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2020年一定是人类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工业时代历经百年形成的全球经济体系、治理体系，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阻滞而加速了变革，并把2020年变成了人类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历史上文明的更迭，往往与科学技术革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由此引发经济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从而导致人类社会治理体系的革命。以往历次文明更迭所引发的矛盾，大多是以战争的形式解决，这使得人类文明总是在破坏中创造、在倒退中前进。向数字文明的进步有望打破这一历史前进的方式，以一种更加先进的社会巨变模式代替战争那种不文明的方式。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这种巨变提前到来，疫情后全球经济的重塑力度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人类文明正在呼唤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社会秩序。

面对这场异常严峻的竞争，中国政府提出了加速新基建的发展战略，并大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这是中国在应对这场大变革时，从容自信的布局，我们正在以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式，科学地参与并开始主导这一轮全球数字经济、社会秩序的重构。

新基建就是支撑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治理的各种基础设施，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无比重要，就像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一样，构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数字社会，必须要有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但是，新型基础设施到底包含哪些内容？该如何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又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哪些新机会？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准确的答案，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新基建。过去的几个月中，参与新基建解读的技术专家很多，但真正能从经济管理视角系统解读新基建的还很少。《中国新基建：未来布局与行动路线》这本书由多位经济学、管理学博士，从数字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视角，探讨未来科技、未来产业和未来城市之间的深度交互与全方位融通模式。这对深入理解新基建的经济社会内涵，从而更好地建设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基建是数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的产物，是支撑数字经济循环的基础从本书的论述中不难看到，在经济学家看来，任何基础设施的代际革命，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领先程度，社会生产关系与之不能匹配的结果。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生产力，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正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社会秩序的主宰力量。但是，现有的基础生产关系还是在工业时代形成的，用以匹配分工协作的工业生产模式，它并不能满足数字生产力对于信用、效率、创新等方面的要求，从而开始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想释放数字生产力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就必须要大胆变革生产关系。

新基建就是在为全面重塑生产关系、释放数字生产力奠定基础。无论是信息基础设施，还是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都是在力图重塑一个更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社会基础环境，为数据要素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便利，从而构建一个全新的智慧社会。中国正在构建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模式，新基建将成为其中的关键。借助新基建，中国正在全国各地建设一个又一个更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好的数字化经营平台，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和转型。

二、要充分认识投资新基建与投资传统基建的差异，创新新基建投资模式毫无疑问，投资新基建会带动未来几年中国高水平的投资。所谓高水平，要体现在投资模式的创新、投资综合效益的增加、投资效率的提升等多个方面。与投资传统基建相比，投资新基建有以下几方面不同。

首先，从投资主体看，传统基建一般由政府投资，有的项目虽然采用PPP模式，但往往还需要政府兜底；投资新基建一定不能是政府兜底，而是要充分发挥各类新基建的灵活性，由市场主体根据政策引导自主投资，自负盈亏。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以及铁塔公司在投，通过政策引导，还可以有民营企业参与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甚至是卫星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多样化的投资主体才能充分体现新基建的创新性，并提高投资效率。

其次，从投资回收期看，传统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100公里的高速铁路的投资规模至少150亿元，其回报期一般要30年；新基建的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因为是市场主导，投资主体对投资效率要求较高，因此总的来说回报期会相对较短。

最后，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传统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人类数字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将颠覆传统产业，使之走向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投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从本书对新基建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新基建投资的关键是在投资模式的创新上，也就是如何借数字经济发展的东风，合理制定政策，用国家资本撬动社会资本，全面开展新基建工作。

三、用基于新基建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推进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可以称为数字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赶上了，但只是跟进而已。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仅是跟进者，而且是引领者之一。

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新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是数字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2009年，华为开始布局5G领域的研发和投资，随后的突破奠定了中国在5G领域领先全球的地位。而5G正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2010年，我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并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

关键技术的创新是绕不过的发展道路，基于新技术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也同等重要。新基建为数字时代中国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大量新的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社会治理的效率将不断提升，数字时代的财富效应将助推中国GDP走向全球领先，并进一步推进中国引领数字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