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贸易失衡系统性问题不会因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关税政策和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贸易战而发生根本改变，但却可能让全球进入了一个未来更加动荡的新时期。
张茉楠
为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特朗普政府先后挑起与中国、墨西哥、加拿大、欧盟、印度、韩国等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冲突，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受到美国的贸易威胁或关税制裁。然而，关税大棒适得其反，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攀升。美国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其不仅源于美国独特的“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元霸权的制度性基础，更源于各国之于不同资源禀赋和不同比较优势下国际大分工格局的全球化力量。
美国全球化史就是一部贸易失衡的历史
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贸易逆差为555亿美元，创5个月来新高，这延续了2018年以来逆差扩大的趋势。2018年，美国商品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1.67万亿美元和2.56万亿美元;以国际收支为基础的商品贸易逆差为8913亿美元，扩大了838亿美元，增幅10.4%。其中，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总额4192亿美元，较2017年扩大436亿美元。美国对欧盟货物贸易逆差总额1693亿美元，较2017年扩大179亿美元。“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并未阻止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
事实上，比中美贸易失衡历史更古老的话题恐怕是美国长期贸易失衡，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全球化史几乎就是一部贸易失衡的历史。二战后，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一直处于绝对优势。战后初期的美国极力推崇贸易自由化战略，由于美国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在1946年-1970年的24年里，美国对外贸易一直表现为贸易盈余，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黄金脱钩，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为1.52亿美元。此后逐年递增，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1987年超过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736亿美元。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美国GDP 的6%以及世界GDP的1.5%。目前，美国对全球超过100个经济体呈现贸易逆差。从分布看，美国仅与中南美洲、中国香港、荷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少数经济体保持顺差。而与中国、欧盟、墨西哥、德国、日本等全球主要贸易伙伴都处于逆差状态，是全球最主要的逆差贡献国。
美国“三大赤字”的恒等式论
美国长期持续大幅逆差似乎成为“经济之谜”，对此经济学界有不同的假说。比如储蓄失衡说、国际货币体系说、国际分工说等等。美国庞大的贸易失衡和经常项目贸易逆差正是当前国际货币秩序和国际分工格局的重要体现。美国利用货币主导权，滥用金融信用，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国内生产力的增长速度，美国极低的国民储蓄率导致的储蓄赤字也使得美国总需求长期超过总供给，成为全球经济的风险之源，并直接导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开放经济中的国民收入恒等式是我们理解美国贸易赤字储蓄赤字、财政赤字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X-M)=(S-I)+(T-G)(其中，X为出口，M为进口，S为私人储蓄，I为私人投资，T为税收收入，G为政府支出)，将等式变形即可得到：财政赤字+储蓄赤字=贸易赤字，可见，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逆差赤字实际上是由政府和居民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这部分的过度支出需要外部融资弥补其债务亏空，并使贸易失衡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长期化、巨额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974的31.9%飙升至2018年的107.2%，美国国债规模也超过22万亿美元，再次刷新了美国国债规模的历史纪录。
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看，美国贸易逆差是储蓄-投资不平衡的结果。美国国内的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于美国国内的国民投资率。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需求，只能依靠“进口”储蓄来支撑国内投资需求，这就是典型的“美国模式”--“高消费、低储蓄”。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美国总储蓄率在1965年到达最高点的24.9%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储蓄和投资出现了下降，但储蓄率下降得更快，导致资本流入和贸易逆差增加。这一时期美国储蓄率下降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联邦预算赤字引起的公共储蓄率下降;二是私人储蓄率下降。此后，美国储蓄率一路下滑，直至降至金融危机期间2009年最低点的13.7%。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后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风险意识和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强，达到了2018年的17.3%，然而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美国储蓄率仍是最低。
对于“一国外部失衡归根结底是国内失衡的结果”这一论断美国经济学界内部也有认同。2005年美国国会研究部经济学家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曾指出：“逆差扩大的原因主要由国内外宏观经济条件决定的，而并非受到贸易壁垒或者外国商品倾销的影响。美国支出超出了其产出，需求大于供给，其结果就是外国产品的净流入，导致贸易逆差。而同时，其他国家的产出超过其国内的支出，必然产生贸易顺差”。
美元霸权是债务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
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历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美元霸权的形成，而这也使贸易逆差成为美元输出的主要途径。由于美元的特殊霸权地位，加上美国市场巨大的容纳能力，使得通过贸易逆差“出口”的美元又几乎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进口”，才会使得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得以长期存在，而且美元霸权的运行机制具有内在强化特征。
美元作为关键货币和美国作为流动性主要提供国，是支撑美国历史上打贸易战，甚至冷战，维护霸权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为美国提供了全球性铸币税收入，美国政府不仅能够凭借政府职能在国内获得铸币税收入，而且能够基于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借贷中的地位通过国际贸易取得铸币税。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美国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迅速增长，美国的储蓄与投资差距显着扩大，与此同时，同等数量的美元与美国国债在美国之外被增持。因此，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格局决定了美元和美债的强劲需求，美国贸易逆差有增长的系统倾向。
然而，与此相伴也形成了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特里芬悖论”是指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要保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要求经济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国家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否则主权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避险货币。但是，这种地位反过来又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就形成了“特里芬悖论”。
金融分工理论下的国际“双循环”
恒等式论、美元特权论只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存在贸易失衡，且长期存在贸易失衡，但并不能解释贸易失衡为何越来越严重这一现象。事实上，随着全球化分工格局的不断深化和各国主导产业形态的变化，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后世界经济呈现出一种新格局，即出现了以金融分工和贸易(产业)分工为纽带的“双循环”：一面是在实体经济有强大优势的德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商品输出大国，拥有庞大的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盈余;另一面是具有强大金融优势的美欧经济体，其主要输出货币、金融产品以及各类金融服务，因此拥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
基于新的金融分工理论我们再来理清其贸易失衡背后的逻辑就更加清晰。一个国家必须提供对外贷款，为净出口融资，而世界其他国家也愿意借款，为其进口盈余融资。由于净进口或出口余额需要抵消净对外借款或贷款，经常账户余额必须刚好被资本账户余额抵消。简单来说，经常账户= 商品+ 服务+ 要素服务+ 资金转移，其中要素服务包括应付外国投资者的利息、利润或外国投资赚取的利息收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通过对外借款来支持其经常账户赤字，这些资金流动显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中国外汇储备作为美国财政部证券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可产生利息收入，这些利息作为借方记入美国经常账户，并作为贷方记入中国余额，金融账户下的失衡甚至超过简单的双边贸易往来所造成的失衡。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金融资产在全球资产总额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随着美国去工业化的日益深入和经常项目账户逆差的日益扩大，美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日益从生产和贸易转移到金融经济的增长上，特别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对外经济模式开始转变为贸易资本的输出和金融资本的输入，美国通过提供金融资产接收了大量的跨国资本流入。在此基础上，国际分工格局形成了新局面：美国通过向世界提供美元和金融产品，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获得周转和交易中的溢价。
美国金融角色的转变对于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风险资本的盈利模式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二是一国资本的输出脱离了商品的输出;三是，全球资源的配置更加依赖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四是中心国家的金融风险更容易向外围国家转移，转移渠道增加。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短期内不可能出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创新的背景下，国际分工格局不可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全球利益的分配将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然而，伴随着美国从“世界银行”转向“风险资本”的中心，全球利益分配方式已经不仅体现在贸易经常项目上，金融利益所得也成为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渠道。
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美国占据了全球金融分工体系最高端，美国金融资本不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而由发展中国家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输往美国。这种国际金融分工格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资本在全球配置中流动失衡，中国等国在全球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美元资本则凭借其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达到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主导性调整。然而，其负面结果就是不断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规制导致的资产证券化，致使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实体经济、制造业日益空心化以及贸易全球失衡的进一步加剧。
全球价值链揭示贸易失衡中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贸易失衡不仅长期化、巨额化、系统化，还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在美国逆差来源国中，亚洲，特别是东亚是其最主要的逆差来源。数据显示，1985年至今，亚洲地区对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贡献均值为73%。其中，亚洲地区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六个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和中国台湾。这六个国家和地区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的贡献占整个亚洲地区的90%。而随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重要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以及贸易节点，中国也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美国贸易失衡的结构性特征可以说与全球价值链形成和深入发展不可分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出现了三次跨国大转移，制造业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动了生产全球化，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成为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制造、流通领域的突出表现，全球价值链基础也由此形成。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产品的生产链也被最大限度地细分，出口品价值由不同生产模块上的不同国家组成，价值链贸易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度显着增加，平均占到全球货物贸易的60%左右。
全球价值链贸易形态下，大量的原材料类中间投入品、零部件类中间产品，在整个价值链中流动，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中间品贸易不仅催生了亚洲区域的“三角贸易”，也使得得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规模与深度兼具的“全球制造基地”。然而就价值链分工的水平和所处的位置而言，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进口第三国的中间产品较少;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包含相当比例的中间投入品，中国从第三国进口中间产品形成贸易逆差，再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形成顺差，因此背负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顺差，并转化为中国对美国的顺差。
美国东亚银行所编制的数据就曾经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对贸易失衡的影响。这些数据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贸易失衡数据以及根据贸易往来企业来源国所调整的数据予以区分，也即在全球范围而非美国国内衡量美国公司的贸易失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贸易失衡水平显着降低。例如，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合资企业，则对于企业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应将其中49% 计为美国公司的份额，同时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即使该企业位于中国，这些出口额仍然属于美国公司的出口收入。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70%以上，近年来，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的增速都明显高于母公司的业绩增长。加入WTO以来，美国跨国公司主导中国加工贸易也成为价值转移和贸易利益的主要获利者。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 57% 来自外资企业，59%来自加工贸易。以贸易总值和关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法，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情况。一项资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对华逆差将下降30%;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63%;如果再扣除加工贸易部分，这个数字将减少更多。
由此可见，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和依存度因全球价值链深入合作得以极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只有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才能获得要素配置效率、资源整合效率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美国贸易失衡系统性问题不会因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关税政策和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贸易战而发生根本改变，但却可能让全球进入了一个未来更加动荡的新时期。
（来源：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