相当，是3A级信用。三是银行质量好，不良资产率从2000年的30%下降到1%左右，资本拨备充足，存贷比只有60%左右，是世界实力最强、管理最好的银行。四是有巨大的内需市场。五是在城镇化率由50%提高到70%的过程中，劳动力比较优势至少还要持续10年以上。六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坚强有力、令行禁止。反观美国政府、两党和国会“两院”经常相互掣肘，欧共体是个松散联盟，日本“走马灯”似的换首相，调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
面对我国这么好的发展基本面，在这次美国主权信用危机中，只要我们沉着应对、妥善处置、顺势调控，同样可能实现新的跃升。比如，由于美元持续贬值、地位不断下降，今后十年，人民币完全有可能先是成为结算货币，进一步成为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货币，进而崛起成为世界性的储备货币。这将是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前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国际货币基金前总裁卡恩预言2020年人民币将成为世界货币，是非常睿智的判断。
面对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长的局面，我们应从三方面使力：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外汇储备体系，藏汇于民。国家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存量可保持不变，新增的外汇储备应转为企业储备、家庭储备。二是坚持“走小步、不停步”，适当加大汇率调整力度，既可使国内企业逐步适应，又可平衡进出口，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三是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促使全球市场和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格局的形成。
当今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是开放体系的调控，而不仅仅是国内封闭市场的调控。我们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好应对准备，逆向调控于前，平稳把握于中，完善调谐于后。当前，政府宏观调控不仅仅要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还要更多运用财政工具，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有松有紧的调控。比如，对中小企业，可以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对国际热钱的流入，可以征收托宾税，如果一年后这笔资金流出可退税，半年不到就流出则视为热钱不予退税，这也是国际惯例，可以有效防止中国成为世界热钱的“泄洪区”。
开放是做大共富蛋糕的一大“杀手锏”，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面对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我们既要勇立潮头、乘风破浪，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好稍纵即逝的重大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深看一层、远看一步，控制好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我们发展的冲击。一句话，我们应当内外兼修，左右逢源：对内，应当坚持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努力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不断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应当睁大眼睛看世界，善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长周期、更有质量、更加健康的发展。
同志们，“共富十二条”是重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3200万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期待。今后工作中，我们既要实事求是，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种难题；又要与时俱进，在优化资源配置上做好加减乘除；更应以开放的眼光、市场的手段，力争在全国率先破题，增强重庆实践的示范性和影响力。这样，缩小差距、促进共富就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重庆就一定会成为一座活力迸发、魅力无限的幸福之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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