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后也采取过几次全面的刺激政策，强度没有2009年强，比如说2012年的5月也曾经进行了刺激。但是从2012年的刺激，去年也有很短的时期主要是靠城建投资希望拉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2012年的刺激和2013年的刺激看起来，刺激的效果越来越衰退。

　　因为多年的体制缺陷和粗放增长，增长模式就使得我们经济和社会中积累了很多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只能在经济继续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我们的改革，所以要善于处理这些实际困难，才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够进行的比较顺利。

　　有几个大家都能够直接感觉到的，第一是因为粗放的增长方式大量的耗费资源，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依存度都变得非常的高。

　　另外因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得环境变的越来越恶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了破坏。人类要生存有三个最基本的条件，现在都发生了问题，就是土地、空气、水。

　　统计局的经济学家前两天做了一个报告讲到污染说了一个段子。有个北京人发一个短信给哈尔滨的人，说霾让我都看不清楚天安门上的毛爷爷的相，哈尔滨回他一个段子，说我们这里的霾比你们北京还严重，钞票上头毛爷爷的相我都看不清了。

　　另外是最近出现的需求乏力、增速下降，一方面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的时候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才十几万亿，现在一百一十万亿了。但是在很多环节上都表现为需求不足，总体来说是需求很大，但是在很多环节上都表现为需求不足，增速下降。

　　第三是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因为大量投资的结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大量投资造成了产能增加的很快。另外一方面因为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所以最终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们现在主要的产品几乎找不到哪一种产品产能不过剩的。

　　1958年大炼钢铁，要从535万吨一年增长到1070万吨，现在我们钢的生产能力是10亿吨。一个唐山钢厂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欧洲各国加总的总量，但是销不掉，所以钢厂普遍变的亏损，经营很困难。这不仅是一个产品，有人说找不到什么产品不过剩。

　　在宏观经济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杠杆率）太高了。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这个负债率根据去年的统计，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国家负债表的负债率就超过了GDP的200%.一般认为200%是一个警戒线，所以它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所谓系统性风险就是市场的突然崩溃，就是因为某些环节上的困难传导到比较大的领域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你在网上看讨论的最多的就是应该怎么处理当前的困难。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现在网上有不相同的意见。两种主要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说应该采取救市的政策，就是说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意见，就是认为不应该采取像2009年那样的强刺激政策。因为2009年的4万亿的投资和10万亿贷款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消化到。所以很多人认为不应该采取类似于2009年那样的刺激政策。

　　一方面是因为2009年刺激造成的后果到现在还有待于消化。另外一方面是2009年以后也采取过几次全面的刺激政策，强度没有2009年强，比如说2012年的5月也曾经进行了刺激。但是从2012年的刺激，去年也有很短的时期主要是靠城建投资希望拉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2012年的刺激和2013年的刺激看起来，刺激的效果越来越衰退。

　　在我们经济学上，1956年讨论增长模式的时候，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索洛所提出来的，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他根据他对于美国二十世纪前49年的数据的回归，他发现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不是靠投资来支撑增长的，所以没有出现递减的问题。从我们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来看，确实它的投资刺激的效果是衰退的。

　　2012年的刺激只维持了几个季度，2009年的这一次刺激正面的效应维持了好几年，在8%以上的增长。2013年这一次就没有刺激起来，增长率继续下降。所以有一种意见是不赞成。但是现在看起来主张采取刺激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认真的考虑。

　　为什么这个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很大，而且它的正面的作用也在衰减？这是应该研究的，到底为什么要努力的保持GDP的增长速度。

　　今年在两会以前有过一个争论，到底应该把今年预期的增长速度定在7.5%还是7%?后来吸收了两边的意见定在7.5%左右。第一季度是低于7.5%,是7.4%,主流的舆论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种预计是还有可能继续下降。那么继续下降是不是可以接受？就有很大的争论了。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说“稳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因为增长速度高低对于大众来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有影响的是就业。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业跟增长是什么关系？保增长速度是为了保就业。就业和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通常好像有这种看法，就是就业和增长之间是一种线性的关系。就是说增长速度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

　　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增长有一个结构问题，什么样的产业增长的快，增长里面不同产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结构不一样对就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旧的增长模式下，投资主要投在哪里？投在重化工业，就业弹性是很低的。从各个产业来说，什么样的产业它的就业的弹性高？总体来说是服务业。

　　我们现在就出现了这个情况，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就业情况并没有恶化。我认为只要能保就业，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关系并不大。采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弊大于利，好处是能够提高GDP增长，坏处是妨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使债务进一步积累。流通中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200%了，这样是很高的比例，债务率不能够再提高，杠杆率太高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对于中长期造成了更高的危险。

　　有人说现在货币政策总量已经过紧，其实是不对的。比如说去年从广义货币来说增长13.1%.7.5%的增长率，再加上2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就是9.5%,和13.1%比多出3.6%的货币超发。所以我觉得最正确的方针该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碰到的这些困难。

　　我们要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应该做一些什么

　　第一，要防止风险积累。尽量的释放现在存在的风险。可以做一些什么，我这里说一下设想。要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有人说基础建设投资没有关系，东西反正在那，这种想法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因为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按基本的约束条件是资源是稀缺的，资源是稀缺的就有一个选择问题，这个资源应该放在哪里。应该尽量放在有效的能够有回报的部分。

　　如果它是没有稀缺性的，是无限的，它只要东西在就往里面投了，没问题。可是因为它是有稀缺性，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报的，能够提高整个经济效率的投资的机会应该抓住。你要抓住机会就要避免去走无效的投资。

　　第二，对僵尸企业停止输血。现在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还是用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来维持。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是说政府是有负债，但是在负债表上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而且按照有些单位认为中长期都没有问题，但是也有的单位认为有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不小。像这种东西现在就赶快用政府的资本去把它还了，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国家负债表的杠杆率。

　　在前年上海就做了这个事，把上海家化卖了去补充社保基金，因为老的工业城市特别是养老金基金往往会有很大的缺口。另外是三中全会决议里面明确规定要拨付一部分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这个我觉的并不难做，使我们国家经济稳定大有好处，而且它对于职工的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以便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对于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这样来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不要让它积累起来。把大震变成一些小震，不至于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

　　第五，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征了地但是没有企业进来的开发区很多，有一个省有上百个开发区，大部分都是存在这样的状态。需要盘活这些资产的存量。我们还可以想出其它的办法，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使得一部分风险把它释放了或者消除了，使得风险不至于积累的太大然后爆发。

　　第六，再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可能避免系统性风险。当出现了某些地方资金链要锻炼，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时候，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用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全面的刺激政策是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