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发展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各国经济发展健康状况。全球银行业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有些属于短期或周期性因素，有些则反映了未来金融业趋势性变化。

近十多年来银行业发生的变化

在现代银行业发展变革过程中，危机经常是推动变革的重要原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是推动近十多年来全球银行业变化的重要因素。危机对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各国相继采取措施对银行业机构进行救助，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并对危机发生的教训进行反省，对监管政策进行调整。这些措施深刻地影响到银行业的发展。

利差收窄。为了推动经济复苏，主要经济体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大幅度下调利率，甚至采取负利率政策。全球银行业利差出现明显收窄的趋势。例如，从2020年第一季度净息差来看，美国为3.13%，较2015年下降39个基点；欧元区为1.4%，较2007年下降62个基点；日本为0.82%，较2007年下降71个基点。利差的收窄，加之监管成本的上升，造成近十年来全球银行业盈利水平的下降，如从全球主要银行业ROE、ROA数据看，次贷危机之前，ROE一般在20%以上，ROA一般在1%以上，而目前多数银行ROE低于10%，ROA在0.7%左右。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发展，中国银行业盈利水平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银行业ROE从2010年20%左右持续下降到当前的10%左右，ROA从1.2%下降到0.8%左右。

监管政策的调整。次贷危机后，各国及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等机构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新措施完善银行业监管体系。在业务上，以美国沃尔克法则为代表，降低了银行自有资金进行基金和股权交易在其资产中的占比(2020年6月被重新修订)。同时，也促成了银行业不断降低业务的复杂性，全球大银行普遍减少了衍生产品交易，如高盛集团衍生品资产在交易资产中的占比由2009年的22%下降到2019年的12.7%。对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流动性监管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普遍提升。增加了逆周期调节因子。确立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增加了附加资本项，提出了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通过改变会计准则，如IFRS9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同时资产减值覆盖范围更广，将贷款承诺、财务担保等表外资产纳入计提准备范围，银行业拨备水平不断提高。以美国监管机构为典型代表，强化了对银行业机构合规反洗钱的检查及处罚力度，银行业遭受了空前的处罚。超强的监管举措，增加了银行业的运营成本，不过也打造了更为安全的银行业体系，如从全球金融业风险评估看，相比于2008年全球风险状况，2018年来自银行业的风险是下降的。

技术的变革和冲击。技术的应用，推动银行业后台集中和中后台自动化程度提升，也出现了前台智能替代，甚至导致网点的无人化，进而，物理网点被线上服务所取代，各大银行纷纷减少物理网点。在关闭国内物理网点的同时，一些银行业机构也出现了国际化业务的收缩，这既出自战略考量，恐怕也是对技术变革的一种反应。近十年来，一些互联网公司依靠新技术推出便利、快捷的金融服务，从而不断在各种业务领域蚕食传统银行业，银行业务生态正在产生重大变化，以致人们不禁提出疑问：传统银行机构是否在被取代的路上？

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得到加强。银行业曾经在很多经济体的金融业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如从全球金融结构中的占比看，银行业资产占比呈下降趋势，2002年为45.8%，2018年下降到41.9%。包括对冲基金、其他投资基金等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资产占比由2002年的32.2%上升到38.6%，占比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延续了“去中介化”的历程，体现出直接融资作用的增强。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规避银行业相关监管规则，其杠杆率明显上升，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次贷危机后全球金融风险上升的重要推动力量。

2020年在全球发生、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银行业变革的推动力量。疫情对银行业产生了两方面直接影响。一方面，疫情发生后，各国迅速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推动或维持了全球利率低水平，银行业利差持续收窄。在疫情冲击下各国经济都出现了收缩的趋势，有些经济体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而这还是在目前疫情防控尚未出现拐点时的状况，最终的衰退程度还有赖于后续界定。即便如此，经济的衰退对银行业的影响也在逐步显现出来。银行业面临不良资产的上升，因此，很多银行机构在上半年大幅度提升拨备水平以应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银行利润会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疫情强化了线上交易模式。居家办公和社区封锁成为控制疫情的基本规范，人们尽量选择线上交易满足日常所需。银行机构要适应客户线上交易所需，就要提供与之相应的金融产品，疫情催生的线上交易也许意味着消费者行为的持久改变，银行业要从渠道、业务流程和管理等层面建立全新的线上模式，或者更好地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才能适应未来客户的需求。

这两方面变化是对银行业过去十年来变化趋势的延续和强化。全球银行业格局继续发生变化。欧美大银行资产规模放缓，杠杆率降低，一些机构还在调整全球化的发展策略，出现了地域收缩的趋势，例如，苏格兰皇家银行资产规模从危机前的全球第一降到现在全球二十名之外，收缩成主要立足于英国的区域银行。近年来，汇丰银行也不断收缩地域和业务范围。单从资产规模扩张的角度看，欧美银行业似乎实力有下降的趋势，但实际上，欧美银行业在管理体系、产品的创新能力、复杂产品的交易、跨境业务拓展、制定银行业规则方面仍然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它们在收缩资产负债表的同时，资本实力、技术体系则得到提升，应对风险的基础更加扎实。在市场出现极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业务的收缩也许是应对冲击的一种可选策略。

次贷危机的影响巨大，它促使人们思考导致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银行业机构广泛参与次贷资产的交易，银行业机构资本的不足、杠杆率的上升只是导致危机发生的表面现象，而其背后则是经营管理者对利益过度追求的动机。银行业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很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如艾伦·格林斯潘，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繁荣与衰退》一书中提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组织架构变化鼓励着金融从业者从事高风险业务。各家投资银行都会常规性地借取高倍杠杆。这些投资银行传统意义上都是合伙制企业，在这种体制下，合伙人需要共同或单独承担企业倒闭造成的风险，所以他们很少通过杠杆形式开展业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大型投资银行都从合伙制转为上市公司。没有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被迫宣布破产，并且其中大多数金融家还有足够的钱过上和国王一样的生活”。尽管有这样的反思，各国目前推动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机制的措施还很不够，实际上，银行业公司治理机制与其他类型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它们都是基于现代西方市场经济规则发展起来的。银行业治理机制的缺陷也同样存在于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好的概念，但实践中很难体现出除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外的角色利益。

银行业未来前景

银行业的前景是由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决定的。银行业未来的发展变化取决于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其生存空间取决于在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价值。从实体经济发展看，经济转型升级和新业态出现呼唤着新的融资方式和金融服务方式，银行业的传统职责和传统服务效率已经很难适应新业态发展所需。

银行业的生命力源自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服务。过去银行业推出的很多创新不断为市场流动性创造条件，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的定价体系，不断寻找新的产品获利空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银行机构如果缺乏产品创新，会影响其竞争力和收入增长。银行业产品创新与监管规则的变化形成了博弈的态势，监管放松时，创新活跃；监管收紧时，创新放缓。金融市场的过度创新极易造成金融市场的虚拟循环，从而导致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局面，从实际数据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金融衍生品交易量达到130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9.05倍。金融创新助推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虚拟循环，这是金融创新的宏观效应，是分析次贷危机时需要关注的重要教训。监管从牌照提供者和审批角色维护着银行机构业务边界，并矫正银行业发展方向。不过，传统银行业机构的创新，所产生的宏观效应已经超出了监管初衷，而新机构推动的创新，则是对金融业态的重大改变。

银行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由科技发展所定义。在当今环境下，全球的金融创新主题从产品创新转向机构创新，也就是向金融业态创新的转变。银行业如果缺乏创新，相当程度上关系到银行业机构的生存。互联网公司融入金融业务的方式是依托客户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主业与金融服务业融合的闭环，它们利用丰富的可追踪的信息，比较准确地刻画客户的信用和消费能力，形成了金融业务的内生体系。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这一问题是传统银行业服务难以突破的障碍。加之互联网技术快速迭代的特性，它能更好地以客户为中心设计产品、提供服务。互联网技术公司依据新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因此，它们有很强的竞争力。传统金融机构在已成型的运营模式和风险管理体系下，要实现模式创新，往往通过嫁接新的技术，但要有效融合，形成可持续性的商业新模式，难度很大。一些新技术应用甚至可以直接取代银行机构的中介功能，如区块链技术所能够突破的运作方式。从目前趋势看，新技术对金融中介功能发挥所产生的影响在不断提升,这类技术的演进甚至可能会颠覆传统银行业。

银行业的应对

银行业是否还有难以取代的空间？银行业仍然是组织、动员社会资金的重要力量；银行业仍然是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渠道；银行业的信用基础目前还难以被新型机构和技术所取代。坚守和巩固这些基础是银行业发展的根基。同时，银行业机构必须适应市场变化，如银行业理财市场的快速发展，将传统的存贷业务与资本市场更紧密联系起来（不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因此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要求银行业在组织结构及管理方面进行调整，如很多国际大型银行将公司业务和投行业务合并在同一业务板块中，个人零售业务更多地向资产管理业务转型，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环境变化。随着竞争加剧，银行业机构需要通过更加精细化管理寻找盈利空间，在业务拓展方面要依靠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在业务流程和成本管控方面依靠更加精细的核算，以实现管理升级。但面对新的技术变革，这些调整还远远不够。

银行业机构有多种融合新技术的方式。在具体业务上，可以加强对新技术的应用，如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中可以将一些重要的技术应用到各个环节中：在数据录入方面，采用光学特征识别；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单据和货物进行跟踪；利用分布式记账技术进行实时验证、对账、资金转账等。这些新技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业务的操作效率，降低了风险，可以提高银行业机构的竞争力。但互联网公司是从业态上形成对传统银行业的冲击，而非对单一业务的冲击。有些银行业机构通过收购或参股科技公司的方式，加强对新技术的应用。我国大银行则采取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更多的银行业机构则是通过加大对科技投入，增加对科技人才的招聘，依靠自身力量逐渐提升科技开发和应用的能力。

新的技术对金融业发展的冲击不仅是技术革新，更需要思维方式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的技术嫁接还不足以使传统银行业具备适应未来生存的能力。相比较而言，利用高新科技，建立金融嵌入的生态方式，更有利于银行业机构应对当前的竞争。国际国内都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例如，JP摩根通过与新的技术公司进行深度融合建立新的业态，JP摩根与美国二手车交易平台TrueCar合作，提供自动化车贷审核；与在线房贷平台Roostify合作，打造数字化房贷流程。而平安集团则是通过建立新的业务生态，利用新科技打造了医疗生态圈，以平安好医生、平安万家医疗为入口，形成了服务供应商（医院、诊所、医生、药店、检测中心）、支付方（医保平台、平安医保）之间的闭环。平安保险服务与客户就医服务实现了紧密融合。当然，金融机构要实现更多业务的生态闭环，也并不容易。

人才仍然是未来模式的制胜基础。未来银行业发展主要不是依靠人员数量，而是依靠更多的技术开发人才和人才队伍的创新思维方式。近些年来，银行网点的减少、业务的收缩、智能化程度的提升，降低了人员的需求。过去十年，欧美很多大银行都进行了裁员。2018年巴克莱银行人数较2007年减少45%，同期，花旗银行人数减少47%，荷兰ING减少58%，RBS减少66%。人员总数在减少，但对科技人员需求在增加，如JP摩根科技岗位员工达5万人，占所有员工比重达20%；平安集团到2019年6月末，科技人员为10.1万名，占集团员工数约5.5%。新的生态需要通过新的人才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激发活力。在新的业务发展模式下，业绩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要创造新的合理方式吸引留住人才，同时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无论传统的银行业机构，还是依靠新技术发展起来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其行为的外溢性都没有改变，所以，它们都应该坚守更加合理的监管约束。这既包括内部的约束，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使银行业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在新的公司治理机制中得到更加平衡的体现。这样的治理机制还需要相应的法律保证，有利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传承和合适的竞争环境等土壤的培育。要避免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虚拟循环，应该将银行业机构和其他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统筹考虑，需要宏观政策创造合理的环境。

在银行业向新模式过渡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风险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所以，现有的各种监管规则是否为未来的金融业建立更加安全的边界和安全垫，也需要重新评估。在新机构和新业务生态不断涌现时，需要考虑的是，既有监管体系和规则没有覆盖的领域是否会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无法控制的风险。同时，对银行业机构及其他机构建立的金融生态圈的风险测度，对资本要求、流动性指标等，可能都需要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