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与中国改革 |
|
2009-8-23 11:07:00 |
据美国商务部修正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折合成年率后为下降5.7%，小于去年第四季度6.3%的降幅，经济学家认为，这表明美国经济在2007年底首陷衰退后已经触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在4月发表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美国经济到2010年年中可望开始复苏。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表示，美国经济虽然已经结束“自由落体”式的下滑阶段，但复苏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危机无疑已经改变了世界，也将深刻地改变中国。这场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已经一年多了，站在“止跌回稳”的复苏关口上，再来看待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危机?我们又是如何在应对这场危机?而这场危机能为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带来什么?
危机：世界经济恐陷“日本沉没的十年”
在危机的题目下，主要讲四点，如何判定、如何分析、双重危机、危机的进程。
第一，如何判定危机。
危机爆发之后有两句话现在成为了共识。一句话是说这场危机是百年未遇的，这是格林斯潘的话。还有一句话，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60多年了。对于这样两句话好像有共识，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这是基于历史经验对危机进行的判定。
第二，如何分析。
我们通常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给出分析，而经济分析分为两层，一层是经济学，另一层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的分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周期理论。所谓的长周期理论，有康德耶拉夫周期等，它的主要论断是经济的高成长阶段往往和重大、新兴产业的出现有关联，和技术的突破、市场的突破相关联，它的孕育期有二三十年，成长和发展期也有二三十年，所以康德耶拉夫周期是以五十年来看待的。这次危机爆发之前，最重要的产业发展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它在试验室和军用上走过很长时间，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到社会生活和整个的经济生活当中来，它的发展顶点，走到顶峰大概是以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爆发为标志。
但是比产业周期理论更重要的是经济学的另一个方面分析，直接从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这次危机。现在一个词流行起来，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者说“资产负债表危机”。这个范畴的创始者是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他是已故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侄子。2008年辜朝明出版了《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重点是总结日本长达15年衰退的基本经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辜朝明在书中说，日本的衰退时期有三个重要的宏观现象，一个是经济增长低迷，长期在零增长上下徘徊。第二是通货紧缩，物价总体上处在一个阴跌的状态中，物价处于负的零点几的状况。第三个宏观经济现象，术语是流动性陷阱，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零利率---央行的贷款利率降到零，也没有人借钱。这三大宏观上的表象笼罩了日本十几年，挥之不去。
辜朝明先生认为这个危机的实质是“资产负债表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下，传统的资本主义二三百年以来的传统的经典的商业周期危机发生了变化。辜朝明先生认为资产负债表危机是一个新型的，一种阴态下的危机。阴态下发生的危机与传统的阳态下发生的商业周期危机有非常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阴态下的这种资产负债表危机，企业微观主体的行为发生了转变。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在于利润的最大化，企业始终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辜朝明说，在资产负债表危机下，企业的微观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变成了负债最小化，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就是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不同的阶段。辜朝明先生认为，从1929年美国的那一场危机就已经带有很强的资产负债表危机的特点了。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的发展，资本市场体系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有的资产都已经开始证券化了。后来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许多企业在危机到来时不能破产，在全局程度上必须解救它或者是保护它。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资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之后，负债损失相对少，资产和负债的匹配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到了危机以后，微观主体的企业、银行或者是家庭，就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用得到的钱恢复资产负债表，使它变得正常起来。
为什么零利率都不借钱呢?零利率在物价还在下降时，零利率也是正的。另外，企业在创造新的产业、创造新的需求上没有动力，所以不会借钱。在当时的日本只有政府借钱。为了弥补企业需求的缩减，维持经济哪怕是零的增长，而不至于是负的增长，日本政府在整个十几年的衰退中，花了很多钱去补助企业、救助银行，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现在日本政府成了发达国家里政府债务占G D P比例最大的国家，是180%，就是在这十几年危机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美国现在债务也是越来越大了，但占G D P的80%多一点。欧洲欧盟成立的时候，有一条财经纪律，要求各国的国债不能超过本国G D P的60%.中国现在是30%不到。
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用辜朝明的话来讲，形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不是贸易决定资本、投资决定资本，而是资本市场自身的运转决定贸易的走向和投资的走向，决定贸易的结构和投资的结构。辜朝明深刻指出，美国2008年爆发的这场危机，也是一场资产负债表的危机。
前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先生到广州来，我作为嘉宾到场，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对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危机”怎么看，美国是不是这样的危机?克鲁格曼是很诚实的学者，他表示同意，但是认为其中引用的一些资料还可以再研究。克鲁格曼担忧世界经济同样陷入“日本沉没的十年”。
第三个层次是政治经济学。危机到来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里也有很多的议论，涉及到整个全球格局的合理性，涉及到权力、责任、分配，超越了经济，进入到政治、社会和历史。我们知道现在的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包括美元的地位问题、美国的主导权问题、发展中国家扩大权力份额的问题等等，现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迄今为止还缺乏特别系统和透彻的议论。
第三，双重危机。
有人说这次危机是百年危机和千年危机联袂到来，百年就是金融、经济危机，百年未遇，千年危机就是气候和能源危机。前些年在气候的问题上，全球逐渐达成了共识，就是人类的活动已经显著影响到了大气的环流，已经开始显著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本来如果没有这场危机的话，那么2009年最大的事是第一次全球气候大会，大家要在气候问题上根据已经达到的共识制订出行动规则和行动方案，所以双重危机的到来要求人们找出办法来，同时对付两个危机。
第四，危机的进程。
通常人们将危机的进程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急救期，一个是复苏期。关于急救期，现在大家慢慢认为已经见底了，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已经将经济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了，现在人们讨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复苏期究竟会是什么样，会有多长的时间，走势是V形、U形、W形还是L形呢?
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到7%了，大家认为下半年8%没有问题，因为去年的上半年我们平均12%的增长率，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遇到危机之后，下半年总平均是9%的增长率。到今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全年保8好像没有问题，还有人乐观地认为是9，甚至到10，是不是中国已经实现了V形反转了呢，全球如果是L形，中国是不是V形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应对：面对国外国内两个失衡，内有积火、外遇风寒我主要是想讲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一是美国怎么应对，一是中国怎么应对。
我觉得这次危机对于美国的震撼比我们中国人现在能够感觉到的和想像到的要大得多。他们这一震呢，震出黑人总统来，史无前例。我觉得如果没有这场危机，黑人当总统可能是20年以后的事。
某种程度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沉迷在一超独大的自满之中，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十几年的时间美国沿袭着过去冷战的思维，到处找着自己新的敌人，曾经将中国看做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9·11”一下子推行了全球的反恐战略，将恐怖分子作为主要的敌人，奉行“不得不帝国主义”，大量的资源和力量用到这些目标上去了。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里，这种状况走到了极端。正好美国换届大选时，金融危机爆发了，奥巴马是美国政治家里最早的，比较鲜明的批判反对小布什的人。
我觉得这场危机结束了美国这种狂喜、迷失的状态，美国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下，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的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跟我们1976年打倒“四人帮”，一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相比。
我的感觉和观察，奥巴马上台之后，基本上是反小布什的路线而行之。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看起来像是“一点两线”。一条线是安全线，美国通过和欧盟、俄罗斯合作以求安全。欧元和美元是一个竞争的态势，这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军事上能够跟美国竞争的还是俄罗斯，别人竞争不了。奥巴马到俄罗斯去能够这么说，他说你反对我这个反导系统，我在波兰搞你反对，别的国家你也反对，那么放在你这儿怎么样?谁能想到他这么提建议呢?
还有一条线是美、中、日。原来提G 2，现在是G 3，奥巴马要推新能源战略，这三者是高度互补性的合作者，真正的战略设计能力在美国，部分技术和高精尖能力在日本，中国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肖耿博士有一篇文章说，为了应对危机，美、中、日应该高度合作，将汇率挂死，共同承担克服危机的成本，然后共享战胜危机走出去的红利和繁荣。其实这就反映了某种美国智囊团的思考。美国是一点牵两线。另外一个点是中东，随着新能源的发展，石油重要性的下降，这个地方要从焦点、热点变成一个合点，这就是美国的全球布局。
对奥巴马真正的考验，是怎么走出这场危机。克服经济危机奥巴马有“两手”，一手是拉手，就是新能源战略，一个是推手，就是负利率。
国内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新能源，奥巴马团队中的朱棣文，是新能源的专家。可再生能源以风能为代表，风电、超导输变电，人们称之为智能电网或者是互动型电网，芯片和计算机跟着入户，使每一个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可以和电网中心互动，自主利用峰谷电价。薄膜太阳能和绿色建筑，还有新能源汽车，储能技术，将这些东西组合到一块，变成了一个新的系统，有人测算过，这一块东西要发展起来，经过若干年后，有可能形成二三十万亿美元的大产业。
现在美国的G D P大约是14万亿美元，二三十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国现在股市的规模、房地产的力量规模，也超过了互联网的力量规模。新能源战略的推出是一石三鸟，他要解决经济危机、气候能源危机，同时还要解决产业发展问题。奥巴马是认真的，这就构成了他的一个拉手。以往美国人在气候问题上始终是消极的，它就不签京都议定书，现在奥巴马一下子就转积极了，奥巴马要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了，对全人类、对整个气候、可持续发展负责，不但负责，还要变成主要的主导者，甚至是领导者、带头者。
那推手是什么呢?就是负利率。负利率是对付我刚才说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解决零利率下没有人借钱的问题。美联储3月份露出过一句话，说当前最理想的是负5的利率。负5的利率在现实中有两个办法实现，一个是银行零利率加财政贴息，谁借钱财政给补5%，但大面积的补贴利率根本做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让美元贬值。
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先生，现在是牛津大学的校长，是很有经验的政治家。他跑到美国一趟，回来写了一个游记，两点感触。一是美国和欧洲太不一样了，同样的危机冲击下，欧洲一片沮丧，美国好像到处洋溢着希望，人们共同的心声是幸亏我们有一个奥巴马。第二点感受，万一奥巴马厌倦了怎么办?因为奥巴马干的这些活太超常了，不是常人政治家能够承当的活，一个新产业的诞生不光是技术，还是许多制度的改变。这些战略的设计、实施、推进倘若真正见效的话，五年或者更长时间能够真正走出经济危机，那不得了。可是，万一奥巴马厌倦了怎么办?彭定康的感觉还是蛮到位的。
中国在危机前后，从宏观调控上，是一个急剧的转身。从双防(防通胀、防过热)到一保一控(保增长、控物价)，再到全力保增长，形象说从4.8到8.2008年要保物价不超过4.8%，现在是全力保G D P增长到8%.现在整个政策的重点，实施的重点，包括媒体关注的重点，比较多的全放在短期上，比如说股市怎么样啊，比如说房价还涨不涨了。很多学者的讨论都围绕这些，总体上的应对是应急短期为主。
刚才我说美国有深刻的反省和反思，有了新的战略和目标的选择。中国现在好像是应急、短期为重。我就加一点评价，不一定对。
第一点议论，不要在一条石路上绊倒两次，走过去摔一个跟头，回来又摔一个跟头，这就不聪明或者说不够聪明。但是实际问题，我们对外部的情况和内部的情况，判断和拿捏是不是正确和准确?如果判断不是很准确，甚至有很大的片面性，那么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危机爆发前后，是一个时间的临界点。这之前我们是一套方针，之后我们变成另外一套方针了。
现在全球危机是全球失衡，消费和投资不成比例，美国人借钱中国人不花钱，其实中国内部的失衡也很严重。两个失衡碰在一块，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对外部的失衡感觉不深，但是对自己的内部失衡已经有所感觉，所以在十七大前后就有很多好的提法提出来，像统筹兼顾、和谐发展、促进民生，就是已经有感觉了，已经开始做一些事情了，但是还没有做多少，外部的全球危机就来了。面对两个失衡，在这样一个临界的时间点上，我们前面的判断和后面的判断，有些地方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比如说危机爆发之前我们是双防：防通胀、防过热。2004年之后有一点温和的通货膨胀，到了2007年，通胀到了4 .7，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说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4.8.为了控制通胀，从方便面、袋装奶、电价、煤价等都开始进行管制。我觉得在管制物价这个问题上，当时判断形势有所偏误。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物价就是国内因素造成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多半是外来的，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大商品飞涨，如油价从十几美元一桶到了140美元，大商品的价格带进来的是输入型通胀，外部的因素占一半以上，内部因素不到一半。在输入型通胀占主导的情形下，为了社会稳定，给穷人发补贴，大学生加一点伙食费，这些都对，但为控制通胀而强行管制物价，使之压在一个人为设定的低水平下，其结果必然是强行扭曲市场结构，导致短缺与劣质，到头来还是管不住。
危机爆发后，现在又是新的形势。全球经济进入冬天，通缩到来，我们又改方针了，双防、一保一控变成全力保增长了。全球都是零度以下，我们要8度。温度下来了提醒大家，穷人发一件坎肩、加件外套，注意保温别冻着。另一种做法是光着膀子烧火取暖，胸前一堆火，背后一堆火，房地产、股市不都是火嘛。项目+故事作引柴，流动性是浇油。两种做法，哪一种更合理?现在中国面对两个失衡，内有积火、外遇风寒。
现在有的学者专家开始关注远期的情况，政府的方针也在调整。上半年1-6月份发放七万亿元的贷款，下半年说是三万亿，全年不超过10万亿，去年是全年不超过5万亿，去年是12%的增长，平均是2元钱贷款换得一元钱的经济增长。我们今年保8%的增长，大约平均4元钱贷款换得一元钱的经济增长。有学者建议，我们能不能将调结构、促民生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三年将居民消费占G D P比重提高十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占G D P的比重现在不到35%，就是一百元钱的G D P里只有35元钱是居民消费的，美国大概是71%-72%，日本大概在67%-68%，俄罗斯也在56%.我当然赞成这个想法，但是具体一想也觉得困难重重，为什么呢?我们分析一下。
去年30万亿的G D P，十个点就是3万亿，在今后三年如果提十个点，就是今后三年每年在消费的正常增长下，还要额外的增长一万多个亿的居民消费额，才能够在三年之后将这个比重提上去。新增一万多亿的消费额，要靠新的制度和政策把它促上去，前提是要在收入分配的政策上做很大的调整。我举一个例子，给农民实行农业税的减免，给农民种粮直接补贴。这两项政策给几亿农民的好处，按照2006年的情况计算是1200亿元，按照2008年的情况是2000亿元以上。如果增加一万亿，这样的措施得五六七个上去，才能够将额外的一万亿消费推上去。可是这样的措施怎么来的?我们通常说政策储备，一个问题开始研究，动手、试验，到政策全面推出来，有时候往往需要十年的时间。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政策储备?
改革：内部动力不足，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趋向我长期在改革研究的领域工作，后来在这个领域守望、观察和思考，也有一些心得。我们的改革有一点像是黄河，我们在空中鸟瞰黄河，中国西高东低，所以大河东去，辛亥革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黄河九曲，但还是向东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大弯子向北去了，我们走了弯路。改革开放将这个又拉下来，又东去了，我们变革最快的部分已经入海了，变革最慢的地方可能在壶口瀑布，弯还没有拐过来，但也是顺应潮流，这是我们三十年的一个历程。
第二个比喻，用走路来说，我们的改革开始是在危机的刺激下，政治上做了大的调整，开启了经济改革，但是一开始中国的改革是两条腿走路的，政治和经济。农村的联产承包第一步，它是经济措施，左腿迈出去，然后人民公社取消，人民公社是农村基层的政治组织，第二步迈出去了。到了1985年，整个改革的中心转移到城市，首先是国企改革，也是经济的，给企业以利润留成，奖金、承包费都发上来了，第二步实行厂长负责制，而“文革”期间是党委书记负责制。当改革全面铺开的时候，很快各个方面都加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老百姓生活改善的过程中怨言反而增多了，因为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们进入所谓全球改革的高涨期。这时，中央最高层开始研究政治和经济怎么配套，经济这条腿往前跨得太快了，后腿迈不出去，再跨就劈叉了，还能稳住吗?可惜随后我们遇到政治风波，这条腿没有迈出来。那场风波之后，实际情况是将前面的那条腿往回收，先站稳了。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又将这条腿往前跨了。后面的朱镕基打了很多硬仗，也解决很多问题，虽然这样走路很累，但是政策方向没有变，积小为大，成就了我们三十年让世人都感到惊讶的成果。
到了后半期，内部动力不足，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趋向。加入W T O后，改革开放继续上台阶，从引进资金、管理上升到成套引进规则，人家拉着你走。但是这回遇到全球危机麻烦了，全球化受挫，停下来了，我们也就窝在这里了。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自己走?我们希望近百年来受尽苦难的民族和国家这次能够真正走出去。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