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举行2020年企业成本大型调研成果发布暨研讨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政府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负担。但是，传统的政策逻辑较少触及公共风险问题，公共风险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实际成本。未来以减税降费为重点的宏观政策需要适当调整和优化，从实体思维的减税降费逐步转向更加注重中长期效果的预期引导上来。

刘尚希指出，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降成本政策措施，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财税方面的减负政策，是“一揽子”降成本措施中最令人关注，也是成效最耀眼的。调研观察到，传统的降成本政策更多从实体的角度出发，通过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向企业让渡“真金白银”，使企业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同时，传统的政策逻辑较少触及公共风险问题。公共风险，是一种不可转移、不可分散风险，也可称之为“系统性风险”，它本质上是虚拟的，代表一种可能性，但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实际成本。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最现实、最直观、最鲜活的研究案例。为应对疫情这一公共风险，企业必须采取各种防控措施，比如，保障复工复产的投入、采购疫情防控物资、执行隔离政策等等，这些都会转化为企业的经营成本、管理成本。这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会出现普遍上升态势，企业、投资者、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还会因看不清未来趋势而改变其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对研发、投资等活动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倾向于采取“收缩、内卷”甚至停滞行为。这些都将导致宏观经济的整体收紧。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可以对冲一部分因公共风险转化而来的企业成本，但无法完全化解风险。”刘尚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关键的是要通过政策手段，注入更多确定性，降低公共风险水平，让企业拥有更加稳定的研发预期、投资预期和经营预期，从而改变其行为模式。这也是本次调研对“风险行为模式”的理解：公共风险的变化会导致企业行为的深刻变化。

刘尚希指出，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预期，从根本上对冲企业成本上升趋势。这一点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均有体现，强调要从中长期视角分析当前问题，即便制定阶段性政策措施，也要从中长期角度进行考虑。因此，沿着“风险成本”和“风险行为”这两个逻辑开展研究，以减税降费为重点的宏观政策需要适当调整和优化，应该从实体思维的减税降费逐步转向更加注重中长期效果的预期引导上来。从这一点来讲，如何有效对冲公共风险、注入更多确定性，让企业的研发、投资和经营积极性充分释放，应成为今后宏观政策制定需考虑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