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大势。从风险视角来观察，安全、发展实际上都是风险问题。

　　需要明晰的是，这两种风险处于不同层次。安全风险是当前的、某个领域和环节的风险，如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等，有具体指向；而发展风险则是长期的、综合的和全局的风险，如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风险、现代化进程被中断的风险，从局部、在短期内难以直接观测，有很强的隐匿性。发展风险往往要等到聚集、累积到严重程度，甚至出现危机时才能被发现。

　　党中央多次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要落实好这个要求，必须树立风险整体观。比如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要把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局部风险和整体风险统筹嵌入数字经济治理当中。

　　从风险整体观来看，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安全与发展不能割裂。虽然市场化推动了经济治理转型，但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条块分割现象依然隐性存在，在数字安全问题上，条块分割的体制特征逐步显现，纵横交错的规范要求、监管约谈等，很可能产生“合成谬误”，使得数字经济被“捆住”了。从局部的部门职责看，通过出台各种出发点良好的规范和强监管政策，短期的数字安全风险小了；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数字发展风险却在上升。

　　在现行体制下，安全风险是“分散”的形态，有相关的责任主体去实施行为监管；而发展风险是“公地”的形态，没有对应的责任主体，只有承受其后果的主体，即国家和人民。由于缺乏整体风险观和相应制度安排，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地关注安全风险，无意之中忽略了发展风险。

　　辩证地看，安全寓于发展之中。比如，只有当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升级，安全风险防控中的难题才能得以解决，在数字领域中的国家安全博弈才能“技高一筹”，安全风险才能得到持续有效地防控。

　　二是数字平台企业和实体企业不能对立。从本质上看，数字技术是虚拟化技术，能让受到物理时空限制的经济活动在虚拟时空中实现，经济效率由此得以提高。数字化在我国是从商业、服务业起步，逐步走向数字生活的。接下来，我国在走向数字制造的进程中，同样需要实现虚拟化、无人化和智能化。可以说，数字化与工业化一样，有其自发生成的发展顺序，应顺势而为。

　　要正确理解平台企业与实体企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中，所谓的“实体企业”“实体经济”都会趋向数字化，数字革命的对象恰恰就是工业革命形成的各类“实体企业”“实体经济”，让实体要素融入“数字要素”之中、实体企业置入“数据中台”之中、实体经济嵌入“数字经济”之中，而不是相反，让新的经济形态去适应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量子化特征，决定了未来经济形态只会越来越“虚”，如虚拟制造、虚拟训练、虚拟现实、虚拟空间、虚拟人等等，而不是越来越“实”。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数字经济、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将受限，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三是资本和研发创新不能孤立看待。资本和研发创新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没有资本的跟进，就不会有研发创新。种子基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产业基金等不同资本形态，对应着研发创新的不同阶段，资本是研发创新的孵化器和产业生态形成的助推器。

　　当前，要警惕“资本无序扩张”在各种舆论中被泛化、被误读，从而导致创新预期不稳。作为生产要素和研发创新的催化剂，资本的“红绿灯”应是法“制”的，法无禁止即可为，负面清单是“红灯”，行政许可是“绿灯”。先有路，后有灯。在符合科技伦理的条件下，进入无人区的研发创新资本，是不需要设置红绿灯的。只有创新成果产品化、市场化、产业化之后，出于对限制竞争的资本收购行为，才需要做出风险评估。只有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安全风险防控才更有保障。要把安全风险防范寓于数字经济发展之中，寓于更快的技术迭代升级之中。

　　这些数字经济治理中的难题，都涉及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权衡。要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强化风险整体观，把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来全面权衡不同的风险和监管模式。既要防范安全风险，也要防范发展受阻的风险，把监管权力纳入到法治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