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一直是人们认识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框架和政策的主要着力点。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三大趋势，改革创新面临三大障碍，当前形势也受三大因素同频共振的影响。对此，宏观政策思路应跳出“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更好地统筹考虑企业、居民、政府三大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增强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三大因素同频共振，经济下行进入加速拐点
　　3月份以来，多项经济指标急转直下。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有充分估计。经济形势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大因素汇聚叠加的结果。
　　一是疫情因素。疫情形势与防控措施共同构成对经济的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容忽视。上海等地的静态管理措施，对经济的连锁反应已经逐渐显现。
　　二是西方主导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正走向终结。尤其俄乌冲突之后，美欧金融制裁动摇了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国家外汇储备和企业、个人海外资产的风险不断上升，国际结算体系面临碎裂化风险，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可持续的风险明显增大。
　　三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尚未得到明显缓解，且预期转弱仍在加剧，经济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的预期效果会不及预期。
　　上述三大因素同频共振，导致经济下行进入新拐点。3月份部分指标回落或许只是一个开端，“蝴蝶效应”显现。之后的经济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甚至面临长期低速增长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
　　宏观政策应把握三大趋势、三大障碍
　　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应从新发展阶段的三大趋势、三大障碍出发。短期经济波动很可能是中长期因素导致的余波，因此有必要将短期经济形势放在中长期框架下来观察。从新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有三大趋势：经济社会数字化、低碳绿色化、经济金融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当前经济形势的大背景。所谓经济金融化，并不是经济泡沫化，而是国民财富、经济行为、经济关系的金融化，包括金融交易和实体交易的融合，各种传统经济关系的金融化，如债权债务关系、股票股息关系、风险保险关系、信用委托关系、融资租赁关系、跨期交易关系，等等。经济金融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金融深化的结果。在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后，经济金融化不可避免。
　　经济金融化、数字化、低碳绿色化“三化”叠加，使原有的规则、制度、组织架构和行为模式面临重构，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将经历涅槃重生的过程，新发展阶段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从中长期看，当前经济形势可能只是大趋势的余波。当然这种大趋势也给中国带来了战略机遇。如果能够抓住机会、换道竞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更为顺畅。
　　在此趋势下，需要以创新的精神来面对变化、适应变化，主动求变，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确定性。这里要重点要强调的是改革创新。目前，一些旧的体制机制已经边际失效，经济下行趋势迫使我们必须作出改变。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创新仍面临三大障碍，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产生逆流和回波。
　　一是经济的二元。我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建立城乡区域统一大市场还面临很多棘手难题。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未能真正建立土地市场、住房市场，未能与城市市场关联起来。所以提及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其实主要指城市地区，而非全国市场，与农民关系不大。
　　二是社会的二元。当前，我国市民化率虽然2021年达到64.7%，但实际上53.3%的人口都是农村户籍。机会不均等问题不仅表现在就业层面，更体现在社会层面，内需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都与机会不均等直接关联。现有体制使占总人口比重约53%的农民的增收和能力提升都面临“天花板”，给经济循环、特别是经济内循环造成了障碍。
　　三是所有制的二元。当前，我国市民生活在国有土地上，而农民生活在集体土地上。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的成员，难以携带个人财产转移，导致劳动力流动、家庭迁徙受限。因此，切实增强经济韧性、推动经济形势根本好转，不能只依靠短期政策，而必须顺应三大趋势，以改革创新来消除三大障碍，从中长期视角来思考当前经济形势。
　　宏观政策思路要跳出“三驾马车”的框架
　　从逻辑上看，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是经济运行的结果，是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反映，而非经济增长的动力，更不是政策的着力点。虽然在危急状态下，“三驾马车”作为应急手段可以起到一些效果，但要真正扭转当前经济形势，就不能再局限于这一视角。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经济发展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确定性。在一些领域，政府“这只手”过于强势，导致市场“这只手”常常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市场主体难以预期政府行为和政策，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就很难形成合力，导致政策效果往往偏离预期。从这个角度看，市场预期转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以及各种“运动战”、“突击战”。这反映出当前计划经济传统依然强大，宏观经济治理有待完善，而不仅仅是宏观调控的问题。政府需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眼睛一味向外，把问题归结于经济大周期，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宿命”，似乎当前经济下行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要稳住经济大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改革精神、创新思路出台相应政策。遏制经济下行、应对经济新拐点，必须转变宏观政策思路，统筹考虑企业、居民、政府三大资产负债表。经济衰退本质上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研究房地产问题时，其实也要考虑这三大资产负债表，因为都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虽然也能起到一点效果，但消费、投资的经济拉动效果本质上都取决于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在乘数效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110万亿的经济体量，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比如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拉动居民消费，前提是居民必须有钱。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公共消费是很难带动居民消费的。从这个角度看，继续将“三驾马车”当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与之相关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目前，居民的很多资产都沉淀在房产、股市，包括基金、个人理财产品上。这些资产如果不断贬值，必将改变居民行为。一方面，由于不敢投资，居民储蓄会增加。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居民会减少消费，从而导致全社会消费收缩。如果居民资产负债表不能得到修复，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都会收缩，会造成供需之间的负反馈效应，进而导致经济下行。因此，不能仅从收支流量的角度来考虑政策着力点。
　　宏观政策必须将提高居民收入作为发力点。受疫情影响，很多人无法外出工作，也因此失去了收入来源，必然会影响短期消费能力。因此，稳就业非常必要，其根本目的在于稳居民收入。当前的就业政策存在一个问题，即就业定义需要修正。长期以来，就业主要是根据岗位来定义的，这意味着失去岗位才代表失业，这种定义恐怕有商榷的余地。在疫情条件下，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处于休眠状态，有些职工虽然没有失去岗位，但收入很少甚至清零。从岗位的维度进行定义，他们并不纳入失业统计，但这种在岗统计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数字化时代，各种新兴就业形态不断涌现，以岗位来定义就业已不再完全适用。平台经济提供了广阔的虚拟空间，使很多原来不可交易的资源变得可交易，平台提供的任务订单也可以创造收入来源。比如网约车司机在完成订单就可以获得相应收入，但不符合传统的“就业”定义。因此不应再从岗位的维度来定义整个就业。
　　新兴就业形态和新收入获取渠道，与平台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大型数字平台创造了新的就业生态，构建起新的就业链条。因此，重塑平台经济的信心、修复就业生态，对改善当前就业形势至关重要。要打破传统工业经济中的就业思维，抓住数字技术发展的机遇，鼓励平台经济发展。目前平台经济整体处于收缩状态，很多平台企业都在裁员，也不敢进行投资。由于业务收缩，很多订单被取消，导致新兴就业萎缩。这样看来，数字平台可能需要新的政策。鼓励数字经济包括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既可以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更能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从关联性的角度来看，增加居民收入，既要稳住传统就业岗位，也要稳住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兴就业生态，从扩大就业容量来看，后者更为重要。
　　此外，针对居民收入发力，可借鉴2020年部分地区发放“消费券”的做法。特别是受疫情影响严重、实施静态管理的地区，中小微企业、个体户受到很大冲击，发放消费券相当于增加居民收入，可以在扩大需求的同时，拉动小微企业和工商个体户的营收增长，缓解当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负反馈效应，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态势。
　　从企业角度看，应在继续贯彻落实退税、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的同时，认真考虑降息问题。降准只是一个方面，降息更为关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必过度担心大规模资本外流情况的发生。当前导致资本外流的主要因素并非利息，而是其他不可预期因素。降低企业利息支出，相当于增加企业的流动性，这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债务风险防范的一个关键性变量。降低利息不仅对企业有利，还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降低地方债务风险。现在对地方政府造成巨大压力的，恰恰不是本金，而是庞大的利息支出，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占比已经超过10%。当前，很多人担心中美利差扩大会引发资本外流。我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必过度担心。
　　从政府角度看，扭转预期非常必要。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时要实事求是，积极开展创新性转化，而非出台突击性的政策，制定过多、过细的考核指标；要避免变相的“计划化”“指令化”，努力稳定市场预期。目前，不少企业存在观望、收缩、裁员等现象，稳定预期、不搞突击性的政策非常必要。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各部门的监管政策也需要适当调整。监管是为了安全，如果经济急剧下滑，风险急剧扩大，监管的安全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安全风险可能是具体的、眼前的，但由于不合理监管造成经济长期下行，将可能引发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风险，这比安全风险更为可怕。应树立“风险整体观”，既要看到短期、局部风险，更要看到长期、整体风险。要充分认识“防控风险的风险”，避免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引发意想不到的更大风险。
　　当前，要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特别在疫情的广度、烈度、强度组合发展变化的情况下，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也有利于缓解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