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我国已经很明确地提出，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大家对减税降费的期待很高，但需要注意的是，如何正确看待减税降费与中央提出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内在联系。
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减税降费，而如何通过减税降费来实现“六稳”，这与当前我国的经济走势紧密相关。近两年，我国的经济增速正在逐渐放缓，面对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如何去判断其成因，是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前提条件，也决定了减税降费的方式。
供需结构错位使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有分析认为是周期性因素引起的，也有分析指出是阶段性的因素造成的。若是由于周期性因素引起，则可以从需求出发，按照传统的需求管理方式来解决;若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引起，那么按照传统的方式可能很难真正解决问题，无法遏制经济下滑。
周期性的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经济下行，但笔者认为，从全球来看，尤其是根据我国的情况来判断，经济下行更主要的还是结构性原因，其具体表现为供需结构的错位，供给与需求总量不匹配，产能过剩。进一步延伸来看，还有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从产品结构来看，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比低，而中低附加值的产品占比相对较高。从产业来看，新经济、新业态等新兴产业还在培育之中，传统产业目前依旧占据主要地位。
当前，整个经济的结构与我国现有的发展要求不吻合，比如现在提倡的绿色发展。过去粗放式发展给资源、环境都带来了诸多损害，要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有新的经济结构来替代。
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积极的变化，如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了，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但需要强调的是，从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并不取决于第二、三产业的比重，而是要看附加值的高低。只有附加值高的产业、产品占比提升，才能说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这是一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若仅仅是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发生变化，并不能说明有更强的竞争力，目前对这点的理解上存在严重误区，以为把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上去，结构就能得到优化。实际上优化与否，体现在竞争力上，而竞争力体现在产品的附加值上。这对制造业来说是如此，对服务业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服务业并不意味着都是高附加值，也有低附加值的服务业。所以“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产业结构就会更优化”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当然，从资源和环境的角度来说，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使得产业轻化，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会减少，有利于绿色发展，有利于资源和环境保护。但产业的竞争力，还是需要通过高附加值来体现。
从这些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更大地说是经济结构，包括区域结构等，都面临着不合理的问题。结构不合理，体现在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机制”钝化、失灵，甚至存在缺失，故而总量过剩、供需结构错位，导致供需在微观层面、宏观层面都出现脱节。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都还在培育发展之中，建立新的供给响应机制还需要一个过程，社会供需脱节无法一下子解决。
目前经济结构正在转型，新兴产业还在发展之中，传统产业又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速自然就会慢下来，这是一个替换过程，这就是我们一再说的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的转换体现为结构性的增长和调整，并且是一种深度的调整，既有外部压力，也有内部重组。在这种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就会下降，自然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现象。
要化解经济下行压力，最根本在于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实现匹配。因为对老百姓来说，需要的是质量更高、更绿色的产品和服务。而从目前来看，这类需求暂时不能完全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传统企业找不到市场，而有些需求却得不到满足。
从现在来看，要实现这种结构性的深度调整，主要还是依靠市场主体的活力，政府只能发挥有限的引导、助力作用。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大转变，政府是无法去主导的，因为供给对需求的“响应”只能依靠市场，政府的信息是滞后的，无法替代市场试错的方式去实现供求耦合。当结构调整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来临时，市场主体应该积极主动地去转型、去升级，企业的转型升级决定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决定了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可以说，宏观的变化取决于微观的变化，微观的变化又取决于微观主体的活力。微观主体的活力越强，调整就会越快，经济就会触底甚至回升;微观主体活力越弱，调整就会越慢，经济下行延续的时间就会越长。
但是，在这种结构性转换的过程中，微观主体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各种风险。由于结构性转换，可能会出现原有市场消失的情况，企业找不到市场，研发创新的能力不足，加上现在环境成本、养老成本的上升，这些都是要由企业来承担的。同时，适龄劳动力减少，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工人，一些传统产业的劳动力在流失，例如在制造业，大量的工人转移到了服务业，如外卖、快递等,这些行业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也使原有的一些需要转型升级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面临着成本上升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都会给企业带来成本的压力，给它们在对未来的预期上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其他一些因素，如民企退场论等舆论杂音也给企业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这些都影响预期稳定。
稳预期的减税降费可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中央提出“稳预期”，并将其放于“六稳”的最后，并不意味着最不重要，反而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的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贸等，都依赖于稳预期，预期不稳，其他都稳不住。从当前来看，稳预期是最重要的。
我们当前面对的风险主要是结构性转型带来的，而这种结构性转型的动力蕴含于微观主体的活力之中。而问题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在这种大变局中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稳预期”就变得尤为重要。所以从这点来看，减税降费应该是向着“稳预期”而来，偏离了这一点去谈减税降费就失去了精准性，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如果把减税降费看作是药，那么就要对症下药。同样的药可能有不同的吃法，同样是感冒可能还得分清楚是冷感冒还是热感冒。同样，经济面临下行，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到底应当怎么去实施也需要“对症下药”。这就对减税降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把税减了、把费降了就行，而是如何让减税降费真正地、有针对性地去解决当前的问题。
对财政政策的分析多是基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对减税降费的认识也不由自主地延续了这个逻辑。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主要是需求管理，将减税降费放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其目标就是扩大需求。
扩大需求对当前来说，显然也是需要的，但如果说仅仅是为满足扩大需求来减税降费是不够的。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减税降费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扩内需的减税降费，二是降成本的减税降费，三是稳预期的减税降费。这三种类型的减税降费都可以产生三种效应，即扩大内需、降低成本和稳定预期。但不同减税降费的操作方法，其效应的侧重面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扩内需的减税降费是最容易操作的。政府的税收收入少了，老百姓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也就扩大了内需。这种方式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其次，降成本的减税降费有一定的针对性。这种方式更多的是针对企业，在税种的选择上也要针对企业来考虑。由于企业也分为不同的产业，在设计减税降费时要考虑针对的产业类型，是普降还是结构性地降，这也是不一样的。
最后，稳预期的减税降费其操作难度是最大的。以前的减税降费只要减了就行，减了就意味着增加了可支配收入、扩大了内需、减轻了企业负担，这个目标比较好实现。但稳预期就不太一样，既要考虑短期预期，也要考虑长期预期，这就涉及减税降费的方式问题。
当前来看，预期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风险的问题。对微观主体来讲，它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都是无法预先化解的，这就变成了预期不稳定。微观主体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改变这种状态，对冲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实现“稳预期”的减税降费
过去减税要求不高，有减就行，所以在税基上的操作比较多，如税前扣除，对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抵扣上的政策支持等。抵扣得多，减税就多。在税基上的减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负担，扩大了内需。但现在通过税基来减税，很难起到引导预期的效果，因为在税基减税，透明度不高，政策容易碎片化，会有很多人不清楚如何享受减税政策，不利于整个社会心理的稳定，对企业来说操作成本也比较大，难以达到稳预期的目的。所以，现在要“稳预期”的减税降费就必须调整，从税基的减税降费转移到税率的减税降费上，从过去的“特惠式”改成“普惠式”。
在税率上的操作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讲，冲击力比较大。以前税率不变，在税基做文章是减税;现在税基没变，而税率下降，实际上也是减税。从结果上来看，可能减少的税收差不多，但给社会心理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原因就是将减税摆在了明处，大家能感受到税率的变化，“获得感”是不一样的。其次，减税透明度变高。现在的减税从过去做“包子”的方式改成做“比萨”的方式，将“馅”摆在明面上来，这样才能真正引导预期。最后，确定性更强。税基上的减税往往有时间期限，而税率上的减税一般是经过了法定的程序，短时间内不会再提上去，更容易形成长期预期。
从这一点来看，稳预期要与社会心理结合起来。所以减税不仅仅是减少收税就行，也不是说在政策上做点规定就可以，这不是单方面的行为，一定要考虑整个受众的心理影响，而这种心理作用往往会影响预期。
当然，这样税率式的减税同时也能实现减轻企业负担、降成本，增加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等。所以，稳预期的减税势必也会产生扩内需、降成本的效应。仅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扩内需、降成本的减税，不一定会起到稳预期的作用。所以，从当前更需要稳预期的角度来考虑，从税基式的减税转向税率式减税是正确的选择。
此外，还有从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普惠式减税相比针对部分行业、企业的减税更能有效引导预期。
在降费方面，行政性收费方面下降空间已经不大，很多省已经实现了零收费，现在所说的降费更多的是指社保缴费。与减税的思路一样，社保缴费也应当是从降低费率上来操作，而不是临时性、阶段性地去调整费基，更不能以放松征缴要求的方式来减轻企业负担。
从费率方面看，我国社保缴费的费率整体偏高。但实际上，很多企业都在逃费，没有按政策要求上缴，所以导致总体缴费水平偏低。当前的社保缴费调整由税务部门负责，而税务部门的征缴能力相对较强，征缴能力的提升也为费率的下降创造了条件，因此，费率便有了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政策与改革有机结合形成整体的预期引导效应
税率和费率的下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考虑整个税制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以及社保给付的标准、年度的增长率以及整个社保体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等，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整体设计，这样才能真正完善税制和社会保险制度，既能减轻企业负担，又能有效引导预期，还能实现平衡。
要完善制度，就需要改革。这里的改革并不是指局部的修修补补、某个方面的调整，这难以真正解决稳预期的问题。如税收制度的完善，需要从整体出发，逐步实现整体性的重构。当前减税，就结合了税制改革，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一项短期政策来发布实施，从完善税制的角度去考虑减税政策，这样既把税负降下来，实现短期政策目标，同时税制也得到改善，使税制简化，透明度更高。税率下降了，税基更宽，意味着更多人的平均负担就能减轻。
通过税收制度的完善、征管能力的提升，微观主体可以更好地来规划未来，明确预期，这样才能从整体环境的优化上更好地去促进微观主体预期的稳定。对微观主体而言，预期利润对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投资和研发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微观主体的预期决定了他的行为趋向，如果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预期不稳定，那么对企业来说就会举棋不定，投资、研发、创新就会减少，经济活力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就不会内生出转型升级的动力。稳定预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动。
从这点考虑，减税降费要结合政策、税收制度、征管制度、社保制度、征缴制度等来综合考量，形成整体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形成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正确预期，防止市场产生认识偏差和误解，以为“减税降费永远在路上”，年年都会有减税降费的“大礼包”。因此，减税降费作为政策与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方案，这样更有助于稳定预期，避免使企业对政策形成依赖、弱化内生动力。
（来源：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