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的是，重庆现在做的事对全国都是有推广意义的。如果重庆仅仅把过去在沿海地区做了十年二十年的模式搬过来在重庆实施，那就毫无重大意义而言。但如果我们结合重庆的实际，做对全国有现实推广意义的大事，而这种事又是沿海地区过去二十年没有干过的，对今后二十年的中国有意义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中的新的大事。我们不是在抄沿海(地区)，我们现在做的，正是沿海(地区)从未做过的事。”黄奇帆直视着《经济参考报》记者，不急不缓地说。

这件事不仅仅是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

我去年2月9号去台湾拜访郭台铭。我进他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

招商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求着企业的行为，而是一个互惠的概念。

惠普效应的结果就是，一个惠普加三个世界级的台湾电脑加工厂商在这里，形成了4000万台加工的一个生产线。

《经济参考报》：我国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头在外”，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似乎有所不同。

黄奇帆：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转变发展模式的事情。沿海城市30年的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大事项就是加工贸易，从8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长期沿用原料和销售在国外，加工在国内这一类两头在外的项目。一直到新世纪这20年间，“两头在外”的模式为沿海地区创造了差不多1.5亿个就业岗位。加工贸易带来的账单是1.2万亿美元，08年全国的进出口量是2.4万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50%。

我国加工贸易的99%或者说全部都在沿海地区，07年的时候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开始发生了。因为油、电、煤运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大家也在说内陆要西部开发，所以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应该转移到内陆。但实际上细细想一下，如果一直沿用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零部件从全世界或者东南亚运到沿重庆、武汉，无疑要加上1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的水路、公路、铁路和航运航空运输的距离。这2000公里的航空运输距离带来的物流成本会完全抵消内陆所有劳动力成本低、煤运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的优势。

所以内陆真的要搞加工贸易的话就得创新，我们的创新就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以笔记本电脑的加工为例，如果电脑的各种零部件原材料80%都能在重庆城里生产出来，那么从零部件运到整机厂，就是从一个城市的这个区到那个区的运输，比东南亚运到沿海还要近，在这个意义上就能一下子跳出两头在外的模式，就能大幅降低上面提到的物流成本。

《经济参考报》：怎么让零部件商跑到你这儿来呢？我看到重庆引进了惠普、富士康等IT企业。

黄奇帆：这里有一个鸡和蛋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总装厂在重庆，那么零部件厂就会过来，反过来零部件厂在重庆，总装厂看到物流成本的优势，它也会过来。

此外还有一个综合规模问题。全球有2亿台电脑的产量，如果有1亿台电脑放在了重庆，这个时候零部件厂就会过来。

《经济参考报》：金融危机里，您找到了笔记本电脑的商机。

黄奇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抓住危机当中高科技带来的机遇。笔记本电脑恰恰是高科技领域产生的新的机遇。为什么笔记本电脑会多呢？是因为无线上网技术出来了，手机能够无线上网，是传统的第二代手机多媒体的转型。现在的多媒体信息，都能够在无线网上传输。每个人把手机当电脑，电脑当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化了。手机人人有一个，一年要生产7亿台。笔记本电脑本来当桌上的东西，如果可以无线上网的话，也变成了人手一个，所以这个量也就大了。

《经济参考报》：所以您第一步先和惠普谈，再和台湾的代工厂和零部件厂商谈？

黄奇帆：惠普是世界级的电脑公司，全世界在08年1 .6亿 台 电 脑 生 产 量 ， 惠 普 占 了30%，也就是说有5000万台。09年年初惠普正在筹划增产问题，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受到销售量下降的冲击，唯独笔记本电脑因为技术进度不降反升，三至四年会翻一番，也就是说大约2012年会达到3.2亿台。这新增的1.6亿台产能是继续放在中国沿海，还是放到哪儿？惠普也正在找一个地方能扩大其产能，如果他们用老思路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继续搞两头在外的加工，原来在上海有5000万产能的就继续在上海加单子下去，加到8000万台。但是毕竟上海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日益趋高，在这个时机上如果有一个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比上海还低的地方他就会心动。

2009年年初我们就找到惠普谈，当时对方认为我们的物流成本高，要我们补贴。我们就把这个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模式抛出来，让他知道我们的物流成本只会比沿海城市低。同时和惠普说，如果你只搞几百万台的订单在重庆的话，零部件厂商是不会过来的。但如果惠普和重庆下4000万的订单，那零部件厂商一定也会过来。集群效应就会产生。

整机加工从来都是台湾干的。世界级的整机厂商、代工厂都在台湾，所以跟惠普谈好以后，我去年2月9号就去了台湾拜访郭台铭。我进他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惠普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理由是重庆要办理整机一体化。富士康是全世界笔记本电脑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你们在沿海地区一年造了5000万台笔记本的零部件，但没有造一台整机。重庆现在手中有惠普的4000万台订单，如果拿1500万给你，那富士康就到重庆可以做整机。但我要求你把在沿海做的零部件一股脑儿都带到重庆去加工，因为重庆加工零部件的成本也比沿海做零部件的成本低。郭台铭当场就和我一拍即合。

招商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求着企业的行为，而是一个互惠的概念。去年8月10日重庆这边和惠普签约，那边就跟富士康签约，9月10号就开工。12月26号，我又开始和英业达讨论，当天就签约，然后1月26号英业达就开工。然后1月18号跟台湾广达签约。惠普效应的结果就是，一个惠普加三个世界级的台湾电脑加工厂商在这里，形成了4000万台加工的一个生产线。

4000万台差不多就是2000多亿的销售值，他们的零部件如果做80%，也有1600亿的销售值，所以一些小的零部件厂商就跟着来了。这些零部件厂商不是重庆政府出面去招商，而是富士康、广达等利用其产业影响聚拢起来的。等于是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他们在帮我忙活，我只是下命令，所有重庆一小时经济圈里的区县，你做100，他做100，重庆就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局面。

你追我赶的场面甚至还出现在加工商身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这三个竞争对手，现在被我拉到一个桌子上吃饭。如果某一家手长脚快，那么次年新增的6000万台产能就会落到他手里，其他两家就会吃亏，所以他们三家也是你追我赶。

《经济参考报》：这三家代工厂解决了不少就业岗位吧？

黄奇帆：他们一下子干出几千亿的产值来，需要20万员工。这三家企业，每个企业今年都要先招1万人，招来以后，就到上海、昆山等他们原先沿海的企业去培训，到下半年年底，这1万人就变成班长了，明年每个人带8个人、10个人，20万人就起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产业链。

《经济参考报》：您把这个模式称为垂直整合？

黄奇帆：用学术上的话，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叫水平分工，现在我们是用垂直整合的方式，改变了水平分工。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就是讲大公司做研发设计，代工厂在沿海搞了几个加工基地，然后第三类公司在全球做零部件，然后用物流、用运输、用现代通信的办法下单。这个意义上世界是平的，全球可以共做一个产品。一个上海货，有些部件可能是巴西的，有些部件是印度的，有些部件是东南亚的，任何一个产品的加工，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一个产品做供应。

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是当原油变成100美元一桶的时候，世界就变得不平了。太过仰仗物流运输是极大的能源浪费。我认为，现在的世界谁拥有零部件加整机一体化基地，谁就站在世界供应的高地上。

重庆就搞了这么一个高地，我们搞了一个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整机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基地。在这个意义上， 这件事不仅仅是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当然这件事不是光靠我们，我们设计的方案得到了跨国公司的呼应，又得到了台湾代工厂的响应，就运转起来了。

我把去年的决策称之为共振。是垂直整合模式的思维和跨国公司、三大台商形成的一种共振；今年我们要决战供应链，决战零部件。去年决战1+3，决战惠普和三大台湾龙头加工企业的到位；今年是要把这三个台商零部件的供应链真正拉到位。

重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在挖沿海的墙角

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可能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经济参考报》：沿海地区能否借鉴重庆的这种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模式呢？

黄奇帆：如果大家都要搞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那就要比劳动力成本、油电煤运的成本、土地的成本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跨国公司们普遍认识到中国西部廉价的劳动力、西部的优惠政策、西部的油电煤运的资源成本较低，这些都适合搞制造业。而零部件的制造业，不管是放在沿海还是东南亚，在中国西部是有竞争优势的。

当然 重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在挖沿海的墙角。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可能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经济参考报》：加工贸易曲线里，咱们的研发在外，重庆的这一模式也克服了这一弊端？

黄奇帆：我们长期以来的沿海加工贸易方式存在好几个对中国经济不太有利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是没有核心技术。

我们以前加工贸易的概念，因为是组装劳动力搬运工，不管是做电脑还是电视机，1000亿的销售，加工贸易的投资，包括生产设备的投资、生产线路投资一般只要5%的钱。对于一个老板来说，1000亿销售只花5%的投资的话，相当于只开一个贸易公司，他就没有必要把研发基地放在这儿。

在高科技领域，越做零部件越是技术核心，谁做零部件谁是上帝。比如说芯片、液晶面板都是核心。我们讲的奔腾四、五、六，实际上是芯片升格了。1000亿的销售里面零部件的产品投资平均要700亿，比加工组装的投资要多十几倍。所以现在我的零部件加整机的制造基地都拉到重庆了，重庆就成为了研发基地。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这个模式反而使得重庆变成了研究开发的一个基地了。惠普的研发在这里，广达的研发也放到这里，英业达也在这里，他们跟我的协议里都承诺研发放到这里。

重庆成为了众多IT企业的第二总部。这不是我黄奇帆个人的魅力，而是企业看到产能转移到重庆能够取得成功，把研发也带过来了，这是一个附带的成功，也是模式转变带来的新的好事情。

《经济参考报》：对创汇模式的影响是怎么样？

黄奇帆：加工贸易也是我们国家外贸摩擦的一个根源，还老被老外说我们出口太多。为什么呢？我们这些加工贸易，说起来1.2万亿美元，但净创汇有多少呢？大致20%。深圳一年加工贸易出口2000亿美元，来料加工运来的东西占80%，最后进出相抵消，其净创汇只有20%。听起来1.2万亿美元蛮庞大，实际上产生的净创汇只有2400亿，其他都是虚的。

此外，我们国家还有出口退税，1万亿都要摊上去。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的钱在补贴外国人、在补贴台湾人。结果我们还让外国人说我们的出口那么多。实际上我们帮人家吸收了那么多的进口，他们又不算账。我们出去了1万亿，进来了8000亿。

我们的贸易摩擦以及我们每年几千亿的财政补贴，都补到了这些地方。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零部件80%自己做。如果有1000亿美元的货物出去，那我就净创汇800亿，我是真正地创汇，国家同样也给1000亿美元创汇补贴、退税。所以，重庆的模式实际上是把创汇模式、出口模式也转变了，使国家的出口补贴补到了要害上，这就是第二个附带的好处了。

《经济参考报》：加工贸易结算中心的思路是怎么来的呢？

黄奇帆：代工厂有很多的零部件从东南亚、美国、欧洲、印度运过来，这就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结算。另外，这个代工厂把电脑交给惠普，于是惠普和代工厂之间也有结算，而且这笔结算有时候还要代工厂把产品一次通过物流公司运到美国才能再结账。如果这个代工厂在中国，那么这个网络账完全可以在中国结算。但是中国20年以来，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除了最低层次的跟劳动力结账的代工厂和中国发生以外，5500亿在新加坡、3500亿在香港、还有1000亿在台湾、1000多亿在东京，全部都在外面结算。这个结算里产生多少效益呢？会产生1000多亿人民币的税收和金融的利润，这金融的利润里就包括十几万白领会计师的高薪收入。

去年六月份，我们跟惠普签约时希望惠普把结算中心放在重庆，惠普说他们一直都在新加坡、香港。在这件事上我们吵了不少架。我告诉惠普总裁，重庆和惠普是战略伙伴，利益相关。于是我们去年签约后，这个账就过来了。今年1季度已经交了4亿税收给我们了。今年应该可以拿到16亿。这还只是1000亿美元最初的一步，到明年肯定可以拿到30多亿的税收。

然后银行的利润也会有30多亿，这些都要归入中国的G D P。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会计师的收入。当时我让惠普他们把结算中心设在在我这儿，银行利润要结过来，而且是重庆的银行做这个事。作为缓冲条件，我们允许惠普的结算业务外包给新加坡的会计师来做。这是第三个附带的好处。

重庆是引凤再筑巢，凤有多大，巢筑多大

从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个巢，凤来不来也不知道。现在重庆这边是引来了凤再筑巢，这个凤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这让我们得到一个经验：不要筑巢引凤，而要量体批巢。

《经济参考报》：其他西部内陆城市向重庆取过经么？

黄奇帆：我们内部人人都知道这个模式，但外地人不知道。成都跟我们抢英业达、抢富士康，一开始只是按照常规的招商，用西部的优惠政策和低劳力成本吸引人家。他们没搞懂台湾人只是惠普们的外包，老外愿意到哪儿，他们就到哪儿。

我也不忌讳和西部兄弟城市说其中的要害，招商不是招代工厂，是招宏基、戴尔、惠普。而这几家实际上又是冤家，重庆有了惠普以后，我就不招惠普的第二竞争对手宏基了，但我会招东芝这样的第五名企业，因为他们对惠普威胁不大，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而成都是可以找第二、第三名的，但他得用我的模式，重庆的零部件运到成都距离也不远。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学的。除了电脑可以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以外，其他的电子产品加工贸易也可以这样做。

《经济参考报》：拥有两个保税区，这是任何一个内陆城市做梦都想得到的开放平台。随着近期西永综合保税区的挂牌，重庆也拥有了两个保税区。能否向我们介绍下这里有什么筑巢引凤的故事么？

黄奇帆：我国从95年开始审批出口加工区一共批了9个，有一半是不成功的。五年过去了，围了一块铁丝网的地，外面的也进不去，里面的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么一来，国家到了05、06年就开始停止审批。

也是重庆把这个重新启动了，当时我把海关总署和六部委找来，说重庆现在来了三个老板，他们要跟我做4000万台电脑，需要十平方公里，这十平方公里会有五六百亿的销售值，这是中国投入产出最高的一块地。由于又是出口的，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税的保税区功能。六部委开始都不相信重庆会有这样的举动，第二天惠普和台湾的代工厂都一起到了他们的调查组现场，告诉他们重庆的项目情况。结果六部委一个月时间就批了。

这让我们得到一个经验：不要筑巢引凤，而要量体批巢。从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个巢，凤来不来也不知道。现在重庆这边是引来了凤再筑巢，这个凤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这个凤需要十平方，我就批十平方，所以我们就提出建一个全国20年来的最大的出口加工区。我们重庆在出口加工区停了五年以后，突然批了个十公里，不是因为黄奇帆有面子，是因为重庆引来的这个凤就占了十公里。所以王岐山认为重庆是改变了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的审批模式，变成了量体批巢这么一个概念。

记者杨维成刘亢朱薇施智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