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既要靠加快发展，更要靠深化改革，释放和激活农村生产力，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必须协同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对怎样推动城市化、工业化，我们心里比较有底。尽管这个目标比较高、难度不小，总还是看得见、摸得着，通过努力可以实现，很有把握。大体上，到2020年重庆工业销售值将从今年的1万亿元再翻两番变为4万亿元，GDP从7500亿元左右增加到2万亿元以上，人均GDP从3800美元左右增加到1万美元以上。相比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们感到解决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解决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的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当前，重庆市委、市政府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农村，把更多的资源和要素投向了农村。主要在三个方面努力进行改革探索。
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制度保证
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城市人自己改善自己的过程，而是农村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本质是减少农民的过程。现在我们常用的城市化率是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的，尽管这个指标也很科学，但容易掩盖矛盾。十年前，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34.8%，户籍人口城市化率25%。十年过去了，现在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12.2个百分点、达到46.6%，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增加了1个百分点、只有26%。重庆也大致如此。直辖以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1%提高到5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从19.5%提高到29%，二者差距从11.5个百分点扩大到22.6个百分点。这2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主要是因为已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没有取得城市户籍，实质上代表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差距。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还造成中国特有的农民工每年“候鸟”式大迁徙，对农民工也有失公平。
目前，全国农民工超过2亿，重庆有850万。在这850万农民工中，450万人在市外，400万在市内。我们对在市内务工农民作进一步分析，工龄在5年以上的有170万，90%以上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或承租他人私房，缴了社保的有80多万人。这部分农民工群体已经具备在城里长期稳定生产生活的条件，理应给予城市户口的待遇。为此，我们准备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当前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关键性措施，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重点推进在城市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三年或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农村籍大中专学生转户进城。经逐户调查统计，在市内务工经商5年以上的170万农民工，按1:1.3测算其家庭成员，共约220万人具备在城市生活的条件；有50万左右征地未转非等人员，应当给他们城市户口；还有60多万在读大中专农村学生，也应让他们一进校就成为城市人。争取今明两年让这330万农村人口一步到位转为城市户籍。今后每年再转新生代农民工50万左右、农村学生20万左右，一共70—80万人，到2020年累计转户1000万人，使城市户籍人口达到2200万人，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左右。这将是社会结构的一次大变革、城乡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也是实现城乡统筹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阶段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五大好处：一是真正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人口集聚问题；二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享受同工同权的市民待遇，让他们在城镇工作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三是有利于扩大内需，目前农村人均消费只有城市人均的1/3—1/4，全国增加1亿城市人口可激活1万亿元消费；四是有利于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盘活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等资源，解决部分改革成本；五是有利于增加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促进农民增收。
改革过程中，在“入口端”，不是简单地改写户口本，而是要确保农民转户进城后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大保障”一步到位，让农民一进城就穿上城里人一样的“五件衣服”。在“出口端”，进城农民穿上“五件衣服”之后，农村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是不是就要同一天退出呢？不应该。尽管农村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不是所有权，但使用权也应该有价值，就像城市土地批租50年或70年可以流通一样。因此，应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转户农民流转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不能让农民裸身出村。这既有利于农民转户进城后的生存发展，又有利于农村耕地集约经营，符合城镇化的渐进过程。由于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允许转户农民暂时穿着农村“三件衣服”，本质就是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这方面，我们正在积极探索。
二、深化公共财政服务方向改革，确保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投入到位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社会资本少有涉足，都应是公共财政保障的份内之责。特别是农村，社会资本几乎不参与，但不能因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赚钱就实行有偿服务，也不能因为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资金需求量大就不增加投入。必须改革公共财政服务方向，调整支出结构，把钱投向农村，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留在农村的农民享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第一，协同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重庆下了很大功夫，每年投入数百亿元，建设交通、水利、垃圾污水处理等项目，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到2015年，建成3000公里高速公路，使40个区县城全部连通起来，今年可达2000公里。高等级公路，从原来的1000多公里增加到目前的7000多公里，今后几年建成1万公里、连接乡镇。投入300多亿元建设通乡通村水泥路，今年实现乡乡通水泥路、村村通公路，到2012年实现30户以上自然村落的农村便道“院院通”。投入420亿元大兴水利，到2012年新建改建乡镇水厂300座，全部解决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农村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都在加快建设，去年农村国电网改造率达到93%，实现所有自然村通电话，争取到2012年实现全部行政村通宽带、农村电视户户通、广播村村响。
第二，同步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首先是教育，全市所有区县全部实现“两基”目标，“普九”人口覆盖率100%；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即城市和农村初中毕业生90%以上都能上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为西部地区最高。这些变化，使得重庆作为西部教育高地的地位日益凸显。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注重解决农村教育的五个问题：一是改造农村学校危旧房，全部排除了中小学库存D类危房；二是解决农村学校的大班制、大宿舍问题，累计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1600所；三是从农村代课教师中择优录取近1万名为公办教师，重庆再无代课教师之说；四是兑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职工的绩效工资，使农村教师津补贴与当地公务员基本相当；五是在西部率先建立城乡一体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生均公用经费达到国家标准，比周边地区高出1倍。
医疗卫生改革步伐加快，已确立到2011年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的医改目标，正加快推进30所三甲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今年在15个区县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到2012年覆盖全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并向村卫生室延伸。
公共文化服务也加速向农村和基层倾斜，基本实现乡镇综合文化站、自然村广播电视、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全覆盖，到2012年实现广播电视100%覆盖、建成社区文化中心和文化广场各1000个。启动建设万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千个社区健身路径工程、千片塑胶运动场建设工程、百个全民健身登山步道工程、百个乡镇农民健身工程。
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在全国率先建立农民工保障制度体系。将征地农转非人员、城镇用人单位超龄未参保人员等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城乡低保标准差距缩小到2:1。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去年15个区县试点农村养老保险，今年能够覆盖50%以上区县，2012年前实现全覆盖。这样，我市城乡统筹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平台就全部搭建起来，下一步重点解决“水平统一”的问题，到2020年争取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基本相当。
三、深化城乡要素市场改革，加速土地和商品融通流通
城乡要素阻隔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当前农村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培育发展要素市场。只有农村土地和商品“动起来”，“三农”发展的全局才能“活起来”。
第一，进一步明确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的产权。
目前，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的产权，全国都不甚明晰，重庆也如此。以耕地为例，卫星图片显示重庆有耕地3400万亩，但所有农户土地权证面积总和仅1700万亩。由于当初丈量不科学、面积少可少缴农业税等多种原因，现在农村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权证面积少于实际面积的情况。这会带来“三个弊端”：一是不利于农民进城后退出土地时的权益保障；二是土地流转时容易出现纠纷；三是不利于农民把土地拿到银行质押贷款。今年内，我们将完成全市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个确权到位”。确权到位之后，使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使用权能在银行质押、抵押贷款，能实现流转。这是从源头上保障农民权益，是从根本上帮助农民致富，是农村各种改革的基础，其效用不亚于当年土地承包制的改革。
第二，加快城乡建设用地流转。
盘活城乡土地资源，是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现在，国家一方面要求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另一方面又希望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几亿农民进城。理论上，在城市，城市居民人均建设用地100平方米，1亿农民进城就需建设用地1万平方公里；在农村，农民人均宅基地250平方米，1亿农民进城退出宅基地复垦后就会增加耕地2.5万平方公里。如果农民进城后都退出宅基地复垦为耕地，我国18亿亩耕地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对农民退出土地，不能过多使用行政杠杆，这容易剥夺农民的权益，让农民流离失所。如何借助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让转户进城农民退出农村土地，对于农民、对于耕地保护都十分重要。
经国务院批准，前年重庆成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专门对城乡建设用地资源进行配置。总体上，把农村腾出的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复垦为耕地，之后经土地管理部门验收给予地票，耕地仍留在农村使用，地票到土交所交易。开发商要用地，可以通过购买地票获得用地指标。本来用地指标是国家土地管理部门下达的计划指标，数量有限，当然不需要花钱。现在重庆相当于多了一个土地市场指标，开发商可以购买这个指标。目前，土交所运行良好，已累计交易“地票”1.6万亩，成交金额16.5亿元。成立土交所，开展地票交易，有四大好处：一是有利于守住国家18亿亩耕地“红线”。以“先补后占”替代“先征后补”，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二是加快重庆城市化建设。在保证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不减少甚至增加的前提下，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三是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远距离、大范围置换，利用级差地租提升了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一般由2万元/亩变为15万元/亩。四是激活城乡要素市场。通过在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指标交易，使固化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可流动的资本，带动农村资本、产权、技术等要素市场建设，使“三农”发展的全局“活起来”。总之，土交所开辟了一条既保护耕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浪费，又可让农民增收致富、城市反哺农村的新路子。
第三，建立商品交易所，加速农村商品流通。
把农村生产流通各要素的生产体系引入交易所，打破城乡分割局面，促进城乡商品市场互动流通。最近重庆成立了两个交易所：
一是农畜产品远期交易所。主要做生猪远期交易，现在每天交易量近2000万元、到年底可达每天5000万元，全年交易量近200亿元，预计两三年后每天交易量超过1亿元、年交易量达到400亿元，成为全国生猪价格的定价中心。通过生猪远期交易，农民已经尝到甜头。如果是今年1月份合约，当时签约价6.5元/斤，现在交割价仍是6.5元/斤，而市场价仅为4.5元/斤，养猪风险大为降低。现在，不仅重庆本地，贵州、黑龙江等地的养猪大户，也开始把生猪拿到重庆农畜产品交易所来交易。这方面前景看好，我们正加快在西南、西北、东北等地筹建生猪交割基地，冀望对全国的生猪供需起到平衡作用。
二是药品交易所。全国每年药品消费1万亿元，药品交易市场巨大。现在，以药养医的体制，加之药贩子的推波助澜，把药品价格抬得太高。今后，通过药品交易所，几万种药品同时在电子屏幕上挂牌，几千家医院、乡镇卫生院同时在电子屏幕上买药，搭建公开公平交易的平台，把所有中间流通环节打掉，这对降低药品价格十分重要，对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国家卫生部和药监局支持下，重庆药品交易所即将开张，开始做非基本药物交易，之后逐步把基本药物纳入交易范围，最终建成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以及其他医药相关产品的综合交易平台，节省用药成本、惠及城乡老百姓。
第四，培育发展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促进农工商、产加销一体化。
没有一批百亿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没有大型专业合作组织，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不可能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串接起来。相比渝西地区，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在这方面较落后。我们正加紧在“两翼”组织推进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鼓励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各展所长，开展农商对接、农超对接，把优质林农产品销售出去。
发展现代农业和林下经济，对技术、资金、劳动力素质要求都高。我们实施万名干部驻村、万名专业技术人才支农支教支医、万名大学生村官“三万计划”，推动管理、技术、人才下乡。加强技术和管理培训，包括乡镇、村社干部和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种养殖业大户、生产经营骨干等。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建设，重庆农商行和三峡银行今年实现区县全覆盖，村镇银行今年覆盖半数以上区县，2012年实现全覆盖，支持农业产业化。通过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让农村产品出村进城，远距离大范围流通，更好地实现价值。
城乡统筹发展问题，既属于生产力范畴，也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归根到底要通过深化改革，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我相信，如果能够真正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如果公共财政更多地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果能够把农村土地和商品流通运作到位，“三农”发展难题一定能够得到较好解决，城乡统筹发展一定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广大城乡居民一定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