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不仅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也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势必加剧大国博弈、重构世界格局和秩序。
一，疫情将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疫情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经济形成压制，但疫情之下数字经济、数字服务却显现出强大的韧性，并加速催生了“零接触”经济。在线科技、远成办公、无接触服务、无人配送物流体系快速发展。由于技术演进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因此，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未来很可能部分替代，甚至完全替代现有业态和模式，对5G、云计算中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需求将会呈现爆发式增长。此外，疫情后生命科学、生物制药、能源技术也将迎来新一轮科技创新潮。
二，后疫情时代大国科技竞争将更趋激烈
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次大危机后及其权力转移过程中，西方大国为确保技术优势不流失都强化国家技术主权与国家安全，强化国家主导力量和同盟体系。从“巴统组织”到“瓦森纳协议”；从“技术协同计划”到“五眼联盟”， 再到美对华科技遏制与科技战，大规模高科技禁运和排他性技术集团严重冲击技术全球化，疫情之后可能全面加剧全球对抗性科技竞争甚至科技战。此外，疫情结束后，尽管人员交流会逐步恢复，但上世纪末以来科技人才大规模全球流动，以及全球大量科技人才流向美欧的状况，可能有所放缓甚至发生改变。疫情之下种族主义、排外情绪、歧视性行为蔓延可能导致海外的亚裔科技人才“回流”趋势进一步加强。
三，世界主要大国科技战略走向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西方国家重新评估“去工业化”战略。疫情冲击正在加剧国家间的结构性洗牌，促使西方国家重新审视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问题，加快科技产业链回流、“去中国化”的进程，以及“再工业化”为主的世界经济再平衡战略。这将导致全球高科技产业分工中美欧等国占据高科技产业链高端、中国处于中高端加工制造环节的国际分工格局被打破，全球科技并购、高科技贸易以及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科技价值链网络将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趋势，科技“逆全球化”趋势可能全面凸显，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利用出口导向战略中所蕴含各种形式的“出口中学习”、“学习曲线”以及“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受到严重影响。
二是各国进一步强化“科技主权”。疫情后世界大国将强化本国的科技自主权。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作为创新引领的发达国家美国和作为创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目前，美各界对中国科技发展威胁美国领导地位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在具体应对措施以及如何协调各界利益诉求方面仍存在广泛分歧。后疫情时代美对大国竞争焦虑加深，对华科技战略很可能从“持续接触”“协商解决”“部分限制”转向“全面遏制”，并动用外交、司法、行政等多重手段推动“科技全面脱钩”。而欧盟也将强化“科技主权”以此平衡来自于中美的竞争。
三是强化“国家干预模式”。后疫情时代主要大国可能重构科技体制，加强“国家干预”，强化其在科技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力将成新趋势。例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法国拟考虑动用“终极武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保护受威胁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这些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很可能被长期化、制度化。
四，后疫情时代不同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将趋于分化
劳动生产率是产出与劳动投入量之比，一般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技术进步等因素。虽然疫情后数字等新一代技术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明显减速，很多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及2%。数据显示，2019年，美、欧、日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06%、1.33%和-1.68%，不及上世纪60-70年代4%的劳动生产率均值的一半。比如，受经济紧缩及人口老龄化影响，日本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不仅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与各国的差距渐渐扩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印度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6.26%和5.52%，但也相较于2018年有所下降。
展望未来，虽然疫情可能推动全球进入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和创新潮，但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资本产出率增速下降以及大规模失业潮可能对劳动生产率形成负向抵消。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推升债务率可能会严重影响包括研发在内的投资，导致短期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降。总体而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将进一步分化，那些经济受打击较小、有足够研发投资空间，以及在数字经济等新技术领域大规模投资及开展应用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将反弹或保持增长；反之，则可能长期低迷。
五，应对后疫情时代科技变局的“中国策”
（一）打造促进科技创新的“新举国体制”。疫情加剧全球科技竞争、大国科技战更趋白热化，集聚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制度优势意义尤为重大。新型举国体制的“新型”之要义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议以“创新立国”为支撑，抓战略重大、抓前沿尖端、抓核心关键、抓基础设施布局，加强各种力量战略统筹。对于当前仍处于“无人区”阶段的新兴技术和竞争处于“白热化”的颠覆性技术加大公共基础研发投入，集中攻关。
（二）避免核心技术和核心原材料受控于人。在继续推动开放式创新的同时，也亟待全面完善外资安全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技术安全管理清单”等重大保障性制度及其实施细则。推动核心技术攻关，围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领域超前布局。提升科技供应链主导权、控制权，对关键性的薄弱性环节要采取备链计划，避免战略高科技供应链中断带来的风险。
（三）加大研发强度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是对基础研究领域，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普遍投入不足，全面加大研发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在重大创新领域优先采用研发加计扣除政策、采购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的本土化增值税抵扣政策等重要举措；三是全面加快推进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匹配的各层次人才培养体制。建立“再培训制度”，进行大规模职业教育培训，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四是利用疫情后科技人才“回流”的契机，积极制定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特别是本国裔科技人才和留学生）回国的针对性政策。
（四）挖掘关键小国的科技外交与创新潜力。除创新大国外，进一步以重大关键技术为突破口，与关键小国建立科技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在主要科技大国收紧技术转移、加大技术保护甚至实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要开辟“第三条道路”，深入挖掘以色列、瑞典、挪威、荷兰等“关键小国”的特色优势和科技创新资源，大力推动突破性前沿科研项目、重大基础性研究与国内资源深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