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的一次重大外部冲击。一方面,疫情恐使全球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另一方面,疫情冲击正加剧国家间的结构性洗牌,加速中美“脱钩”及供应链、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恐难避免,应加快推动亚洲经济循环。

疫情或将加速中美“脱钩”进程

当前,美国以规则霸权工具为基础,以“国家干预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以“权力逻辑”取代“市场逻辑”;以“长臂管辖”取代“全球规则”。

“国家干预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美国正在用国家干预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包括一系列“退群”行为完全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体现在对华战略上,表现为通过在经贸、科技、投资、金融、国家安全等一系列立法层面的国家力量进行限制甚至“脱钩”。

“权力逻辑”取代“市场逻辑”。美国对华战略框架开始从传统的“接触+遏制”迅速向单纯“遏制”转型。以2018年开始的中美经贸和高科技领域摩擦为标志,这一转型进入高潮,并成为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为深刻的变化。美国在经贸、高科技领域发起对华“脱钩”行动,决心打击中国的经济产业、科技发展,在其本国必然遭受同样惨重损失的情况下,仍然发起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可见其权力逻辑已经取代市场逻辑,并开始试图对中国进行“权力控制”。

“长臂管辖”取代“全球规则”。美国显著加大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对他国单方面制裁力度,试图借助司法霸权弥补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领域领导力下降留下的空白。例如,4月27日,美商务部宣布正式对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三国实施新的出口限制政策,防止上述国家以民用供应链为借口获取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并最终用于武器开发、军用飞机、侦察技术等用途,其中第三项内容就是终止“额外允许的再出口”(APR)条款许可证豁免。该条款将要求其他国家向上述国家出口美国产品时,必须需获得美国政府许可,这意味着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延伸至对第三国乃至全球范围实施对华“全产业链控制”与“脱钩”。

疫情后产业链竞争与市场资源争夺更趋激烈

过去美欧为世界经贸提供市场和技术,疫情使其购买力大幅萎缩、关键零部件中断,国际经贸格局可能出现重大调整。

疫情后市场资源将成为“稀缺资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疫情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降幅或将高达40%。在海外市场“蛋糕”逐步缩小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引资之间的竞争。

疫情冲击加速西方国家“国产替代”。疫情促使西方国家重新审视高度依赖“中国制造”问题,加速供应链转移以及“国产替代”。政府权力扩张是美欧应对本次疫情的一大特点,除了动用各类紧急法案,实施出口限制等措施外,还体现为对企业的掌控。如美国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同时,支持联邦政府购入受影响公司股份;法国拟考虑动用“终极武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来保护受威胁的航空、汽车等行业的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

区域分工将会加速替代全球分工。可以肯定的是,疫情是一次结构性的冲击,疫情会加速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区域分工将会加速替代全球分工,一些超大型的区域贸易安排,如CPTP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13.1%)、欧日EP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28.1%)、美墨加协定USCM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27.6%)等的签署也会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板块的区域化属性。因此,未来美欧政府为了建立更加可控的供应链体系,将其周边可信国家等加强合作,推进联盟内一体化。美国会加强美墨加三国北美自由贸易区地位;欧盟内部的中东欧国家可能承接更多产业转移。多边贸易体制将面临更大挑战,全球三大产业链、供应链将进一步区域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竞争也更为激烈。

亚洲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循环的“中枢”

本世纪初,全球有三大生产中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别是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核心的北美板块,以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为核心的欧盟板块,以及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核心的东亚板块。近10年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最快的区域是亚太区域,年均增长达到4%以上。亚洲国家全球产业链参与度的提升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兴起密切相关。除参与度提升外,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在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力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高科技产品占出口比重迅速加大。全球制造业产出的50%以上来自亚洲,数据显示,2019年亚洲制造业GDP超过7.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3%)、日本(1万亿美元,占比为14.7%)和韩国(5000亿美元,占比为6.3%),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以及中间品贸易板块。

中间品贸易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紧密链接在一起,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生产贸易网路。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的两倍, 而且远远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和欧盟( EU) 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从关联度看,中国对日本、韩国、东盟等亚洲国家的生产活动联系更为紧密,尤其是计算机电子光学门类最为突出。而日本的经贸也更加倚重中国及东盟贸易伙伴。日本的贸易伙伴集中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

然而,中间品贸易比重越高,对产业链、供应链冲击越大。疫情对产业链形成冲击,尤其对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高,且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的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受到较大冲击。除中国外,日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据IMF最新预测,受疫情影响,2020年亚洲经济将出现增长停滞,这是过去60年来前所未有的。因此,重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亚洲区域有非常迫切的要求。

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积极推动亚洲经济循环

总体看,亚洲经济体具有很强增长韧性。当前,二十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一半在亚洲,占全球GDP的40%;世界人口的60%生活在亚洲,不仅生产在亚洲,未来需求也将在亚洲。过去十多年间,新兴市场的全球消费占比增长近50%。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中,本国商品的国内消费占比上升。

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差异,而不少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又可以形成互补,亚太经济体可通过市场的进一步对接,扩大需求规模,利用垂直专业化机制实现差异化竞争,从而为构筑完整的价值链接创造条件,形成更为紧密的价值链贸易方式。

疫情不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了危机也创造了新的机遇。近年来随着数字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国际市场的生产要素定价也发生变化,这将会带动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变化。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资本产出率增速下降以及大规模失业潮可能对劳动生产率带来长期影响。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推升债务率可能会严重影响包括研发在内的投资,导致短期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降。总体而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将进一步分化。

目前来看,亚洲应把在合力抗击疫情的做法延伸到产业链、供应链层面。短期看,应共同推动产业链修复和供应链运转,加快货物通关和通行效率,确保物流畅通,协同修复供应链,保障供应链稳定。中期看,亚洲应积极加强在5G、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提升亚洲价值链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长期看,应加强亚洲价值链整合,尽早推动RCEP在年内达成,并通过自贸协定加速要素更大范围自由流动,加速打造亚太统一大市场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