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周小川的学术主页]]> http://mcrp.macrochina.cn/u/62/index.html <![CDATA[多维度审视稳定币]]>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5/4247.html 　　目前关于稳定币的某些讨论只是从单一视角出发，如要推演稳定币的运转和未来前景，需多维度、多视角的审视。如果希望推动数字化支付系统的发展并实现健康发展，也必须关注多个维度的性能与平衡。
　　一、央行维度：防范货币超发与高杠杆放大
　　稳定币发行商会希望自身承担最小成本而获取最大规模的稳定币发行量及应用。他们可能会想，凭什么央行可以印钞票，我是不是也可以？如今，他们通过稳定币也能有印钞功能，但因为缺乏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公共基础设施职能等方面的深入了解和责任感，有可能缺乏足够的自律性，可能引发发行量失控、高杠杆和不稳定。稳定币稳定与否不是自称的，需要有判定机制。
　　目前央行对其的担忧至少有两点。一是“滥发货币”，即发行方在缺乏真实100%准备金的情况下发行稳定币，也就是超发；二是出现高杠杆放大，即发行后的运转会产生货币派生的乘数放大效应。对此，美国的《天才法案》（GENIUS）以及香港的《稳定币条例》都已有所关注，但控制力仍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应明确发行准备金的托管机构是谁，实践中存在托管人不尽职的情况，这在过去已有诸多案例。2019年，脸书最初计划是自行托管Libra的发行准备资产，自主性强且可以保有托管资产的收益。但准备金托管必须是一种可靠的托管，应该是央行或者央行认可并监管的托管，否则就不太可靠。
　　其次，如何测量和管理稳定币运转中的放大效应？即便发行方放置100%的准备金，稳定币仍会在后续运转环节（如存贷、抵押、交易与重新估值等）出现乘数效应，需应对的可能挤兑量会数倍于发行准备金。表面上看有关法规会阻止放大，但深入观察货币发行与运转的规律后可知，现有规则远不足以应对派生与放大。
　　可以借鉴香港三家商业机构发行港币现钞的例子：香港三家发钞行的发钞机制是，每发行7.8港元就需要向香港金融管理局缴纳1美元作为准备金，同时获得一份负债证明书。在港币现钞M0的基础上，经济金融系统通过派生、乘数效应产生出M1、M2。在挤兑情况下，不仅会针对M0，也会针对M1或M2，即使基础货币M0有百分之百备付金准备，也无法依靠M0准备金去应对挤兑并保持货币稳定。
　　稳定币的放大效应有三个可知的典型渠道：一是存贷渠道；二是抵押融资渠道；三是资产市场交易（可额外购入或重估发行准备资产）渠道。所以需要由监管者对已发行稳定币的实际流通量进行统计和测算，否则无法确知可能的兑付风险规模。稳定币的放大乘数效应还会给舞弊及操纵市场提供机会。
　　二、金融服务模式维度：去中心化与代币化的真实需求
　　假定未来的生态系统是金融活动大规模去中心化，资产和交易工具大规模代币化，则稳定币将大有用场。一是稳定币能适配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发展；二是代币化是DeFi运行的必要基础。需要深究的是，我们为什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会走向去中心化和代币化？
　　从供给侧来讲，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提供去中心化运作确有其特点；但从需求角度来看，去中心化作为一种新的运行体系，有多大需求？多数金融服务是否会转入这一新体系？
　　冷静下来去看，并非大量金融服务都适合去中心化，能通过去中心化方式实现效率大幅提升的金融服务并不多。作为技术基础的代币化的真实需求究竟有多大，也需要冷静估算。
　　从寄予希望的支付系统（特别是跨境支付）升级转型来看，中国和若干亚洲国家的零售支付系统发展到以手机为基础、以二维码和近场通信（NFC）为商户界面的应用上取得成功进展，仍是基于账户的。目前，中国开发的数字货币也是以账户为基础，是现有金融体系的延伸和迭代更新。此外还有部分亚洲国家的快速支付系统跨境直连，也未选择去中心化、代币化路线。
　　截至目前，集中管理的账户系统仍表现出良好的适用性。以全面代币化来替代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系统，立论依据不足。
　　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了一种集中化的账本架构——统一账本（Unified Ledger），将银行存款及其他大量金融服务实现代币化，在中心化框架下，央行数字货币（CBDC）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即中心化和代币化的结合。需质疑的是，并非各类金融资产都适合搞代币化，也不是各金融服务环节都适合去中心化，需逐项具体分析和对比。
　　三、支付系统视角：技术路径与合规挑战
　　支付系统换代有两大关切：一是支付效率，二是合规性。
　　支付效率提升被认为是稳定币的潜在优势之一。在当前支付系统数字化的过程中，提升效率的路径大致有两条。第一条路径是继续以账户为基础，在IT和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创新。第二条路径则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的全新支付体系。
　　从目前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支付系统发展情况来看，迄今为止取得的主要进展仍然是建立在互联网和IT技术基础之上的，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央行数字货币（CBDC）方面的进展、依靠NFC的硬钱包，以及快速支付系统互连等。这些进展已使支付效率和便利性显著提升。
　　技术路线本身不是唯一判据，支付效绩的比较还必须高度重视安全性和合规性，包括了解你的客户（KYC）、身份识别、开户管理、反洗钱（AML）、反恐融资（CFT）、反赌博、反毒品交易等合规要求。有人认为，既然稳定币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就不涉及开户。这并不准确。即便是使用“软钱包”，也需要进行用户身份验证，走开户流程，才能满足合规要求。当前，稳定币支付业务在KYC和合规性方面尚有明显缺陷。
　　四、市场交易维度：市场操纵与投资者保护
　　从金融市场、资产市场交易的角度来看，最需要防范的问题是操纵市场，特别是价格操纵，为此需要建立充分的透明度和有效的监管。事实上，这种操纵现象已然存在，已发生过数起相关案例。其中一些价格操控行为带有明显的欺诈性质。然而，在改进后的现行制度框架下，无论是美国《天才法案》、香港的相关条例，还是新加坡的监管规定，对于这些问题都尚未做到令人放心。
　　一个新现象是混合币或多种币的混合使用，即在一个系统中同时使用多种货币进行交易或支付，其组合中并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币，也不一定有一致、公认的稳定币的标准。在现行的资产市场中，特别是在虚拟资产交易所中，很多交易对象的支付货币可以是稳定币，也可以是非稳定的其他加密货币，甚至是完全不稳定的币种。这种安排为市场操纵提供了可能，成为监管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有市场推销人士提到，通过稳定币和RWA等技术手段，可以将资产交易的份额切割得非常小，从而实现更广泛的投资者参与，并宣称这种模式已经吸引了大量18岁以下的学生参与交易。
　　尽管有人认为这有助于培养青少年对资本市场的参与，有助于未来资本市场的繁荣，但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去看，这一做法是否真正有益仍有待观察。过去人们一直强调投资者的适应性和资质要求，未成年人是否适合参与资产市场交易，目前还缺乏足够依据。如果尚不能有效防范市场操纵行为，再吸引不合资质的投资者入场，风险会显著扩大。
　　五、微观行为维度：各参与方的动机
　　稳定币的发行机构一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稳定币相关的支付业务、资产交易业务中，大量主体也都是商业性机构，商业机构必有其商业动机。但稳定币和支付系统中包含一部分具有基础设施属性和普惠属性的功能或环节，不能靠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来指导微观行为，而应该具有公共服务的精神。应该对哪些领域适合市场化主体、哪些属于基础设施性质有清晰界定。
　　需要有微观视角分析微观层面稳定币各参与方的动机和行为模式。使用稳定币进行支付的人出于什么考虑？收款方又为何愿意接受稳定币？稳定币的发行机构出于何种动机？私营交易所追求何种交易局面？目前，香港发放了11个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牌照，那么这些持牌机构重点关注的交易主体和交易品种是什么？它们如何盈利？
　　尽管很多人都认为稳定币将重塑支付体系，但客观来看，现行支付体系，尤其是零售支付领域，已没有太多降成本的空间。在中国，现有的零售支付体系，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央行数字货币（CBDC）、软硬钱包、清算基础设施等等，未采用去中心化和代币化的路线，经过多年发展，已经非常高效且低成本，使得任何新入主体在这一领域降本获利的空间非常有限。
　　如果看美国，美国的零售支付体系中或许还存在一定的降本获利的空间，原因在于美国长期依赖信用卡支付体系，商户侧通常要承担2%的价格折扣，所以有动力尝试新的、更低成本的支付系统。这也说明，从付款人和收款人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存在差异。
　　跨境支付和跨境汇款是讨论稳定币应用场景时经常被提及的重点领域。如果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当前跨境支付成本较高的原因进行分解，具体看是哪些环节导致了高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关于传统跨境支付系统在技术上“非常昂贵”的说法可能是夸大其词。实际上，较多的成本因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涉及到外汇管制，其背后关联着国际收支平衡、汇率、货币主权等诸多制度问题。另一部分成本来自KYC和AML等合规成本，换用稳定币也难以回避。此外，还有一部分成本来自跨境外汇业务作为特许经营的“租”。总之，稳定币介入跨境支付的吸引力并非想象中那么大。当然，对那些本国货币已搞砸、需引入美元化的场景应另当别论。
　　从稳定币发行方的角度来看，如果体会到本土和跨境支付的吸引力不足，则最有可能聚焦的应用在于资产市场交易，特别是虚拟资产交易。这类市场中的某些资产具有较强的投机属性，容易被炒作推高价格，从而为稳定币的发行带来吸引力，更何况某些虚拟资产又反过来可充当合格或半合格的稳定币发行准备。
　　从目前的微观行为来看，要警惕稳定币被过度用于资产炒作的风险，方向上的走偏可能会引发欺诈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此外，稳定币相关业界利用稳定币的热度提高自身公司的估值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种行为方式。某些公司可借此通过资本市场“圈钱”，或实现资本增值后套现，至于稳定币业务本身、及其是否盈利、是否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他们的重点关注。这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不利，可能积累系统性风险。
　　六、流通路径维度：从发行到回收的循环机制
　　稳定币的流通路径涉及从发行到特定场景的市场流通、回笼的整个循环过程。
　　以中国人民银行纸钞发行为例，印制的钞票首先会被存放在特定的发行库中，至于这些钞票能否以及何时进入市场取决于商业银行有无现钞需求，而商业银行在其客户有净需求或呈现贷差时，才会向人民银行发行库提取现金。提取后会形成商业银行的占用成本，因此当他们库存多时会退库。这表明货币走向流通并不是自动发生的。
　　类似的，稳定币发行商获得了相关牌照，缴纳了备付金，不等于发行了稳定币。如果缺乏足够的需求场景，稳定币未必能进入有效流通，即有可能领了发行牌照却发行不出去。理论上流通路径应该是网络状的，往往有几条流量较大的主线。如果用于支付这条主线不通畅，稳定币进入流通的主渠道会过分指望于炒作虚拟资产，从而产生健康性担忧。
　　此外，稳定币被当作交易时刻的临时支付媒介，还是被当作一定时段的价值保存工具，会影响稳定币发行后在市场上的存留量。如果仅为交易使用而尽量少持有，则稳定币的角色较弱，发行量较少，这涉及到流通路径、持有动机和行为以及支持系统。这也不是发行牌照能自动赋予的。
　　总之，面对稳定币这一新事物，学者、研究人员以及实践工作者需要多维度地来观察和分析其功能和实现路径，避免使用不严格的概念、数据和单向思维。通过综合各重要维度的判别，才能更好地把控市场走向。
　　注：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2025年7月13日在CF40双周闭门研讨会“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展望”中的部分发言内容整理而成，其主要内容源自2025年6月5日在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法兰克福年会上的发言，略有调整。
]]> 周小川 2025/9/12 9:42:00 <![CDATA[养老金改革应考虑央地财政关系等外围因素]]>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5/4195.html 　　谢谢主持人晓慧，刚才听了四个人的论述和讲演，讲到了很多问题，其实关于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中间也有很多观点都是我非常赞成的，所以就不再重复了。我捡一点稍微外围的问题说一说。
　　首先说这个题目，人口老龄化的数字张晓慧都说了。养老金要改革，为什么要改革？有人说用不着改革，现在搞得挺好的，郭树清也说了现在取得了很大成绩。那么为什么要改革呢？因为可持续性还是有问题，还是面临各方面的压力，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所以需要改革。刚才从最开始郑教授、莫妮卡、中尾武彦所讲到的改革的压力，我听下来主要是总量资金不平衡所产生的压力。总量资金不平衡，搞着搞着入不敷出，积累的东西用完了，所以这是需要改革的，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其实还有一些外围的因素对养老金的可持续性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这些因素也会压着养老金制度，要么进行大的改革，要么有些参数需要不断调整。这也跟养老金制度初始设计是否高屋建瓴、是否有预见性有关。顶层设计设计得好的话，后面的调整就不会太大，做点微调就能够持续很多年。但是老实说这也不容易，养老金改革不仅在中国很受关心，实际上在整个亚洲问题都很大，东北亚有东北亚的问题，东南亚有东南亚的问题，各国人口结构也不太一样，这些问题跟莫妮卡说的OECD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个制度出来以后，人们往往希望是比较稳定的、可预期的，对养老金制度各方也希望是如此，因为只有可预期，每个个人才能够做好计划。个人对自己的养老做计划首先都要有一个估算，如果个人觉得国家统筹和第二支柱加起来替代率还不够高，就会给自己做一些第三支柱的补充计划。但如果这个体制不断变更的话，就很难做好这种计划。我个人观察，我们中国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转轨的变量巨大，所以社保的初始设计做得非常漂亮无需优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没有做好。所以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说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有问题，甚至不少大的、重要的国家都说养老金未来面对危机，有危机这个词也不差，因为有危机感就会注重改革。
　　举一个可以值得参考的例子，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做了养老金的新的设计，此前香港只对公务员有养老金计划，没有社会性的养老金体制。它的计划现在回头来看还是做得不错的，所以二十多年来没有特别大的改革和调整的压力，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的。
　　回过头来说可持续性，我补充哪几个外围因素呢？第一个就是企业，因为养老金制度跟企业竞争力是很有关系的。中国在2017-2018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有点下降，大家就开始关心企业竞争力的问题，在那之前因为企业盈利状况都比较好，大家不太关心这方面。一关心企业竞争力和企业活力，就导致不少企业家提出来，当时20%+8%的养老金供款机制对企业来说负担太重了，需要减。而那个时候养老金总量还有缺口呢，个别省份开始出现入不敷出。按道理讲，都入不敷出了怎么还要降低企业养老金供款呢？其原因就是企业竞争力，企业之间有相互比较，也会有国际比较。结果我们就在2019年把企业缴纳的比例从20%降低到了16%。这个下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对美国企业减税，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美国减税了，我们减什么呢？我们当时出台了一个政策，先减增值税，减1个百分点之后再减3个百分点，从17%减到了13%，再一个就是企业缴纳养老金的比例，从20%调整到16%。
　　我们知道，现在的经济环境仍旧复杂，那么我们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哪呢？目前又有企业在呼吁16%是不是还能再减一半。有企业说，这16%的养老金供款如果是给到职工个人账户，我是愿意的，因为那就可以作为对他劳动报酬的一部分，是对职工的一种激励手段，虽然现在不能提取，必须留着退休以后用，但这是雇主给雇员的，是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对劳动力定价的激励关系。但是这部分企业供款在按第一支柱上交时，并没有或没有全部纳入个人账户，企业就觉得不合理，因为不能够作为劳动的激励机制，企业会认为这是一笔额外的费用。而且这个额外费用不是从企业利润中出，而是和工资总额挂钩，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按照工资走的，但是又不能够到职工身上，所以企业就有它的想法。我们在研究养老金改革的时候，要注意到这样一点，尽管我们在开政策研究会议时，不一定有企业参加，但需要关注企业的声音，关注企业竞争力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在国际竞争加剧、国内经济面对下行压力的时候，企业的压力会变得更大。这也反映了郑秉文教授所讲的统筹和个人账户的差异，他也主张把二三支柱打通，还有不少学者提出把第一支柱中反映个人账户的，也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部分划出来进入个人账户，企业会有这种呼声。
　　第二个外围因素，就是还要看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劳动所获得的激励。中尾武彦先生谈到了家庭妇女退休的问题，讲到年轻人会不会躺平，为什么呢？我自己干活挣的钱好多都交了，我自己养老还得为自己再预筹一部分，最后算起来我干一份工作的可支配收入实在是太少了，容易影响个人的积极性。所以我们也要考虑从劳动者个人来讲养老金制度对他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灵活就业逐渐扩大的背景下。
　　刚才郭树清讲到希望扩大第三支柱，扩大第三支柱对于个人来讲就要有一个能够大致作计划的预期，也就是说现有的国家统筹部分和现有的所在企业的年金部分，加起来可以做一个估算，退休的时候替代率达到40%、50%，相对于退休后的生活水平相比之前要腰斩了。要想过得好一点，达到国际上70%的平均水平，就得补充个人的养老金，需要参加一些保险，参加第三支柱的供款。另外如果这些资金不被挪用的话，人们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年轻的时候可以在一定程度决定它的投资方向，使得投资回报更高一些。这些都是伴随老龄化，现在这一代年轻人需要对未来养老做出预期和计划，这也是未来养老金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一个因素我想讲一下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从理论上来讲，北京的退休工人和海南岛、黑龙江的退休工人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因此从一开始养老金核算就是在省一级，各地方的平均养老金数字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对这个不满意，因为平均数就差了很多，有的差了一倍。过去我们的资金制度是在省一级做平衡的，十年前开始有些省不行了，比如黑龙江，大量的人口到南方打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平衡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研究到底怎么办，所以当时中央就出台了一个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的政策。
　　全国统筹可能很多人不了解细节，全国统筹是不是财政掏一笔钱给入不敷出的省份帮他们补足呢？不是，这个政策主要是抽肥补瘦，哪些省入大于出且比较明显就让它上交，但是在中国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关系的情况下，这就变成了一种博弈。这种博弈也不新鲜，随着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必然的存在，但是它对于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财政纪律、对于省一级财政自我平衡的财政纪律造成很大的冲击。
　　最近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房地产开始下降以后，地方财政的窟窿就暴露了，暴露后一查，地方有好多融资平台，有些城投公司变相发债，也就是说地方财政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房地产要稳住，地方财政要想办法稳住，债务过多要化债，所以现在有大量的新债化旧债、金融化债的各种做法，这就表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可能会影响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各省的财务缺口一方面与房地产与化债有关系，另一方面十年前养老金就开始出现缺口，所以它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需要通过养老金改革把这个事情搞明白，要么可以走向全部的中央统筹，要么省一级是基本核算单位，需要加强自身的财务纪律，把自我约束机制建立地非常明确。从外围说，可能有些人没注意到，其实养老金改革跟目前所面临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与其作为中国经济健康化的重要内容有着内在的联系。
　　未来讨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除了前面四位说得非常重要的方案以外，还有一些因素也需要加入进来加以考虑，而且这些因素有时候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不是单纯缺点钱、找几个地方增加点资金填上就行了那么简单，而是跟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都关系重大。我就补充说这些意见，谢谢。（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根据博鳌亚洲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发言人审核确认，来源：财经智库）
]]> 周小川 2025/4/21 11:03:00 <![CDATA[2025年世界的变与不变]]>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5/4159.html 　　1月8日晚，博鳌亚洲论坛在京举办“2025新年展望”活动，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出席并发表新年展望致辞。
　　今天我们一起展望2025年，借此机会，我想简单谈谈2025年世界的变与不变。
　　我们知道，2024年，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加速演进。俄乌、巴以等地缘冲突持续，关税战、脱钩断链破坏经济全球化进程。2025年，我们仍需要准备应对巨大而深刻的“世界之变”。
　　首先，国际大环境仍将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大国竞争，世界分裂，信任缺失，合作下降，世界难以形成合力应对人类重大挑战。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开始运作，对世界的影响值得关注。主要西方国家面临国内大选和内部政治经济压力，其政策溢出效应将给世界带来冲击。新的一年，转型将成为贯穿全球议程的重要特征。
　　其次，2025年世界经济复苏充满变数，产业链被迫重塑。美国已对主要贸易伙伴提出加征关税的威胁。贸易、科技“脱钩断链”进一步导致贸易阵营化，全球产业链可能加快重塑。同时，全球公共债务即将突破100万亿美元，将加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成本和汇率贬值压力，债务给发达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带来挑战。数字化加密资产对全球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影响需要警惕。
　　第三，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进阶，人工智能助力科学探索，AI存在反噬人类的现实威胁。AI引领的新技术革命已成为当今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引擎。AI一方面辅助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快速扩大应用场景。主要国家在数据、算力、算法和能源上的投入巨大，竞争激烈。但是，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的，人类命运不能交由算法决定。AI的发展可能存在不与人类的需求和价值观对齐的风险，使社会不平等有所加剧，就业与伦理问题更加尖锐。
　　第四，气候变化危机加大，可持续发展受到巨大考验。2024年全球煤炭消费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87.7亿吨，亚洲占了80%。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度，各地极端天气现象频发。2025年，巴黎协定受到威胁，放开油气开采，加上全球继续依赖传统能源的路径，将给气候变化将带来长期深刻的影响。此外，气变投资所需资金严重不足。过去五年，仅自然灾害带来的全球年度保险损失已超千亿美元。从联合国近期发布的报告看，世界实现2030目标议程的年度资金缺口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面对如此多的“世界之变”，2025年，我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几大不改变。
　　首先，全球南方卓然壮大的大势不会变。近年来，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把和平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加快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进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已占四成份额。全球南方成为捍卫多边主义和推动实现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中坚力量。
　　第二，亚洲国家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面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全球货物贸易仍展现出强大韧性，稳步推进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力保障了供应链畅通，东盟和中国继续成为亚洲货物贸易的重要枢纽。区域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跨境电商“跑”出新速度，亚洲国家将共同推动重构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第三，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路和多边主义之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承受内外部多重考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迈向高质量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2025年，各方期待中国继续给全球带来有力的增长动能和稳定力量，中国正在以责任和勇气回应世界的诉求。与此同时，中国将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以上政策行动将为促进全球增长、加深亚洲经济一体化和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带来新机遇。
　　博鳌亚洲论坛立足亚洲，胸怀世界，促进合作，引领方向，是国际高端对话和合作平台。明年论坛年会将围绕大变局之下的亚洲合作，与各方携手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对冲全球化逆风，把握方向，增强信任。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年会，探寻“亚洲声音”，合力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马上我们就要迎来中国农历蛇年春节。金蛇舞动，福满天下。祝大家蛇年吉祥，万事如意！
]]> 周小川 2025/1/22 13:23:00 <![CDATA[周小川：对外投资七大优化方向]]>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4/4139.html 　　上周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很多内容需要深刻领会，下一步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非常多，我从新闻报道中摘出四句话，跟我们今天这节讨论的双向开放有关系。第一是强调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第二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三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第四是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今天结合这个题目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如果要想研究并理解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从经济学讲，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好宏观经济恒等式，这个恒等式就是总供给等于总消费需求+总投资需求+净出口（也就是出口减进口）。一种按最终产品来算，就是GDP口径，一种是把中间产品也包括进去，用投入产出矩阵来表达中间产品的过程。这是总供给跟总需求，总供给必然等于总需求。
　　其中又有总投资这块，是总储蓄等于总投资，中国历来总储蓄比较高，在全球来讲都是相当高的，因此如果总储蓄没能都在国内进行投资，也就是投资没有都用完储蓄的话，剩余那部分就会变成境外投资，这就跟今天这个题目有关系。
　　据有关机构测算，中国2023年总储蓄率是44.3%，这在全球来讲相当高。总储蓄过高也反映了需求有所不足，所以需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从历史经验来看，40%左右的总储蓄率如果能在国内充分投资好，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的，因此偏多的储蓄必然有一部分需要变为对外投资。
　　同时，国内投资也有个边际效应递减问题，比如基础设施投资，由于过去若干年此类投资投得多，因此回报率较高的基础设施项目慢慢有所减少。
　　在此情况下，投资者会发现部分海外投资可能比国内投资回报率更高、风险更小。不可避免地，联系到扩大总需求，其中就有一部分是去搞对外投资，这里既包括直接投资的股权类项目投资，也包括对外贷款，国开行、口行都有大量的项目贷款。
　　从双向投资来看，跟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是有关系的。外资这些年也在逐渐产生变化。外资投到中国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们中国自己搞不了的，它是互补性的；还有一部分是相互间竞争的，是可以替代的，从之前所说的恒等式来看，在外资进来多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就需要增加。因为二者最后都是弥补总需求和总投资之间的缺口。
　　对外投资需强调优化的问题，优化还分为多个方面，其中资产配置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既然有这么多超额储蓄，在对外投资中就要尽量做到优化，做到对我们国家最有利的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有利于世界上普遍关心的诸如气候变化、碳排放、能源转型等问题。
　　一般而言，储蓄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产能多剩的现象，当然对此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和分析，但不管怎么说，产能和储蓄率是有一定关系的。一个国家如果发现某一领域供求出现缺口的话，就会用投资把缺口补上，会建立新的产能。
　　储蓄率低的国家，可用于投资的储蓄比较少，弥补供求缺口要花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需要缓慢的一条曲线来最后弥合这个缺口，同时也不容易出现过冲的情况，投资不容易过量。
　　而在宏观储蓄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比较多的投资者拿着比较多的资金，瞄准着比较少的存在缺口的机会。由于投进去的资金比较多，有可能出现过冲现象，它可能会是先向上冲，再适当向下调整，最终达到供求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既可能是某些行业的状况，也可能某些产品的状况。
　　从总供给总需求的恒等式和产能变化的角度看，这些年中国的储蓄转化为对外投资的渠道在不断发生变化。大约十年以前，也就是2014、2015年之前，超额储蓄转换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贸易顺差产生外汇收入，再通过两个主要渠道，一是通过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资产，二是通过机构，比如国开行、口行，还有一些其它投资机构，产生对外投融资。那时候的海外投资基本上必须用硬通货外汇。这个阶段，大量的海外投资都跟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外汇储备有关系，但是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的角度出发，其实超额储蓄可能一部分是外汇，另一部分不一定是外汇形式。
　　大约2015年前后，超额储蓄和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开始有所变化了。对外投资除了国家外汇储备和国开行、口行这些机构之外，还出现了很多企业的对外投资，既包括国字号的企业，像中投公司、丝路基金、社保基金等，也有大量其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对外投资。
　　使用的币种，相当一部分是在用人民币对外投资。另外也有部分是由于出口收汇现在不需要强制性结汇了，可以直接在外面转化为投资。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渠道，包括可能存在个别资本外逃。
　　为什么说2015年左右开始一种转变呢？因为2014年国务院领导正式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2016年人民币正式进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篮子，因此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就开始有了变化。
　　大家可以注意，国家外汇管理局有一个统计指标叫对外投资净头寸，这个净头寸表明海外投资的资产存量和外资到中国投资之间的差额，该投资净头寸的数额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大，这是多年积累的，是从亚洲金融风波过后到现在，20多年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积累。
　　既然中国储蓄率比较高，所以我们需要认真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要想确实见到效果，也需要我们做很多研究工作，做好数量上的分析。当然，要想把超额储蓄全部都在国内用掉是不容易的，很可能还会剩余相当一部分用于境外投融资，所以我们这场双向对外开放的讨论也是很重要的。
　　也有人会觉得，扩大内需和对外投资是矛盾的，这个理解其实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对外投资与内需之间有相互转换的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投资效益，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把对外投资全部替代掉，而且替代掉也不见得是优化的安排。我们国家在扩大内需方面，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过去我们这方面的经验并不丰富，目前还在摸索过程中。另外也要看目前内需缺口有多大，如果比较大的话，填补缺口也绝非一日之功。
　　从数量上估计，45%左右的总储蓄率里可能有3-5个百分点全用于对外投资。对外投资要想用好，就需要优化，要创造条件进行优化。
　　关于对外投资的重点，中国过去倡议成立亚投行的时候主要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而最近一个新趋势就是强调绿色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这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点，最近在巴库召开的COP29也在强调这些。这方面的机会是很多的。能源转型涵盖了光伏、储能、电网、风能等等，这些方面中国都有特长。这种优势走出去大体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我们只提供设备和安装，由外方给项目找融资；另一种是既然中国国内储蓄率高，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机构来对这些项目进行项目融资，包括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这两种方式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上的体现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外方自己找钱、自己融资，买中方的设备，一方面有助于我产能存在过剩的光伏、储能等行业提高产能利用率，同时设备销售和投资都能即时回款，工人可以发工资，整个生产供应链都能有收入，这样它也就变成了内需的一部分。所以内需和对外投资有一定的转换关系。当然，由于这方面的项目有很多是面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他们可能会存在资金上困难，如果我们进行股权或债权方面的投融资，而项目的采购内容大部分还是买中国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对总供给总需求又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也是提高产能利用率，整个产业链有收入，国内需求扩大了。但从总供给方面来讲，本来是依靠外汇收汇再通过进口提供供给，而暂时这个供给还没有跟上来，可能要等还款期或者投资回报期的时候，钱才能拿回来。在现在国内总需求有所不足同时储蓄率又过高的情况下，短期内不会引起过分的通货膨胀，我们仍旧是合算的，有供求缺口未来可以弥补。
　　因此，这仍是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的项目融资方式，两种不同的方式各有利弊，对总供给总需求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结合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加大由中国机构运用中国超额储蓄对外提供融资的方式，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当然，多数项目的资金不是这么绝对，项目融资既用海外资金也用国内资金，很可能最终是一种混合。一般来说，仍可以应用上述分析方法，按混合的程度得出按比例的分析结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总供给总需求和扩大对外开放，我认为对具体情况应加强研究，这块分析可以更加深入、有机结合，从而得出更好的政策选择。
　　最后，既然前面说了对外投资需要优化，那么如何把对外投资搞得更好？从双向投资而言，多年来中国在吸引外资的优化方面经验丰富，虽然当前也面临诸多挑战，但总体而言大家都有比较多的研究。而在对外投资方面，经验相对比较少，因此进行优化的空间很大，能研究的题目也很多。我简单谈七个方面。
　　国别方向的优化。过去很多机构比较重视在欧美投资，包括投资于他们的高科技行业等，但是我们要看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有些国家搞小院高墙、保护主义，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必然要更多地选择“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对我们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同时在刚才所说的全球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影响等方面，“一带一路”投融资的空间也更大。
　　第二，产业布局的优化。要看到中国在一些新的产业方面的优势和潜能，应有利于国内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刚才提到的绿色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是实现优化的重点。还有其它哪些方面，大家都可以研究。
　　第三，对外投资主体的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过去外汇储备和国家大型金融机构占比较大，而近十年、二十年来民营经济对外投资增长很快，未来应该进一步制定好民营经济对外投资优化的政策。当然对一些有问题的投资领域也要研究如何进一步管理好。
　　第四，融资结构的优化，指的是优化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关系。过去中国的债权融资占比很大，因此要逐步有效地扩大股权投资，适当减少债权所占的比例。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实践。除了大家常规理解的股权以外，还有些准股权类的投资形式，包括BOT模式，以及项目出问题后再转为BOT或者债转股等形式。
　　第五，债权融资的类别要优化。三四十年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曾是以贷款为主，慢慢地贷款大幅减少，更多是由需要资金的国家通过发债，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向私人投资者发债来进行融资。我们在这方面也已有所开始，比如熊猫债，一些国家需要上项目，可以发熊猫债，不一定非要像过去一样找商业银行、找国开行和口行进行贷款，可以通过发债在中国进行融资。在发债的币种上，可以是人民币，也可以发美元债。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NDB（新开发银行），也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发人民币债和美元债对新兴市场的项目进行融资。为什么同样是债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原因之一是如果是以机构贷款的形式，在需要进行债务重组的时候，债权人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从最近的很多例子，像斯里兰卡、阿根廷的例子中都可以感觉到，因此这方面也有优化的途径。
　　第六，走出去的机构结构需要优化。过去我们的主力是国开行、口行，也有少量的商业银行，还有像中投公司和丝路基金这样的机构。未来会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民营机构参与进来。此外，要更多用好区域性多边机构，比如AIIB和NDB。中国也是很多区域性开发银行的重要股东单位，像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我们都是重要的出资者和股东，这些机构能发挥有用的作用。
　　第七，币种的优化。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项目用人民币或者用混合币种进行对外投融资。随着人民币在整个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包括人民币在可兑换和自由使用方面进一步的提升，人民币未来的前景会更为广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受传统习惯和惯性的影响，仍旧还有很多人一提起投资就说硬通货，就说美元。这种转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做很多的探讨，也需要搞好自己内部的改革和优化，因此币种方面的优化也是很有前景的。
　　从这几个角度的优化来看，对外投资对于解决中国当前总供给总需求的关系、培育能源转型等新动能上有很大的潜力。同时，提升投资的优化程度也就是提高投资效率，有助于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有助于建立综合服务的体系。
　　说到综合服务体系，目前在绿色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方面，中国在光电、风电、电网、储能、水电（包括抽水蓄能）方面有非常突出的能力，在新能源、能源转型领域里的绝大多数项目上，我们都有产能和技术方面的优势。
　　但是观察海外的这类项目，多数情况下我们所参与承担的还不是整体性的配套工程，每个行业每个子行业每个企业都在单独卖自己的产品，没有把握成为一个绿色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大项目、大体系的总包或系统集成角色。
　　如果能在大项目范围内成为总设计，进行国际配套，必然会带动中国各种优势产品的系统集成应用，也就是所谓的综合服务能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综合服务能力，我理解包括系统集成，系统集成就是一种综合服务，这方面的优化有很大的潜能，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平衡、总供给总需求的解决方案而言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上面的一些想法，希望和大家共同讨论，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 周小川 2024/12/23 10:27:00 <![CDATA[气候变化与政策优化]]>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4/4064.html 　　自2015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来，特别是近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围绕加快新型电力体系建设做出了系列改革部署，中国电力市场化建设快速推进。中电联作为全国电力行业企事业单位的联合组织，在积极服务行业发展、优化并促进电力市场化改革方面，功不可没。博鳌亚洲论坛注重气候变化、碳减排议题，并关注中国和亚洲电力改革的方向与实践，在今年3月论坛年会期间，论坛研究院与中电联、新开发银行等机构合作，从气候变化和系统优化、政策改革的角度，推出了《迈向零碳电力时代 推动亚洲绿色发展》的报告，受到多方的关注。下面我就结合该报告的一些观察，围绕今天论坛的主题“领航绿色能源发展，共创电力市场改革未来”，同大家作几点交流。
　　一、电力行业减排是影响气变目标的最大关切
　　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电力行业是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当然，电力行业主要是向其它行业和居民提供电力使用，并非自用而排碳。目前中国电力系统的碳排放约占国内总排放的45%左右，从全球看，电力系统的碳排放量占比为40%左右，如果电力系统能够实现净零的话，碳减排问题差不多就解决了一半。考虑到未来应对气变的重要举措是大力发展电气化，将用电力来代替其它能源、热源，包括用电动车代替燃油车，因而如果能把电力排放问题解决好，未来就解决了70%-80%左右的碳排放。因此电力行业是最重要的一个减排领域。
　　与此同时，目前大家讨论的应对气变的投资缺口，很大一部分也集中在如何投资电力系统，包括新能源电力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源网荷储整个系统的优化。
　　二、负荷方响应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着风、光、储能等新电力装置加入系统的节奏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在新电源有间歇性等不同特性的情况下，除了考虑供给侧的努力外，需求侧如何适应和响应变得至关重要。无论是作为电力消耗大户的工业企业还是日常的居民消费者，一方面需要提高电力使用的效率，另一方面，作为负荷方必须积极响应电力供给能力及其特性。这种响应主要依托价格信号，应通过多种电价向需求方发挥传导和激励作用。
　　日前，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出台了电力改革有关政策指引，对于价格传导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包括居民用电推行阶梯电价等。这之前，为调节电力的供求关系，国内电价基本上是“居民电价尽量不动，工业用电更加随行就市”，并出现交叉补贴。这当然是出于关照居民开支，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需要。但如果从国际经验教训来看，此类做法大多不成功。例如，有的国家汽油曾比水还便宜，某些国家因关心居民做饭而对煤油进行大幅补贴，因价格失实产生大量扭曲，最终不可持续而被迫改掉，而且改掉后也未必出现反对者之前宣称的重大民生灾难。从收入分配角度出发，即便出于保护普通民众和低收入阶层，也有其它政策工具比低价保护政策更为有效。
　　从国内改革的进程来看，以往维持居民基本消费低价格的实践也不能获得经验数据支持。有一些比电价更重要更敏感的民生价格，如粮价、菜价、猪肉价，在放开后并未造成民生困境，反而带来供需两旺。从另一方面看，价格作为重要的传导信号，如果未能理顺，会造成一系列扭曲，导致企业不能自负盈亏，多项改革受阻，市场结构不平衡，错误的激励机制导致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比如，前若干年启动推行了配电网改革，由于价格信号未能有效进行传导，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和阻力。过去，中国居民用电占比较低，有人认为居民电价对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微弱，可有可无。但随着人均收入的显著提高、电气化的转变和电源特性的变化，这一价格变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当前从扩大阶梯电价入手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切入口。应该看到，不是某一种电价是否合理，而是整体上负荷端响应及价格有效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未来电价的决定方式和传导机制有多种其它可能性，电价的优化将使用更加智能化、更能适应新能源的分时电价、实时电价及套餐电价等。
　　三、碳价是未来电价的必要组成元素
　　电力系统是个复杂的大系统，其演进与优化需从源网荷储各方面来行动，优化需要依靠价格机制，既有价格激励机制，也有价格传导机制。
　　碳减排是未来影响电价形成的重点新因素。自习近平主席2020年提出“3060目标”以来，国内碳排放权市场和自愿碳市场进一步发展，碳价由市场决定且呈现上升走势，将成为未来电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家已明确，要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这将关系到未来整个经济系统的资源优化配置。除实现供求平衡外，更必须引导未来的大量研发和投资，包括源网荷储四方面研发和投资的配置，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推广普及新技术。
　　博鳌亚洲论坛在2023年9月发布的《基于激励机制和碳市场的净零路径》报告中提出，为实现联合国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仅靠企业层的自觉性和承诺是不够的，必须运用好价格激励。我们看到，在COP26后，世界众多大型跨国公司均作出了走向净零的承诺，而近来受地缘政治以及各种利益考虑的影响，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放弃了自己的承诺，退出了有关净零联盟，这说明推动碳减排仅靠觉悟是不够的，对此不能过于乐观。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仍追求利润，上市公司仍追求市值和股东回报率，这些行为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改变。因此，经济系统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利用价格提供明确的激励机制，同时也去平衡ESG目标和经济效益目标间的关系，包括利用碳价格从成本核算角度对GDP进行扣减，助推绿色繁荣的实现。
　　就中国电价形成而言，应当也必须把碳排放因素考虑进去，应使煤电价和风光电的价格之间形成合理的相对价格关系，即煤电价格要贵一些，风光电价格要相对便宜一些，为源网荷储都提供一个正确的激励和引导。同时，需要将这种价格差传导给需求端的各种最终用户，这对于间歇式电源占比的扩大尤为重要。风光电在发展早期由于转换率低，成本高，曾通过补贴来支持，但从优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不如通过提高化石能源碳排放核算成本更为有效。未来激励机制的要点是使煤电占比逐渐减少，风光电、核电、水电等绿色能源及CCUS逐渐增加，也有助于在整个电力供需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中更加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减少不必要的主观判断和官僚主义的政策。
　　四、电力系统价格是一个价格向量
　　电力系统涉及多个相互关联的价格，即价格向量，它参照基准而体现各自的规律。有三个重要的基准：一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投入品的电力价格；二是实现电力总量供求平衡的基准价格；三是涉电力碳排放的全社会（以至全球）成本。围绕此基准，遵照各具体环节的状态和供求关系形成一组动态变化的具体价格。一是，不同来源的电力价格不一样，其中需结合碳排放的不同而产生差别价格。二是，取决于时间段上的供求关系，电量在不同时间段会有不同的价格，如分时电价、实时电价等。三是，因供电系统连续性和可调性不同而产生差异电价。如欧洲在可再生能源占比加大、超出调节能力的情况下，出现日间负电价，即电力系统补贴用户的电力消纳；再比如，为确保不拉闸限电，或在极端情况下能预先通知而限电，综合电价会有差别。电力价格可能会像电信系统一样，提供套餐式价格，以实现更具适应性的系统优化。
　　为发挥好储能、调峰和有关辅助服务，容量电价至关重要，应充分肯定中国出台容量电价政策。目前中国容量电价已起步，覆盖范围应进一步扩大，使容量电价分向量更为丰满，更好地服务于整个系统的优化。
　　储能有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不同方式，它们成本不同，转换率有差别，时间特性不一样，在不同层次的电网中所做的贡献不同，因此容量电价也应有差异。应是一种优化的价格向量，否则提供的激励机制可能会有偏差，导致某些储能方式能力不足，而另一方式又上得过猛。
　　在更多地实现零碳储能之前，还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含碳的调峰机组。中国相当一部分调峰是对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以满足快速启停的调节需求；欧洲则因为煤电淘汰速度较快，其调峰主要采用的是燃气轮机的应急供电，中国也会向此方向渐变。各种不同调峰机组的容量电价也应不一样。
　　电网传输也存在多个价格。不同的电压等级、距离、运维、线损等的特性不一样，调度特性不一样，还涉及到的调压、调频、调相等辅助服务有差别，因此会给出不同的价格。另外，电网分层次，除了国家级电网以外，还有省电网、市级配电网、社区微电网等，在不同程度涉及多个价格，也都应该实现优化。
　　这一系列的价格就形成一个价格向量，每个分支价格的形成既取决于基准，也取决于各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时间段。特别是在风光电等间歇性电源得到大力发展、占比提高以后，这一价格向量重要性凸显，而且呈现出动态变化。一方面，能源结构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求电网提高调度能力和智能化水平。一般认为，风光电占比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就会对电网的调节能力形成比较严峻的考验，而调节能力的提升依靠于对智能电网及各种辅助设施的研发和新投资，这对电力系统的价格向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可再生能源、低碳零碳电源比例的加大，电力系统的价格向量呈现出动态变化。比如，过去所设置的储能系统、调峰系统的容量电价会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一座煤电机组过去满负荷年运转5000-6000小时，经灵活性改造为备份机组后，可能只运行2000-3000小时，在当前的价格向量下独立核算尚能盈利，但未来随着电源结构变化，其用于备份的保稳定性质越来越大，其开机提供电量输出的时段会越来越少，降至1000小时乃至几百小时，最后甚至很少启动，因而不再能依靠发电出力来生存，将主要靠容量电价来存活。那时，价格向量应该也必然会动态变化。
　　五、有关投资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进行资源优化配置，除了通过价格调节实现当期电力供求平衡、推动减排之外，还要考虑如何引导研发和投资，特别是对包括风光电、储能、微电网、特高压输变电、受控核聚变等新技术、新领域、新环节给予足够的资金配置，这当中涉及到金融行业和投资界如何做出响应的问题。
　　从电力系统来说，各大公司本就是电力领域内的主要投资者，但如果从落实气变要求、实现能源转型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来看，未来的投资缺口非常庞大，单凭电力系统显然不够，还需要金融业和投资界积极参与和资金动员。从金融界的情况来看，在涉及ESG等导向时，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寄希望政策性金融发挥更大作用。但从过往经验和当前实践来看，政策性金融所占比例都比较小，大量的投资实际上来源于商业性资金，他们需要通过价格向量，包括碳排放价格的纳入，以及对未来价格向量的预测和评估来计算投资回报。因此，大量的资金动员是和未来的价格向量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当前的政策体系、对未来政策演变的预估有关。
　　在此过程中，要合理引导和积极动员投资资金的参与，又要尽力避免因未来不确定而产生投资损失，特别是应对气变进程的不确定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个典型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问题。需要考虑三方面内容：第一，需要一个正确的价格基准和明确的碳排放年度配额总量，包括能源供需平衡的总量测算和碳排放的封顶额度，由此形成的电力系统价格向量。第二，需要自由和开放的贸易环境。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环境对资源的全球配置至关重要，无论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电力跨国传输和交易，还是新能源装备与技术的进出口，都是如此。目前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储能设备已经或准备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客观地说，这会影响全球应对气变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各国实现能源转型目标的成本，同时也削弱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第三，系统集成非常重要，但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比如一些国家工业化进展快，但电网老旧，调度能力差；一些国家尽管可再生能源丰富，还是常常出现季节性“拉闸限电”；还有一些国家，发展了风电和光电，但受限于电网及调度能力不足，或设备的通用性、辅助服务跟不上，不得不弃光、弃风。相比而言，中国在系统集成方面很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应该说，在电力系统集成方面，中国目前在世界上具有相当领先的输出能力，可助推全球能源转型、电力系统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当前，中国不少新能源企业主要在外推销光伏组件或材料等单项产品，更应该考虑从系统集成的角度形成合力，以提供更有效率、更综合配套的系统。
　　六、电力市场建设的若干挑战
　　自2015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来，中国电力市场化建设快速推进，“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电力市场格局目前已初步形成，“统一市场、协同运作”的电力市场总体框架也基本建成；通过深化上网电价改革、开展输配电价成本监审、建立容量电价机制等方式，电力价格形成机制更加真实反映电力成本变化；电力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电力中长期交易常态化运行，新能源入市节奏进一步加快；覆盖全国的辅助服务市场初步建立，初步形成以调峰、调频、备用等交易品种为核心的区域、省级辅助服务市场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电力市场不同于多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商品市场，其交易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是要合理选定具体市场的覆盖范围和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然后是选定交易的对象产品，尽管交易对象通常是电量，但必须是有附加条件的电量，如时间段条件，有无可用的传输通道及其成本如何，是否影响系统的安全稳定性等。再是有交易达成及落实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登记、结算、碳排放核算，还涉及电网调度、执行及其能力，以及出错、故障、违约的处理等。衍生产品交易有利于应对复杂的、含不确定性及远期的供求关系，其本身也会增加交易市场的复杂性。
　　当前，至少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进一步疏通价格传导机制，调动源网荷储各方面的积极性去落实供求平衡和能源转型。二是，在电力系统交易中，目前仍以供求关系为主，碳减排因素占比还太小，需大幅度增加气变和碳减排的权重。三是，电网系统优化调度能力的发挥仍然不太够。中国过去较大程度上依靠省电网实现电力平衡，跨省交易与调度的扩大会提出多项要求，从局部系统的优化转向更为全局的优化。四是，要有一系列好用的预测模型和优化模型。就预测而言，结合气象资料等输入因素来测算具体能源的可用性，也要考虑需求方的需求特性、需求方价格调节的有效性，以及各种储能设施调度的可能性。比如，前两年四川对汛期水量的预测估计产生了偏差，导致水电跨省输出大幅减少。风光电也存在类似的预测需求。同时，电力系统还要运用优化模型来进行最优化布局和调度。通过优化模型所产生影子价格，可成为电力系统价格向量的组成部分，反映到系统调度之中，或者反映在电力系统市场交易之中。
　　七、合理选择市场交易定价与内部计算定价的界面
　　由竞争性主体的市场交易来形成公允价格具有公平、合理、局部均衡和最优性。当然，如考虑到具体某一种交易的市场效率和交易成本，考虑到交易主体是否独立核算、形成合理竞争局面时，则有一部分价格可能不适于由市场交易来形成，可在行业或企业内由优化计算得出优化配置或核算价格。类比而言，在经济体中，形成竞争关系的公司或企业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是市场交易主体，而其下属的工厂或车间不适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是对外交易的法人主体，车间的投入产出由公司/企业进行实物型优化安排或内部核算价格进行成本核算。介于公司/企业与车间之间的选择是事业部制。这种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主体的选择形成了特定的分界，或者说界面。电力市场的建设、国际上不同电力市场的经验与教训均涉及这一界面选择。
　　电力系统的价格向量，一部分是依靠市场交易来寻优定价的，还有一部分是行业或企业内部定价、通过计算来实现优化。中国过去有计划经济的传统，国家电网往往起到核心的中枢作用，但由于该系统过于庞大等原因，带来了缺陷，人们更加希望多元化主体通过市场交易来形成供求平衡，以更多反映供给方、需求方、储能方的丰富信息，并通过价格激励机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当然，通过交易来形成价格和最优配置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首先，交易主体应该是独立核算、讲求效益、自负盈亏的，也不能过分垄断。与此同时，考虑电力交易的复杂性，一些价格的形成还需要考虑效率问题。比如小型的用电户，在电力市场上按不同时间段和条件连续购电并进行核算，可能是不经济的，他们应面对区域性电网或配电网给出的安排。
　　不管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形成价格，还是企业内部通过优化计算来形成价格，最终都是追求资源配置的优化。这二者形成界面和相互配合共同实现系统优化，通过合理的交易产品或核算产品和基础设施，确保产生优化的结果。比如，并非所有储能设施都应是独立核算的实体，有一些储能设施更适于附属于某一级电网，通过电网来进行调度和配置，可能成本更低、更容易实现优化。再比如，涉及到某些用于交易的电量产品，究竟设计什么样的合同并打包成为便于交易、便于运用的产品，需尽心设计。从国际经验来讲，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和教训。
　　八、电力系统走向“一带一路”的需求与潜力
　　中国电力系统经多年的不懈努力，已在电力设备、电网、储能、辅助服务等多方面取得成绩，形成先进产能，成为支持“一带一路”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变的重要的积极力量。博鳌论坛今年3月举办的年会及5月在沙特利雅得举办的能源转型专题会中，均有“一带一路”方面的讨论，展示了中国电力系统“走出去”的巨大潜力及对其的需求。我的同事将就此议题与参会专家进行专题交流。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是来向中电联和电力系统的专家们学习的，也以外部观察者的身份与大家交流，一是从气变的角度；二是从投行的角度，包括公司财务和企业改革；三是从金融市场建设看电力市场。所谈观察难免粗浅、班门弄斧，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也希望未来在研究气候变化、系统优化、政策优化等方面，能和电力系统的专家学者有更多交流沟通。
]]> 周小川 2024/7/19 9:52:00 <![CDATA[关于全球价值链问题的研究]]>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4/4044.html 　　本文是周小川先生在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举办2022年会——“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分工与治理”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大家早上好！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对外开放要往前走，避免倒退至冷战式贸易格局。二是对全球价值链问题谈几点想法：
　　第一部分：对外开放要往前走，避免倒退至冷战式贸易格局
　　一、对外开放要向前推进，也要反对冷战思维
　　首先，在中国坚定推行并扩大对外开放之时，世界上正出现一种去全球化、加强贸易管控的冷战思维，这是一种倒退，有可能使世界贸易格局滑向“冷战”时期的状态。这种倒退不是我们中方的选择。中国是从全球格局的角度出发，习近平主席做出了非常鲜明的表态，要坚定地支持全球化，要坚定地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尽管国际局势很复杂，但是中国要更加对外开放，要在更高水平上对外开放。习主席还强调，要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研究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我们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已正式生效，要全面地推进落实RCEP。这都是中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的举措，同时，我们主张用真正的多边主义向前推进开放型世界贸易投资格局。
　　但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美国有一些人开始运用关税、禁运等手段实施经济、贸易、金融、人才等方面的“冷战”，还出现了“去全球化”、“新冷战”、“脱钩”、“分岔”，甚至“新巴统”等新提法，并联合盟国，主张搞抱团成伙，共同行使科技封锁、金融制裁等。有些做法还在进一步发展，对全球开放型经济形成了负能量。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也不得不要有回应和反制。虽然我们积极主张开放，但国际环境中还是存在倒退的力量。总体而言，今后的趋势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何种态度。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倒退，但是局势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是否有可能出现“新冷战”？“新冷战”下的贸易格局会是什么局面？我们不太愿意用“新冷战”这个词，但是负面因素确实有一些“冷战”的特点。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下，上一轮“冷战”下的贸易究竟是什么格局？同时，在旧的“冷战”格局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可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进而有助于研究如何防止全球贸易投资格局滑向“冷战”模式，以更好地应对这种负能量。
　　二、对“冷战”时期贸易格局的回顾
　　第一个特点是存在三大板块。二战以后，以西方国家为主订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成立了经互会（CMEA）。这中间存在个别交叉，1947年发起GATT时，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发起国之一。CMEA主要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后来蒙古、越南也在其中，但中国不在里面。两大阵营都主张国际分工并开展贸易，但机制不同。而阵营之间的互相贸易则很少，更谈不上相互间投资了。这方面有不少资料可以参考，详细内容不赘述。
　　对于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当中一些国家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后慢慢独立的），存在一个是否要选边的问题。很多国家不愿意选边站队，于是创设了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贸易方面成立了77国集团，组织了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当时77国集团和UNCTAD主要强调解决南北贸易不平等问题，西方国家出口给他们的机器设备非常昂贵，而他们出口的初级产品价格被压得非常便宜。为此，他们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南北关系，加强南南合作。这其间，中国曾以观察员身份多次参会。但作为贸易板块来说，当时77国集团内的贸易量并没有形成大气候。
　　现在，如果美国拉着西方结成同盟、共同抱团并对贸易、投资进行管制，有可能又逼着贸易体制向过去的板块状况发展。我们不愿意这样，但是也要先分析好这个可能性，冷静观察趋势会怎么演变。同时，与之前类似，有很多国家明确表示不愿意选边站队，但是也面临着不选边的实际困难。
　　第二个特点是当年存在巴统。巴统的正式名称是“巴黎统筹委员会”，有的说是“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但更多的称之为“向共产国家出口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不知道哪个最为正式。巴统是西方国家成立的委员会，总的来讲管制三个方面的出口，一是军品，二是尖端科技，三是稀缺资源或战略资源。在巴统的目录单上曾经管制了上万种产品。后来随着全球局面的缓和，西方国家认为，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不再来自军事集团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巴统在1994年解散。
　　当前已没有正式的类似于巴统的协调机制，但是美国有一些人正拉拢西方国家，在军事、高新科技领域有所行动，最近还出现了要搞“巴统II”、“新巴统”的声音；还有一些动向是针对稀土金属等稀缺资源的管控。所以说，要防范出现第二代的巴统，这需要通过研究加以应对。
　　第三个特点是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涉及地缘政治，在经济上有三个方面值得说一说。一是科技实力比拼；二是财力比拼；三是国民经济中的资源配置，资源是倾斜于军备还是国民经济的其它方面，特别是人民生活。这两者之间需要权衡。如果权衡得好，可能会发挥一些互补作用；如果权衡不好，会产生显著负作用，较为经常的情况是军备过多占用资源。
　　第四个特点体现在贸易结算，涉及货币金融方面的选择与竞争。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同时以实物分配为主、货币为辅，因此金融不受重视，相对较弱。回顾一下当时国际支付领域的状况，从金本位过渡到美元独大，在欧元出现之前，英镑、德国马克也算是比较强势的货币，后来日元也变强了。而西方间跨国贸易的结算一直是以美元为主。CMEA间贸易结算则基本上还是靠中央计划下的实物平衡，在实物平衡的基础上实行记账贸易；结算货币使用的是转账卢布或瑞士法郎，而大家在出口作价上往往高估自己的价格，所以并不是真正用卢布和瑞郎进行结算，只是用作记账单位。如果贸易有差额就采取挂账形式，等着之后慢慢消化、弥补。
　　直到苏联解体、CMEA解散以后，中国以瑞士法郎为单位的记账差额还在账上挂了许多年，既不能现金支付，也还平衡不掉。当时CMEA没有强的本币，难以使用本币进行结算，既妨碍了贸易的开展，又导致了支付体系的低效，还使本币信心趋于低下。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存在本币的高估，东欧各货币实际上存在黑市，如在苏黎世市场，东欧国家货币可以在黑市上买到。此外还有易货贸易，也有个别的美元结算的贸易，以及若干跟过去记账贸易差额挂钩补偿贸易。各国之间贸易谈不上便利化和效率。在CMEA货币弱势的情况下，实际上让美元占了很大优势，在全球起到主导型货币的作用。今天来看，货币格局已经改变，未来需要特别重视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支付与结算格局，重视对外开放中货币的作用。
　　以上这四个特点与今天要讨论的全球价值链联系起来，都会试图把现行价值链进行分割，试图各自形成不同阵营的价值链，或者团伙的价值链，形成所谓的价值链分岔。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它不同于最早期77国集团和UNCTAD强调南北之间贸易不平等的思路，“四小龙”不纠缠于贸易是否公平，而是着重利用国际贸易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同时推进自身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四小龙”最开始的体制也都是管制型经济，而且有的管制非常严格）。“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对后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几点启示
　　虽然对“冷战”时期的贸易格局没有做过一致的结论，但总的来看，多数人认为世界贸易的割裂导致低效，影响各国的福祉；市场分割导致的管制更是低效而劳民伤财。那以后，出现了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大发展的格局。现阶段，世界经贸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全球价值链已全面融合，形成了不易分割的状态。各国通过实现比较优势，发挥出全球化分工的作用，同时也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现在有些人试图分割价值链或者供应链，总体上不受欢迎，但也观点各异。不仅美国内部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且西方各个国家也有不同的观点。作为实例，特朗普政府硬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并认为成本由中方承担，这违背经济学常识，使得美国民众受损，也助长了美国国内通胀。这说明，任一经济对策均需依科学精神认真计算、评估其成本，辨清利弊。中方亦不能超脱于这种博弈，需在长远和客观的基础上谋划每一步棋。这个博弈过程还要看下一步怎么演变，也包括我们怎么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要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全力支持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主张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推动WTO改革等，这就要求把握正确的方向，反对倒退的力量。
　　这当中，关键的是要重视长期的竞争力。不同的贸易体制，最后体现的不是一时一事的优势与劣势，而是从长远来看的竞争力与效率。除了看贸易本身，更是看它如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结合得更好。
　　在科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科技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经济与科技体制，不是简单组织几个大项目的问题，这在当前显得更加明显。
　　在军备发展方面，需要有比较强的公共财政实力，而且要结合科技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如果结合得好，有一些科技发展是可以双向服务的；如果结合得不好，则是大量占用公共资源、挤占民生，尽管军事实力提升了，但是在别的方面造成了损失，会使长期竞争力会受到影响。
　　在人才方面，竞争会更加显著。而且，对于科技发展和军备能力建设，人才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货币方面，要高度重视国际货币竞争。中国适时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在数字时代力争在数字货币方面取得进展。在金本位解体之后，美元占了统治地位，但如果美国动辄使用与美元结算相关的科技系统对其它国家实施制裁，短期来看是可以作为一个武器，而长期来看却是损害了美元的地位和信誉，反而给其它货币带来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是一种与贸易相关的长期较量。
　　第二部分 关于全球价值链问题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研究之中有很多发现，引起很多重要的讨论。围绕全球价值链问题，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我想简单发表几点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一、服务贸易究竟有多大？过去说世界是圆的，九十年代出了一本书，书名是《世界是平的》，意指有了互联网以后，大量服务业变得可贸易了。在统计上需要关注两种数字，一是贸易总额（Gross，含中间品）中服务贸易的占比；另一个是贸易中的服务增加值最终对GDP（不含中间品）或GNP贡献了多少。最早的概念是，货物是可贸易的，服务是不可贸易的。货物里也有个别东西是不可贸易的，比如发电，电力是货物，但如果电网不通则无法出口，所以是不可贸易的。从统计上来看，现在越来越多的服务可贸易了，但是占比还不算大。虽然难以从海关统计口径反映出服务贸易的准确数字，但对服务贸易的统计也在不断加强和改进，似不会差得太离谱。虽然有很多服务已变成可贸易，但如果仔细想一想，多数主要的最终服务仍是不可贸易的。货物与服务在贸易中比例尚难以根本改变。尽管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很多国家都已占到一半以上，发达国家有的是70%、80%以上。但即便在美国，服务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也仍较小。是否还有其它显著遗漏？需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中讨论了价值链中的合资/外资企业中的服务，以及以资本利得表现的服务收入，按GDP和GNP的口径，收入法GDP包括了常驻外国人的收入，对外要素收入则应纳入GNP。按理说，如服务贸易收入遗漏的差额大，可通过GDP和GNP之间的差别观测出来，但从各国GDP和GNP的差别来看，看不出来有那么大。这些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遗漏的数字应会在别处出现。中美贸易顺差/逆差数量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从价值链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估计。海关统计货物贸易进出口，尽管很多服务贸易不通过海关，但对服务贸易的统计后来也增强了，所以大致上会有一个统计数额。这个统计到底准不准？即使双边不准，比如中美之间不准，多边综合统计不见得不准。从国民账户体系（SNA）收入法统计的角度看中国，资本项目有管制，尽管管制不见得非常有效，但是资本项目的交易都需要登记，都有核算，去除资本项目后，如果每年的外汇顺差收入非常大，那么说明多边贸易平衡中的总顺差大。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从SAM（社会核算矩阵）的角度看，如果海关统计对服务贸易有遗漏，数字应会从收入法GDP核算中显露出来，同时可以找出中间存在的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应能够与价值链分析进行互补印证。
　　三、税改能否反映价值链上的增值分布？2021年G20搞了税改，包含若干内容，其中之一是基于OECD关于税收应在价值产生地加以征收。与此相关的还有最低企业所得税率（15%），意在遏制税率的逐底竞争。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避税地是否在价值链以外占了很大的便宜？全球金融危机以来，G20最先关注的是避税天堂（2009年），随后是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按收入法GDP核算，避税天堂真正获取的收入主要是当地的律师、会计师、注册费等，资本收益即使到手也立即投资到其它地方，成为资本流动的一个转运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西方国家少征收了一些税，但是很难说明避税天堂占了多大便宜，而且这些“避税天堂”本身在全球GDP中占比并不大，有人认为似乎不值得大动干戈。这种分析很有意思，表明某些资本没有国别属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当然这其中，可能有些资本收入转换成了个人收入，并可能存入了瑞士私人银行，所以G20在后续措施中提出自动情报交换（AIE规则），主要针对这些个人存款，从逃税的角度进行处置。中国也参与其中并做了承诺。总体上看，需要估算这些税收漏洞总量大致有多少。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加以研究，很多事项还需要反复推敲，需要从数量上加以平衡估算。《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里讨论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以及新一轮税收改革。G20和OECD提出新一轮全球税收改革，美国等各方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仔细想一下，这次税收改革重点似乎不在于数字税，重点还在于15%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结束全球的税收逐底竞争，但是可能更大的目的是，发达国家自金融危机和疫情以来，财政赤字过大、债务过高，急于提升自己的财政收入。至于按价值链在价值产生地纳税，还是很粗糙的构想，不能过于乐观，执行上会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具体问题还没解决好。
　　四、应给予跨国公司更多的正面肯定。税收问题引出另一个观点，也就是《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的重要内容之一——分析跨国公司。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讲，跨国公司可以看做是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力量，跨国公司发展使得全球生产格局、价值链、对外开放程度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它也有缺陷，也钻漏洞。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到现在，很多舆论都在打压跨国公司，甚至美国试图把跨国公司召回美国生产，这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动向。在全球税收改革问题上和在进行全球价值链分析研究时，要注意不应该过度打压跨国公司，低估它们的正面作用和它们的声音。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有许多公司正在变成跨国公司，而且中国还将出现一些小型跨国公司、专业化很强的跨国公司，也反映我们自己支持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态度。
　　五、跨国数字平台对全球价值链计量的挑战。真正对价值链计量挑战更大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跨国数字平台的服务贸易。数字经济领域涉及很多服务贸易，是互联网上提供的各种服务，无论是从海关统计、服务贸易统计，还是从外汇统计，都很难核算清楚。因为有大量的服务不收费。不收费如何赚钱？一是广告，所以广告如何按价值产生地计量、如何收税等，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二是准备上市的平台公司的市值往往炒得很高，然后就有变现获利的机会，这种收入表面上似与贸易和价值链无关。这改变了过去基于成本核算的贸易和服务贸易体系，同时中间含有大量的直接补贴、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有些是WTO明确反对的。但现在对于数字经济的政策处理还有很多不明确之处，办法也不多。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对价值链计量的冲击。
　　上面是我借这个机会，就对外开放和全球价值链问题的几点感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 周小川 2024/5/27 10:06:00 <![CDATA[个人养老金的思路还应该更开阔一些]]>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4/3987.html 　　我国的个人养老金已有初步框架，得到各方面重视，也有一定积极性，但仍存在很多不足，其中，大家最关心的是激励机制不足。个人账户式的养老金可以考虑“供一配一”，以此调动个人的积极性。
　　要解决激励问题，需要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危机感，在此基础上，还要下比较大的决心。应对养老需要对长期问题分析，同时需要调动相当大的经济资源，过程中涉及到诸多利益分配、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等。
　　第二个前提是，要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当前可选政策工具的现状。从国际经验和理论看，有些工具能提供激励机制，但也要看这些工具在我国所处的状态，更改或修改是否容易。
　　实际上有些工具可能在其他地区能够用，但是在我国真正设计和执行起来可能有困难。其中，主要指的是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带来的设计，这方面大家也都很关心。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我认为思路还应该更开阔一些，探索可能存在的其他解决方式。
　　我建议，个人账户式的养老金，可以考虑“供一配一”(类似“买一送一”)。即，养老金个人“供款一份”，雇主方面“配合送一份”。简单说，个人每加入一块钱，就变成两块钱在个人账户上，这样对个人的积极性会有明显调动。
　　这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采用的做法，“供一配一”从比例上较多的是“8%+8%”，即企业配合8%部分，这属于企业成本。
　　从企业角度来讲，目前养老金制度下，为降低企业负担，我国企业负担已从过去的“20%+8%”调整为“16%+8%”。如果实行“供一配一”，同时兼顾不增加企业负担、不影响企业竞争力，可从当前企业负担的16%即对现收现付和统筹部分的供款中，拿出8%的比例作为“配一”。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企业16%部分中有8%进入个人账户不能再用于现收现付，会导致目前现收现付的国家统筹部分可能出现缺口。
　　统筹部分缺口怎么解决?从国际经验看，其他国家出现类似问题后的一种应对方式是，国家发行一笔债券，这笔债可能要累计几十年，把现收现付的缺口补上。如果把个人养老金制度搞好，未来退休的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养老金的话，就减少了对国家统筹养老金的需求，到时这笔财政债务就会减少，因此这笔债务将不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不过，这项政策可能需要持续一两代人才能够见到债务缓解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长远观点，没有足够的危机感，不容易下定决心来做这种资源调配。
　　除发债应对统筹部分缺口外，我国有一个特殊条件，即，有大量的国有股。若干年前已做出政策设计和初步执行，通过国有股划转来弥补养老金缺口。不过，如果没有清晰的经济分析，没有意识到严峻性和产生危机感的话，调用一部分国有股权的方式也会有不同认识，在不同部门之间可能也有摩擦，会影响推进。
　　调用国有股权具有合理性。一方面过去有大量债务同时养老金有未来潜在缺口，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国有股权，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进行调整是有余地的。同时，国有股如果换成养老金用途，变成公众持股，也仍旧是一种准公有制的形式，因此这是一种可行的渠道。
　　因此，“供一配一”下，统筹部分产生缺口后，可能有办法予以解决。但即便有办法加以解决，也还需要下大的决心。
　　有了可行渠道后，通过“供一配一”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也还需要其他政策配合和配套措施。其中一条是，要引导个人愿意参加个人养老金计划并积极向账户供款，还需要在“个人预期”方面进行研究。
　　社会保障制度要能够使个人对自己的未来能做出预期、做出计划，否则，如果诸多内容都是模糊的话，个人不能做出合理的预期，也就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全生命周期的财务安全性”的概念可以推广使用，并使参加工作的人都能够做出合理的预期，能够做出大致的计算，决策在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情况下愿意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
　　此外，关于个人养老金和统筹部分的平衡问题，如果个人养老金未来能够占比较大、起到比较重要作用的话，对应地，统筹部分也要做好保障的水平。如果统筹部分定得太高，大家有可能降低对个人养老金必要性的估计。
　　(整理自周小川于2023年12月29日在“第十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3》发布式”上的发言)
]]> 周小川 2024/1/19 9:37:00 <![CDATA[要分清楚问题对症下药]]>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3/3955.html 　　我是很愿意参加金融街论坛，因为这确实金融界有很多问题要研究，但是一般来说我不太愿意直接谈央行的政策制定，为什么?
　　因为央行同志干活很辛苦的，同时其实这种宏观调控的政策往往是意见纷纭，批评意见也不少，我也有一些同情。
　　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并且在讨论过程中有所提高，今后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我不想谈太具体的问题，你谈的这几个问题，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我说说一两点意见。
　　其实说宏观调控啊，调控经济系统啊，肯定是经济系统有时候会有一些毛病，各种各样的波动，然后你需要调控让它走入正轨。
　　其实经济系统作为一个系统来讲，它是有各种各样指标的，就像人体检查的时候，你能够查到各种各样的指标，哪个正常哪个不正常，你不能说你就那个不正常，我就用一种药去针对某一个指标就开药了，而是说你要弄清楚它是个什么病。
　　同时你还要弄清楚在得这个病之前是不是有什么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是不是抽烟喝酒过多了，还是什么原因，你需要把以前的毛病改掉，这样才能避免是吧?这个都是必要的。
　　我觉得最近比如说中国经济，大家比较多的谈论的就是说如何逆周期调控，我从对症下药的角度来讲，我想说你首先要判断出来经济系统如果不正常或者有所波动，是不是周期性问题，有的时候是周期性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周期性问题。
　　经济系统本身有时候有外部干扰，外部干扰是什么性质的，然后你调控系统灵不灵，有时候调控系统会失灵的，就像人开汽车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方向盘或者刹车会有毛病，踩一脚下去没感觉，你最好是赶快松开来，再踩第二脚，而不是就踩住了不动，容易抱死，反而刹不住车。
　　意思就是说系统本身可能有毛病，调控这一个回路可能有毛病，外部可能有干扰，那么会出现哪几种情况，一种经济是周期性的波动，类似于正弦波，起来以后，然后到顶再下来，下来以后到底然后还会上来，而且会隔一个周期以后，下一个周期还会起来。这个东西比较明显的，所谓供给不足，所以就增加投资，然后产能增加，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需要调整，就卖不出去，然后就衰退，然后再走下一个周期。
　　但是这个系统也会有别的东西，比如说疫情就是一种脉冲，我们说2003年SARS，三个月，起来一个脉冲到底了，三个月，然后下去了，这次又有一个疫情，但这次疫情的脉冲的顶部比较宽。不是三个月是三年，但是你仍旧可以理解它为脉冲。
　　再有一些是一种台阶型的变化，这个系统的特性就有个台阶它就变了，或者台阶也许不那么陡，但是终究是个台阶上去以后就下不来了。比如说老龄化，老龄化就上去以后下不来了，比如说气候变化，过去不知道气候变化，不知道温室效应，当然你知道温室效应了，台阶就变了，你的许多东西都需要跟着改变，而这个改变是台阶性变化的。
　　也就是说像后面说的这两种变化，还有其他一些变化不是周期性的，你如果用周期性的调控措施来去调它，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见得效果好。
　　所以我认为还是可以有更多的研究，然后更多的讨论，以后能够有所提高，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关的内容，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发生了以后，大家就说为什么发生?然后为什么雷曼出来以后，咔嚓一下这个下去就很厉害，而且就好像停止不住。
　　当时有一种意见，当然我就属于那种意见的，是属于系统里头的反馈系统有问题，正反馈环节太多，因素太多，诸如当时所说的市值越高的话，融资越容易，经济越好，评级越高，发债越容易，借钱越容易，所以他这就是容易形成正反馈，使得市场上趋于大起大落，那么应该摘掉某些正反馈环节，增加负反馈，增加负反馈以后系统就趋于稳定。
　　当然当时BIS也就是国际清算银行，他说这个词有一些搞经济的人不太熟悉，所以他们说我倾向于一种顺周期性和是逆周期性，连英文词都比较绕口，叫pro-cyclicality和counter-cyclicality是吧?挺老长的名字。那么这个名词就是强调了周期，但是大家又说有一些不是周期，所以覆盖面可能就缩小了。
　　再往后就是，如何能够向G20峰会报告，2009年的时候想向G20峰会去报告，说是要用什么样的调控措施。那么当时BIS就拿出来说，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词，这个词是不是可以借用下来，这个词就叫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后来它Macro-prudential大家理解的不一样，到底是监管的还是政策框架，所以后来其实也有争论，那么这个名词后来也就使用了，因为G20通过了。
　　大家都弄，我们在国内也是帮助推动，写的重要的文件、调控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都用宏观审慎概念，但是实际上观察这么多年，宏观审慎这个概念效果并不是太好。
　　你在金融界的很多同事里头，也包括宏观调控，包括经济财政宏观调控的这些里头讨论的很多人对宏观调这个宏观审慎到底实质是什么东西，并不是特别清楚，而且有时候相互看法也不见得一样。宏观审慎有时候覆盖面也太大，但是它起源的根源就是逆周期，要针对pro-cyclicality搞的宏观审慎。
　　因此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实际上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联系到你所说的要对症下药，然后诊断的概念要准确，也同时也要能跟经济金融界也能够跟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调控的效果就会更好。
　　我觉得虽然说的都是过去的事儿，但是跟当前的也是很有联系的，我好像一开头就说的比较多，然后先说到这，后面你那几个题目我有点忘了，到时候想起来再说好吧。
　　从刚才所说的概念出发，那么系统如果是周期性波动，类似正弦波式的周期性波动，和系统受到脉冲性干扰，也就是台阶性干扰。台阶进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响应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大家知道脉冲性干扰你的响应可能需要更快，力度很强，但是很快就会要撤出来，这个都是有这种调控的理论来支持的。
　　其实难度比较大的是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的时候，大家知道经济起来下来再回来，这个正好是由正弦波来说是一个360度，360度里头的，他说你的调控措施如果滞后了90度，那么你就没有起到一个好的逆周期调控的效果，而是助长了经济系统的波动。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已经过热了，开始过顶点了，结果你才开始加大力度，抑制过热，结果你会助长整个系统的波动的幅度，所以从这个角度及时性是很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说及时性不容易做到?我们看两个问题，第一你观测这个系统你所获得的统计数据，然后统计数据还得有人分析，这个分析最后放到桌面上的，这就有个时间延迟，时间延迟的往往弄不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你的调控措施的这个东西不像汽车方向盘那么灵敏，一拧就看前轮就动了，它是有可能的，实际上也是滞后。
　　你开始拧动了，过好几个月你才发现传导过去，把这两个加一块，就是说从状态的获取到调控措施都有滞后，所以这俩一滞后很可能就滞后半年，甚至弄不好，有时候滞后还会更多，一滞后半年，如果你这个周期本来一上一下就是两年的周期，你滞后半年，你就滞后了90度，然后你的调控弄不好，没有对宏观经济起帮助，还起到了扩大波幅的作用。这个说起来好像容易，在这儿搞宏观调控的人不愿意听了是吧?但是现象是其实也是存在的。
　　比如说美国这次的通货膨胀，大家都说你滞后太明显了，你的QE搞了那么长时间，结果最后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出来了，你还迟迟没动，等你动的时候，这个已经有一点过重了，好歹还是动了是吧?
　　但是你就可以用这种系统观察的角度说明它的及时性的问题，那么要做到及时性呢，就是反馈系统往往还是不够的，除了有反馈以后还是要有预测，也就是说你拿到数据可能就已经晚了三个月了，然后你还要用你当前拿到的数据和近期历史到现在的趋势变化，你要做要有1个模型来预测未来可能怎么变化，所以你尽量往前再预测6个月，你把6个月以后所测算到的状态拿过来做调控，这个叫什么呢，叫前馈，也就是反馈系统里头的其中一种就是前馈，叫Feedforward。
　　所以预测是很重要的，但预测来讲，你实际上有可能预测对，也可能预测错，对不对?这里头就涉及到引导预期的时候，这个问题我想大概10年前在BIS有个讨论，那时候耶伦是吧?那时候美联储比较注重所谓前瞻性指引，叫forward guidance是吧?
　　前瞻性指引里头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央行对未来有一个预估，市场人士也有一个或者有若干个预估，那么究竟谁比谁聪明，谁做的对，你不能简单的就认为说我这个央行做的是对的，我应该引导你们其他人应该怎么想，怎么去做预测，这个东西因为你从经济学来讲，跟另一个学派叫合理预期学派的这个说法，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有可能你不一定能够对未来预期的那么好，你就需要讨论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说假设央行能够对未来的预测测得准，或者说比市场人士，包括市场专业人士看得更准，可能大家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认真总结了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所以你预测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数学模型比人家的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加强跟公众和市场专业人士的沟通，让他们也稍微提高一点，这样的话大家就一样了。
　　还有一种什么可能性，你手中拿到的数据比人家多，有些数据你没告诉人家，你知道，所以你可能对问题的看法比别人更准一些，但是这个说法不太符合现代经济的逻辑，因为现在经济逻辑就是经济应该更加透明，各项指标应该大家都能够拿到，是吧?否则会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所以总之来讲，要真正想做到前瞻性指引并不容易。
　　所以10年以前那时候跟耶伦等人的讨论的过程就聚焦于这个问题，说美联储之所以比较强调前瞻性指引，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利率已经不能下调了，已经到零利率了，所谓就是零下界了，所以你不能调了，你就不能够说我有一个动作可以告诉大家，我认为未来应该怎么去调控，那么这时候就变成了的不得不以用说话的方式告诉大家以后我会怎么做，这个在经济中实际上还是小概率的一种特殊阶段，所谓就零下界的情况下，那么前瞻性指引是有用的，如果不是在零下界的情况下，特别去强调前瞻性指引，或者特别强调说所谓宏观调控就是要管理好公众的预期，管理好市场人士的预期，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有可能有毛病的，这个现象其实当前也有好多具体问题可以做例子的，我就不多说了。
　　(整理自周小川于2023年11月10日在“2023金融街论坛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未经本人确认)
]]> 周小川 2023/11/24 10:16:00 <![CDATA[政策制定要让数字支付系统独立生存]]>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3/3944.html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2023中国(北京)数字金融第三届论坛，与各位嘉宾一起探讨数字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及数字支付特别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前景。


　　今天大会的主题是“融合与升级：共建数字金融新生态。”我们看到，我们所在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在建设数字金融生态方面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努力通过数字金融来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服务广大金融消费者。刚才也有很多领导发言、致辞，同时我们看到一些新产品和系统的发布，也非常令人鼓舞。我个人过去做过一些和数字货币相关的工作，也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点意见，当然，我现在只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跟大家讨论。


　　首先，今天的主题是金融生态，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大家在竞争性的双层运营体系下，推动数字经济生态发展，数研所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生态中，必然会有的系统搞成功了，有的系统不太成功，有的系统成功了以后也要不断升级，所以讨论融合和升级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前一段给上海科技大学作了一个关于数字货币的普及性讲座。其中几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是在数字货币发展生态中，支付系统的数字化和货币的数字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技术和系统的角度看，支付系统在用多种多样的技术进行数字化。在这个过程中，支付系统的内容和工具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传统的纸钞，变成了数字货币。如果从演进结果角度来看，支付系统的数字化产生了多种支付产品，这些产品在发展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就需要强调互通性，会产生融合，同时也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由于技术发展非常快，所以在支付系统数字化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升级。在数字货币的概念上，有一些发明者和系统建设者认为，只有自己的数字货币才是数字货币，不认可别人采用其他技术和模式的数字货币，多数人不赞成这种唯我独尊的、排他的数字货币理念。也有一些自称为稳定币，但是否稳定，不能靠自己宣称，要根据系统的设计和资产支撑安排，由客户和市场来检验稳定不稳定。中国央行数字货币最初叫DCEP(内部系统建设也一直沿用这一称呼)，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系统，所以电子化和数字化是紧密联系、很难严格区分的。可能早期的电子化不完全是数字型的，但是中后期的电子化实际上跟数字化是混合在一起的，多数电子化进程也就是数字化进程。由于新技术的供给，有些事情从不可能逐渐变为可能。因此，从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的发展上来看，要主张广义的支付系统数字化和数字货币，要慎用狭义的数字货币概念。


　　其次，随着数字货币生态的发展，有一些概念会逐步理清，大家也在逐步摸索，实际上概念也在发生融合和升级。目前数字货币包括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主要还是以账户型数字货币为基础，当然，代币型数字货币也是一个可能有发展空间的路径，但是主流还是账户型的数字货币。另外，这也涉及到究竟是搞去中心化，还是继续沿用中心化的路线的问题。在技术上讲，数字货币和支付系统大量使用互联网技术，所以互联网技术本身和升级换代将对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支付终端包括桌面终端、移动终端和刚才邮储介绍的预付卡等硬件介质，有些预付卡基于IC卡技术，也可以和数字支付体系融合互补。


　　所有这些应用都会依托于金融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基础设施的很多概念大家都在讨论，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这都是好事。比如说，RTGS是指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当然，也不见得什么交易都要实时，有一些准实时的安排，在市场上可能是更有潜力的应用。对于基础设施，一方面要实现系统的相互连接，一方面要实现通用性，最大程度上实现互通性。再比如，跨境、跨币种的交易，前端由市场机构提供服务，但需要有中央银行背景的清算系统在后台提供支持服务。


　　第三要深刻理解和坚持运用双层运营体系。双层运营体系中，中央银行是第一层，商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电信运营商，作为第二层。这个体系的核心特点是动态演进，不是静止固化的，是一个通过相互竞争来提高服务水平、促进创新的体系，也是一个多元并存的体系，这对一个大国来讲可能更重要，也就是说，很难有人能够准确地判断某一个系统、某一种技术就一定比其他的系统和技术优越，所以应该允许多元并存，竞争选优。同时，在多元并存发展的过程中强调互通性，这就涉及到今天论坛的主题“融合”。而且，系统是动态演进的，过一段时间就要升级，通过升级加强互通性，也能够引进更新、更高效的技术。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央行自己发行的货币才是CBDC，其他商业机构的不是央行数字货币，不是法定货币，具有一定风险。其实这种说法有比较大的误导性。因为在中央银行的监管体系之下，多数商业银行账户里的资金(M1)安全性相当高，并不是所谓商业性货币，更不能和某些金融科技公司搞的稳定币或加密货币相提并论。


　　在双层运营体系下，政策制定要让数字支付系统独立生存，要设定一个价格体系，让数字支付系统能够进行服务收费。其实费率可以很低，对于客户来讲影响相当小。如果没有收费机制，就会导致交叉补贴和交叉销售，支付系统服务商会把眼睛瞄向其他不该注重的方面，例如，有的系统服务商把支付作为门户，后面通过倒卖数据或利用数据做其他业务赚钱，这就存在滥用数据的风险。或者把支付系统作为一个引流的入口，而不是把它作为独立盈利的金融服务产品，这些都可能导致一些扭曲。我们相信，在双层运营体系的发展中，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融合和升级逐渐得到优化。


　　我再强调一点，要坚持安全、便捷、低成本、反滥用等原则。安全历来是金融，特别是货币的关键问题。由于技术成本越来越低、系统越来越便捷，滥用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我所说的反滥用包括防止洗钱和武器交易。军事冲突中的武器交易，以及芬太尼等毒品交易，大多是利用加密资产、稳定币来进行支付，是一个需要重点防范的领域。此外，我们还要打击跨境赌博、反欺诈。公安部反欺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破获的很多案件都是利用加密资产进行跨境支付。这也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斗争。新技术既可以给老百姓带来福利，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这一点要在整个数字货币发展中给予高度关注。


　　最后，刚才听到了大家在跨境交易方面所做的努力。跨境交易是央行数字货币重要的探索方向之一，既涉及到技术、系统，也涉及到政策取向。限于时间，我就不多介绍了。


　　总之，今天的数字金融论坛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论坛。大家可以通过交流，得到新的体会。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机构最近在哪些方面做出了努力和探索，推出哪些新产品，我个人觉得收获很大，希望跟大家更深入地交流，互相学习。


　　我就讲这些，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 周小川 2023/11/1 15:45:00 <![CDATA[自贸区开放背后的思维模式]]> http://mcrp.macrochina.cn/u/62/archives/2023/3914.html 　　2023年6月8日，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周小川在现场分享了自己对于自贸区开放试点和政策设计的思考。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谢谢主持人。我很高兴又参加陆家嘴论坛。这个题目我觉得很重要，但也不是我个人的专长。今年是上海自贸区成立10周年，首先祝贺上海自贸区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引领了自贸区逐步扩大，在多项政策创新经验方面得到了复制推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相信上海自贸区未来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仍旧大有所为。
　　我个人对对外开放试点和政策设计一直有些兴趣，虽然我不是特别擅长。30年前，正值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那时候我和商务部同事写了《走向开放型经济》的书，之后又写了《迈向开放型经济的思维转变》，我有兴趣和大家交流对外开放除了实践、政策设计和推广之外，后面思维转变是怎么回事?在这些思维模式中的思维框架都有哪些变化?他们如何扬弃了过去的思维和分析框架，迎接和拥抱开放性经济和全球化?在当前全球经济还存在着一些去全球化的思维和各种脱钩的论调的情况下，审视这些发展历史很有思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一，从自贸区分类看一下试点选项，根据侧重开放领域的不同，自贸或者自贸区试点分为三类：一种主要面向实物商品的开放，往往借助于港口运输条件的便利，发展产品加工包装贸易;第二种面向服务贸易为主的开放，从贸易理论上来看，服务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贸易品，海关边界管理手段往往有一定难度;第三种侧重金融业，特别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虽然金融业也属于服务业，但是有自己突出的特点，特别是在资金流动、货币兑换、金融产品的自由度方面，会提出更多高的要求。
　　如果再细分一下，都是贸易，有的更多注重交易型，有的更注重于生产型。早期有一些自贸区试点都是以贸易为主，后来慢慢变成加工生产为主，不同开放重点所关注的因素不一样。面向贸易为主的时候，主要是海关管理同时要管好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往往采用的办法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面对生产型开放试验区有点不同，他们需要吸引投资、组合各类生产要素，运用各种投入品，同时还要考虑销售市场要素组合的方便性。既面向境外也面向境内，因此不仅仅要注重商品自由往来，这是不够的，还是要考虑要素组合的方便性，其中包括劳动力、人才、资本等自由往来和相互连接。金融市场更是如此，本身就是一种要素，要通过制定各种交易规则，提高资本自由往来便利性，这是一种分析角度。
　　这三种类型的自贸区，可以进一步分为究竟主要聚焦于离岸交易，还是主要聚焦于在岸交易，还是离岸在岸混合型的。混合型各种比重也不同，比重不同会有重要影响。
　　以可贸易货物生产为主，如果投资和投入品都主要来自境外，产品也主要外销，就是大家熟知、我国早期的“三来一补”离岸型的加工贸易形式，这种模式会逐步发展演变，生产模式会逐步更多利用国内投资和投入品，销路也会从完全外销逐渐发展成也可打国内市场。因此要权衡对外联系方便性和对内联系方便性。如果仍旧延续运用严格海关和边境管理来管控自贸区和国内之间的经济联系，会造成很多不方便，同理在处理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也与此类似。因此自贸区类别分法需要搞清楚，搞自贸区想搞哪一种类型。
　　中国是一个大国，通过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来进一步传导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去40年重要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无论是过去试点设立经济特区，随后推出沿海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是后来扩容自贸区，都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内容。
　　当然也有特例，特例就是金融市场，特别是国际性金融市场，不一定是可复制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容纳若干个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并存，但是争取成为全球有竞争优势的国际金融市场，国内至多也就能够容纳一两家，比如说上海。更何况亚洲区内，我们看到现存的有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东京，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国际金融中心并不追求可复制、可推广，但是也都存在一个共性的特征，就是生产要素要有相当的自由流动，区分好究竟是聚焦于在岸，还是聚焦于离岸为主。上海自贸区，既面向货物的贸易开放，因为我们也有洋山深水港，看来更强调注重于服务业，也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使命。
　　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有大量上市和待上市的公司，以及其他要融资的实体，又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的国家，我们自身有大量可供投资的资金，也有不少交易和风险管理的产品，这个角度来看上海，肯定会侧重在岸业务，投资者和参与者也是国内占多数，服务大量的对象都是在岸的。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吸引海外的参与者提高标准，推动在岸和离岸的融合发展。以资本市场为例，包括最近希望更多的境外公司可以通过CDR方式来上海上市。
　　第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从国内外一些实例研究对外开放思维和分析框架。无论是上海自贸区，还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都涉及到政策体制的取向选择。选择决策的基础是经济分析，而经济分析取决于分析框架，这跟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受思维差异的影响，人们往往对于同一件事、同一个内容的利弊看法有很大差别，有必要弄清楚这些差别背后是怎样一个想法。有的可能是各个部门的立场和角度不同造成的，有些也可能是因为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管制经济思维的影响，和市场经济思维、开放经济思维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讲，思维转变也很重要。中国从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当中，早期如果想探索对外开放、与外部对接的市场经济，只能先选择试点，并在地理上、物理上进行隔离管控。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但是这种模式也不见得稳定，而且管理成本也可能很高，存在的漏洞和政策套利可能也不少。
　　从思维比较来看，国内有一些人不太强调平等竞争条件和统一大市场，这与欧洲有很大的差别。欧洲人历来很重视市场一体化，早在欧共体扩容的早期，就力推单一市场整合，设立共同关税区，随后就推动了货币一体化，推出了欧元，并希望能通过增值税税基和税率的统一来进一步增强。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欧盟还是非常重视增值税协作机制。
　　因此，我们看欧洲许多主流学者判断认为，在实现单一市场整合，拆除跨国界海关以后，欧洲成员国每年可以节省大约GDP的1%，这个每年都能节省1%，而不是第一年。欧元区这些年一直在逐步发展和扩容之中，这也说明统一市场效率更高，更能促进贸易和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英国要脱欧，我边上的Christopher HAYWARD是英国人，我说这些可能有点班门弄斧，但是我是这么收集的材料。英国要脱欧，必须做很多利弊分析。2016年，英国脱欧原因是很复杂的，脱欧过程当中的难题之一就是要处理北爱尔兰海关管理的问题，对中国也有参考的意义。
　　北爱尔兰希望英国脱欧之后，与爱尔兰之间人员仍旧能够自由流动，不设关卡，同时继续享受欧盟共同关税区的待遇。为此，英国和欧盟经过长达三年半左右的设计和艰苦谈判，最终在2020年1月份达成了《英国脱欧协议》，这其中包括了《北爱尔兰议定书》，赋予北爱尔兰一些特殊政策和待遇，并在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之间设立了二线，涉及海关的管理。恰好他们之间正好有海峡隔开，认为这个时候设立一个海关进行隔离和管住并不太困难。
　　这种模式在运行两年之后，人们发现自己用的是英国人自己的语言，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之间的许多联系受到严重困扰，导致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困难，比如海关程序复杂、监管不灵活、税收和支出差异等。为此，时任首相的特拉斯打算单方面撕毁《北爱尔兰议定书》，想取消二线管住的做法。当然欧盟也不会轻易同意，英欧之间又经过多轮讨价还价，于今年2月底修改了《北爱尔兰议定书》，达成原则性政治协议，签署《温莎框架》，启动另外的方式进行管理。重点是在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货物区分，为自用还是继续运往其他地区，采取的管法是企业白名单的制度。虽然这也算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是也导致增值税管理复杂，这当中也会有不少漏洞，人们从中体会到建设好和管理好一整套海关系统，或者是拆除、更改这个系统都是十分复杂和昂贵的，涉及到的利弊分析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再看一下深圳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建立经济特区，最早明确说是要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考虑到特区的性质，当时还研究过要不要在深圳发行特区货币，我本人也参与了这个过程，多数人主张不要搞特区货币。随着深圳特区的逐步发展，投资、生产、人才、研发越来越多依靠境内的供应，产品销售也有很多是面向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管死二线，就会削弱与内地的联系，增加交易和往来的成本。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经济特区和内地经济体制上的差距实质性减少，因此深圳在90年代逐步悄悄放弃了二线，加强了与内地经济的自由往来。与此同时，海关仍旧在一线，该管的继续管，1993年设计外汇体制改革和增值税改革时，深圳明确说和内地保持一致，增值税和海关管理的关口仍旧留在一线。后来，深圳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与此选择是有关系的。
　　再来看上海，十年前开始考虑设立上海自贸区，各种舆论和想法都有。有人明确提出要拉一个铁丝网，否则海关、税务的管理会出现很多问题。当时上海市领导和有关方面的领导都明确上海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国内的经济联系不能隔断，交往不能不方便，所以不选择拉铁丝网的物理隔离方法。现在看起来，这个选择也是十分正确的。建设自贸区过程当中，也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包括电子和数字化的手段来加强管理，尽量避免通过物理隔离的方法进行海关和税务的管理。
　　金融方面，针对上海自贸区设计了自贸账户，区分居民账户和非居民账户，对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进行适度隔离，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进行管理。客观地说，这些方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是否能真正管得很好，在实际当中有很多讨论，也面临着不同的诉求和调整。比如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上美元资金一度很便宜，当时一些人主张让这些低价的资金跨境来带给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自贸区的角度来看，允许资金跨境过来，会涉及到外汇平衡，影响汇率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得益于深圳当时没有搞特区货币，上海自贸区也没有人提搞自贸区货币。
　　至于税收问题，一度希望自贸区有一些所得税优惠，但不要去触碰关税和增值税。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关税涉及到共同关税区问题，增值税涉及到平等竞争问题，如果设计得不好，很容易使上海自贸区和国内经济相互脱节和隔离。
　　总之，从上述国内实例以及相关政策的选择来看，思维和分析框架存在很多差异，书房里设计的、理想的管理不见得在实践中那么容易执行，有时候成本会很高，即使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也未必能够真正管好。在未来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候，要认真分析，考虑改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所需要的思维转变和分析框架。
　　最后，我说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个题目要说的人很多，我就简单说一下。上海除了贸易和服务方面有很多开放以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角色--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昨天下午我也参加了上海市政府召开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咨询委员会，在座的几位嘉宾都在这个会上。他们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提出增强资本的灵活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同于迪拜，在岸业务、人民币业务占主要成分的中心，其建设需要很基础的条件，使人民币变得更加自由使用。
　　回忆一下2016年人民币加入了IMF的SDR货币篮子，其中一个基本的条件是人民币应该能够自由使用。自由使用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稍微有一些区别。我们早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首次提出了逐步使人民币变为可兑换货币，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最近党的二十大又提出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可兑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先后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个问题也会产生很多争议，存在不同的考虑，也存在着不同的分析框架，会得出不同的利弊比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经过这么多年的推进，如果不在这方面向前迈的话，就不太容易迈出更大的步伐，上更高的台阶。多数情况下，是迈一些小的台阶，虽然这些小台阶的举措也都是重要的，确实促进了对外开放，但是多数人有时候不太搞得懂具体的内容，国际评价也一般般。
　　因此，要想进一步大幅度扩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着力点可能还是要放在资本市场的主力产品，例如股票、债券、外汇、信贷，以及支付等方面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就要求显著提高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的水平，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当然，实现自由使用和自由兑换，也不是意味着100%。国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有反洗钱，反恐融资，反欺诈，反武器交易，反毒品交易。中国外加一条，控制跨境赌博的交易。人民币自由使用和可兑换实现之时，还要注意会引起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形成机制问题的关切，这些问题都想好以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机会大幅度向前迈上更高的台阶，人民币国际地位也有望逐步提高。
　　在此基础之上，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会涉及到如何发展金融产品，涉及到谁是投资者，谁是融资者。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自由往来变得很重要，这些国家有一些有前景的企业缺乏上市融资的渠道。未来一个重要的进展，上海将允许外国企业，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优质企业，可以通过CDR形式等在上海市场发行融资、挂牌交易。虽然这当中也会涉及许多政策的问题，但是应该说，推进空间还是很大，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我们持续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分析和讨论，供决策来进行参考，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想法。谢谢大家!
]]> 周小川 2023/6/25 10: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