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自述演讲不当拾人牙慧的“搬运工”，不做重复报告的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8月22日作最新公开演讲。
黄奇帆表示，此前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条件决定了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思路，并不是今年突然提出，实际早在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已开始酝酿。
他强调，以内循环为主，绝不是回到封闭发展的老路上，相反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和外循环来支撑和促进。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含金量、安全性和韧性，也有利于通过增加进口，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以外循环为主
今日（22日）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召开“2020年经贸热点论坛”，会上黄奇帆作为首位作主旨演讲的嘉宾，带来了主题为“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对策”的发言。
从今年全国两会、近期企业家座谈会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成为当下热词。
与此相对的是，过去我国经济主要由“外循环”驱动。黄奇帆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沿海“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和外资持续涌入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一度形成了以工业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黄奇帆认为，之所以形成上述增长模式，主要与当时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条件有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以后，中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为这些地区的加工贸易和工业制造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二是中国改革初期，各级政府财力很弱，国内企业资本极其稀缺，迫切需要引入外资进行工业化。
三是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欧美国家的需求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四是中国沿海的对外开放，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以外循环为主的模式自2008年后遇到一系列问
“以外循环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在中国加入WTO后被进一步增强。”黄奇帆说，到2006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64%左右。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冲击。危机之后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渐成趋势。
中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也逐步加剧。1995年到2015年，中国共遭受国际对华反倾销裁决820件，占世界总数的25%，居全球首位。同时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肯定性的裁决比例和中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税率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人口红利方面，国内劳动力增长出现了拐点。随着退休人口逐步超过新增劳动力数量，2012年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了有限剩余，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也逐步提高。”他称。
从资源能源的角度看，煤电油气等要素成本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以原油为例，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于2009年首次超过50%。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油和其他能源燃料进口国。
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也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此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行不通了，过去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也不再受到欢迎了。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2015年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黄奇帆认为，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供给侧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型。
他列举数据，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量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到了32%，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接近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今天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酝酿了、确定了。”黄奇帆称。
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新形势下以内循环为主有何意义？黄奇帆认为，其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含金量，促进高质量发展。过去中国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国外，只能赚一点加工费，辛苦费，对就业的拉动也是有限的。但在内循环下，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
他举例，过去产值为100亿的加工贸易，由于两头在外，一般只有10%-12%左右可以转化为本地GDP。而在内循环下，同样100亿元的产值带来的GDP可能达到30%-35%。“也就是说GDP的转化率更高，产业链的含金量将会更高。”
以内循环为主不仅能提高产业链含金量，还有利于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黄奇帆发现，疫情后，即使许多外贸企业复工复产，但也因为没有订单或者没有零部件供应而不得不停工。同时，在苏州、重庆等地区，由于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了保障，很多跨国公司反而把大量订单转移到了这些地方。地方不仅满血复活复工复产，还在加班加点，订单出现逆势增长。
以内循环为主还有利于增强价值链的韧性，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黄奇帆表示，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有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过去在外循环拉动为主的模式下，习惯的思维就是买买买，以市场换技术。然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他称。长期处于这种分工格局，容易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的底层中间区，也容易被人一剑封喉。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更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品牌。
此外，以内循环为主还有利于有利于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说的简单一点，外循环拉动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足够便宜，外资就来了。内循环驱动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黄奇帆称。
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还有利于推动我国增加进口，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黄奇帆解释，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粗加工产品；而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的贸易顺差，也可能因为货币纳入了sdr成为世界货币，从而与各国直接用本币结算。我国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不仅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还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限号限牌制约国内汽车增长，建议放开汽车消费
黄奇帆为工业领域疏通内循环提出了几条建议。
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全流程的创新链条。黄奇帆将创新链条归纳为三个环节：一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创新，即0-1的环节；二是从科学到技术转化创新，是讲技术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是1-100的阶段；三是从技术到产品规模化、产业化，甚至资本化，是100-100万的阶段。
他认为，目前我国在这三个环节都有短板，比如0-1阶段投入不足；1-100阶段产业转化效率不足；100-100万的阶段市场化、资本化仍有不少障碍。对此要鼓励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重点培育一批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并通过产业链的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黄奇帆强调，要改善金融环境，特别是要发挥科创的引导作用。他提出科创板的“三个凡是”：“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品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他称，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比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推动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是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建设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产业的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黄奇帆认为，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90多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5%的效率，就会产生4.5万亿左右的增加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体系。
三是要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的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他以近几年出现消费萎缩的迹象的汽车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1000人拥有的汽车量美国为837辆，日本为591辆，马来西亚为433辆，中国仅为173辆，市场潜力十分广阔。应逐步放开限号限牌政策，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倒逼城市改造，利用扩建立体停车库等手段解决停车难问题。
黄奇帆强调，在讨论内循环为主的同时，还要牢记，新格局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以内循环为主，绝不是回到封闭发展的老路上，相反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和外循环来支撑和促进。”他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