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遇到的经济发展的问题，其实在过去40多年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出现过。而它们又往往根源于两个更深层次的基本问题——经济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贯穿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线索。当我们选定了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和实行法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后，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具体层面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市场交换的本质，以及市场交换是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二，什么是法治，中国应当怎样建立法治社会。

　　问题在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不能总是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些论者认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也可以称作市场经济。对于“法治”一词的解读，也有类似的情形。所谓“法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是符合基本正义的法的统治。但在现实生活中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事情仍时有发生。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历史传统的影响。早在公元前3世纪，竭力鼓吹“任法而治”的法家就得到信任和重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另一个原因是，法治的本质的认识在不少时候依然是模糊的，法律有时被误认为等同于治理的手段和工具。法治的精神在于，对于私权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对于公权而言，法无授权皆禁止。正如江平教授所言，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两个“权”，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法治化改革的要义就在于私权的保护和公权的限制。在这些基本问题得到澄清以后，有关改革战略和策略的具体问题就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途径，采取的措施也会更加有效。由于“预期偏弱”是在前一个时期逐渐累积起来的，要从根本上转变“预期偏弱”，就需要用长期主义政策加以应对。一定要避免以为单纯依靠短期性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就能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实现经济复苏的误解。当下最重要的就是用改革和创新的办法去解决妨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问题。我建议不妨运用研究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遵循的方法，就是“问题导向”，从现实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入手，探索造成这些问题的经济体制原因和政策瓶颈，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进而制定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持续的发展。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其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不妨适时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的数百项重要改革举措逐项进行复盘，研究哪些改革任务还没有落实、为什么没有落实，以及应该如何解决落实，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明确目前经济体制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革和更新的项目。其二，强化竞争政策的执行，认真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部门正面权力清单制度。同时，及时清理目前存在的对市场活动具有限制性、收缩性效应的经济政策，对可能阻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流动的相关法律和相关制度加以实质性的革新。对于一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必须及时通过竞争政策的执行和依法治国原则的落实加以消除。今天，我们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赶上潮流，甚至走到潮流的前面，最重要的不外乎两条：一是坚持改革，以创造一个更有利于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使更多人才涌现出来；二是继续开放，和社会各界的相关人士一起在竞争中合作，把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推向前进。

　　对于政府来说，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将重心放在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上。其实，什么是最好的产业结构？什么是最有希望被市场所接受的产品？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创造这样一种营商环境，使得个人和企业的千军万马能够往前冲，最终总有一些人和企业能够取得突破，那么就可以顺着这些突破的路径继续往前走，而不是去主观选择产品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当政府把市场有序竞争的氛围培育起来，让市场在法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作用、加速优胜劣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化一定更为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