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圳特区40周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1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点上,前海管理局和国研智库组织“高端智库看前海”的活动,邀请国内很多高端智库的着名专家,一起到前海调研考察,总结经验、谋划未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借“智库看前海”这个机会,我提三个想法, 也就是我们从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前海。
第一个是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来看前海。
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经济全球化速度大大放缓。2008年之前,经济全球化是高歌猛进的节奏,2008年后全球化的速度大大放缓,在不同的国家也出现了很多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声音。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 很多新的挑战前所未有,尤其是大国博弈带来了很多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明确指出, 尽管国内外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但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说,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有很多新挑战,同时又蕴含着很多新机遇,这些机遇我们要去把握它。不是说因为外部挑战增加了,我们就关起门来搞建设,完全不是这样。从深圳前海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到今年最新宣布的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过去的10年,面对复杂变化的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大量的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这就是向世人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邓小平同志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闭关锁国必然导致落后。不要说我们还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即便任何一个国家,它处在最领先的阶段,如果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也很快会落伍。康乾盛世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一,但因为闭关锁国,和工业革命擦肩而过,结果很快就沦落了。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我们坚持用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把握新机遇。要把握新机遇首先需要看清新机遇。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就是一个重大机遇。
大家知道,推动全球百年之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因素,恰恰是技术。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技术进步就是全球格局变化的一个基础性因素。英国从一个在农业文明时期很不起眼的岛国,迅速崛起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靠的就是工业革命。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它也紧紧地把握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工业革命后,从蒸汽机到电力革命、化学革命、电子革命,一轮一轮的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后来的列强都是把握了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做大做强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当然不限于信息技术,还有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很多技术共同构成的一个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这给了中国一个追赶全球经济的重大机遇。无论是弯道超车,还是换道超车,如果我们把握好了,就可以后来者居上。因此,我们需要用更加开放的政策,通过开放创新,来实现我们的超越。美国正在推行所谓的“脱钩”政策,希望在技术上和中国脱钩,希望借此延缓中国技术追赶的步伐。我们恰恰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更好的开放、更高水平的开放,来汇聚全球的创新资源,加速推进自我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变革,而前海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
这次新冠疫情大暴发,专家们普遍认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影响在哪里?一方面,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全球产业布局、产业链供应链都关注效率,而对安全的关注度不够,所以疫情暴发后,各国为了防范疫情,采取了一系列的封堵措施,对人流、物流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阻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安全运行面临着很大威胁。疫情过后,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跨国公司肯定都会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运行,在讲效率的同时会兼顾安全。
在疫情刚刚暴发不长的时间, 大量的讨论是疫情暴发以后要“去中国化”的问题,因为对产业链来说,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很高。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今天再来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统筹下,中国断然采取了隔离防疫的举措,在全球最先走出了疫情困境, 实现了复工复产和生产生活秩序正常化。那些试图“去中国化”的跨国公司现在发现,它们的业务只有在中国运行才是正常的。疫情暴发之后,恰恰是中国变成了这些跨国公司生产业务的“避风港”,它们把大量的在其他国家无法完成的订单,不得不转到中国来,而不是“去中国化”。比较下来看,疫情会带来很多变化,但却更凸显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韧性。
跨国公司把中国当作“避风港”,要看利用外资的数据,以人民币计,前7个月还增长了2.4%。这就凸显出来疫情过后,通过我们的经济韧性、完备的产业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更凸显出对投资、对生产要素、对人才聚集的吸引力。美国要“脱钩”,打压科学家,其实最终会促成人才的回流。可以说,在这个大变局下有很多新的机遇,这就是中央为什么强调现在仍然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缘故。不过,与此前的战略机遇期相比,这一次的内容和条件发生了改变。
有机遇,我们就要去牢牢把握这些机遇,继而把这些机遇变成发展的现实,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阶段,前海依然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第二个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前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然改革的内容非常多,但关键是处理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打造富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前海管理局本身作为一个法定机构,就是改革的鲜活例子。过去几年,前海肩负着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任务,累计下来有500多项改革和创新成果。这里还有一个特点,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创造了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信用环境的建设、创新体系的完善等;另一个方面就是深港合作、粤港合作。
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不断完善“一国两制”,这也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以往不一样, 从香港的角度看,它是内地和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在过去40年里,对于内地的扩大开放、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国际信息交流、国际人才交流等许多方面, 香港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香港未来在内地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在我们制度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还应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深化粤港澳合作、大湾区建设,让深圳、香港、广东与其他城市更好地深度融合,深化合作来促进大湾区整体繁荣,这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就担负着这个使命—— 通过前海的发展,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 来推动大湾区建设,而这里也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问题。这是前海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该肩负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观察前海发展、谋划前海发展的一个重要坐标。
第三个是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来看前海。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要顺利地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建设现代化强国。中央提出,中国发展从高速度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更好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更好地贯彻新发展理念,让我们的发展动力从更多地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转向更多地依靠创新、效率和结构的提升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要兼顾区域间的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还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坚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思路。
“双循环”透着非常强烈的统筹思想,是我们观察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是指导我们发展的重要行动指南。前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要把引资、引智、引技、引财更好地结合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真正形成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 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探索积累经验。希望国家高端智库的专家学者,通过解剖前海样本这只“麻雀”,为国家更高水平的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改革、更加高质量的发展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