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经济日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如何统筹推进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

刘尚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来考虑改革，形成一盘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从体制机制、政策措施等方面深化改革。

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首先是理顺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二者要形成良性循环。科技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特别是科研院所要进行改革，充分赋予其法人自主权。同时，财政政策如何完善科技投入的方式和更有效发挥作用等，都需要关注。

其次，要理顺教育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应通过完善教育投入方式，促进教育转型；扩大教育机构的办学自主权，增强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通过相关政策举措进一步提高社会办学的积极性，使之与政府办学积极性更好结合起来，让市场、社会、政府的力量形成合力。

医疗卫生、文化等涉及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从经济学来看又属于公共消费，公共消费不仅能促进人力资本平等积累，提升创业就业的质量，同时又构成长期供给的动力。这些方面改善了，就可以实现以供给创造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的相互促进、不断提升的局面，有助于实现国内大循环。

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改革，都涉及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问题。我认为，事业单位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在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方面下功夫，释放事业单位的活力和创新力。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要增强预算的宏观配置能力，提高宏观配置效率。要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与经济社会中期规划相衔接，对规划期内一些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大项目，研究政策目标、运行机制和评价办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

大力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经济日报：疫情发生后，国内实体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如何应对这种不利影响？

刘尚希：中央明确提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这里很关键的就是中小微企业问题。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城镇就业的主体，保就业就得保这些市场主体。保就业才能保收入，才能有效保障民生。

过去往往认为，只有扩大投资、保增长才能保就业。实际上，在数字化背景下，要重视“自我就业”，比如创办一个小微企业，既是就业也是创业。目前，在互联网大数据基础上形成了很多创业就业平台，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内循环来说非常重要。

把保就业摆在首位，不是简单地由政府去创造就业岗位，而需要梳理现有的规章制度，为创业就业创造条件。特别是利用数字化平台，促进新发展阶段的灵活就业。这些小微企业的就业，既能创造需求，也能创造供给，汇集起来的力量非常可观。

以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以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建立风控模型，促进小微企业融资。这方面需要相关政策给予支持，尤其在监管方面，要对监管规则进行调整和完善。

中央从财政的角度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企业获益明显。要进一步提升企业获得感，譬如在增值税减免的同时，还应考虑减免企业所得税。

重视地方政府能力建设

经济日报：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财政收支矛盾加大，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尚希：面对疫情冲击，财政有双重任务。首先是疫情对企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财政要应对收入下降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过紧日子，调整支出结构，保障财政可持续。其次，在财政面临很大压力的情况下，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对冲经济社会领域的各种公共风险，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保基层运转等。

今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比如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扩大专项债规模等，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以积极对冲风险，实现经济稳定。下一步，要考虑如何增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经济复苏的后劲。

财政呈现“紧平衡”状态，可能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会持续下去。财政本来就应当把纳税人的钱精打细算地用好，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紧平衡、过紧日子。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外部压力，提高财政绩效。

经济日报：一些地方的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面临较大压力，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刘尚希：一些地方基层运转出现困难，主要是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较大幅度下降。中央财政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通过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2万亿元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等。

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地方财力不足问题得到缓解，促进了基层“三保”。同时，要重视事权、财力与地方政府能力相匹配的问题，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