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跨过1万美元，还不能算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发展仍是硬道理。同时，我国的基尼系数在世界排名并不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且至今没有呈现出差距缩小的明显趋势。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也是当前及今后的一项硬任务。既要促进发展，又要缩小差距，这不是短期能实现的。

　　促进共同富裕，不是走向以财富平均程度来衡量的平均主义，而是走向人的现代化，即以群体性的能力差距缩小为标志。农民问题，当前是以市民化减少农民数量、以能力提升缩小群体性差距，这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仍是我国发展中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只有围绕人，围绕农民市民化来做文章，才能找到促进共同富裕的钥匙。

　　一、如何理解“共同富裕”这个命题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共同富裕是一个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问题。

　　从社会发展角度观察，共同富裕的实质是人自身的发展问题。若只是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做文章，不落到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共同发展上，则共同富裕只是分配政策的目标，仅仅具有短期意义。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观察，仅仅依靠分配政策的调整，不能逆转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趋势。因为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人的能力差距，尤其是群体的、阶层的能力差距。

　　千万不要以为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在一定时期合意了，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发展也就自然实现了。这是一种基于确定性思维、线性思维的认识。

　　物质生活条件只是人自身发展的基础，并不等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体现在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上。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等于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自然提升，更不等于所有人能力的普遍提升。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追求是人自身发展的平等机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平等仅仅是手段或实现路径而已。所以，共同富裕的本质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而不是物质财富上的均贫富。

　　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历史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实验”结果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追求生产增长，解决人的生存所需（吃饱穿暖），可以视为促进了人的发展。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生产、分配与人自身发展的偏离就会越来越大。

　　或者说，物质的发展远快于人自身的发展，更不要说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在全面建设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防范的最大公共风险就是物质财富发展中人的异化——人被物质财富支配，而不是人支配物质财富。这种异化将会导致人的能力的两极分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大多数人会因为能力的贫穷而陷入收入的贫穷。

　　促进共同富裕与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愿景目标。不能简单地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共同富裕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指标。

　　二、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理论逻辑

　　从世界历史来看，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一直困在效率与公平的冲突之中。

　　在两极分化的年代，均贫富曾经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式。从农民起义到工人运动，无一不是从分配上做文章。从生产成果的分配到生产条件的分配，反映出社会革命的深度、广度和烈度。这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追求共同富裕的探索。

　　马克思从否定私有制入手来设想人类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终极愿景，在理论上是极其深刻的。但历史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尤其在生产力水平不是十分发达，社会财富没有充分涌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通过马上消灭私有制来实现均贫富，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了教训和灵感，逐渐建立了保护劳动群众权益的法律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了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使之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提高。

　　从人类文明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一国之内的共同富裕，但遇到了历史的天花板。其根源是嵌入市场经济当中的资本逻辑衍生出的“马太效应”，政府的再分配短期有效，但长期无效。

　　因为“马太效应”总是以同样的方式，但会以更大的力度随着社会再生产循环而不断再现。更重要的是，福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的进步，陷入物质主义当中，偏离了人的自身发展这个目的。

　　人被资本支配，社会、政治也被资本支配，物本逻辑支配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这是资本主义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源。人与物的关系一旦对立起来，社会发展进步就会走到历史尽头。

　　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从中吸取教训。一旦社会发展陷入物本逻辑，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将难以实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就会加大。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难以进一步发展而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根源也在于此。

　　所以，我国要转向人本逻辑。这与我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高度吻合，与当前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战略高度契合。

　　人本逻辑，要义是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形成新的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发展逻辑：人的发展—物质发展—人的发展，以替代物本逻辑下的发展公式：物质发展—人的发展—物质发展，把人的发展作为手段、要素，转变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保障所有人获得基本能力

　　转向社会发展的人本逻辑，意味着经济问题要纳入社会整体当中来考虑。经济学帝国主义让决策思维不由自主地遮蔽了对社会整体的观察，模糊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经济是社会的物质基础，但也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受制于社会的整体状态。当区别于之前所有社会状态的“风险社会”来临之际，经济运行的大环境已经改变，经济理论原有的那套自洽性也因此而改变，难以解释和指导当下以及未来的实践。用我们很熟悉的那套传统理论来观察当前现实和谋划中国的发展，那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流行的经济学，与我们党的政治理念在底层逻辑上是难以自洽的。人的发展、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只有放到整个社会当中才能清楚认识，放在经济当中则只能看到一部分。

　　观察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若跳出经济思维，从整个社会来看，那只是为人的发展、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创造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衡量分配的基尼系数即使降低到合意水平，也不能说共同富裕取得了成功，因为可能是昙花一现的短期现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充要条件是通过改革创新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合力来保障所有人获得基本的能力，尤其是农民群体的能力提升。收入不能替代能力。

　　有钱了，不等于就有能力了。收入差距缩小了，也不等于能力差距缩小了。从中长期来看，更是如此。一定时期收入差距的缩小往往会掩盖不同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过去缩小了，但能力差距并未随之缩小。

　　能力来自社会消费过程，也就是人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消费的可获得性，涉及收入，即有没有钱和有多少钱的问题，但消费的可及性与收入无关，这涉及的是消费对象、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有钱，未必有条件消费、有能力消费、可以安全消费。消费的高度社会化导致的各种消费风险，带给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是仅仅依靠增加收入就能解决的。

　　消费作为与经济概念对应的社会概念，是人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是人的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人的能力提升的过程，也是为经济提供目的和创造重要条件——劳动力和人才的过程。

　　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者应当合力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消费，包括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以此保障每一个人获得基本能力。当私人消费不足以达到基本消费和获得基本能力时，公共消费就应当补上，不让一个人落下。

　　这比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性支出这类再分配更重要。把公共消费折算成政府的转移性支出，纳入收入再分配中考察，模糊了公共消费对能力提升的直接作用，而收入再分配并没有这种直接作用。

　　国民基本能力得到普遍提升，参与经济循环的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也就有了保障，也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效率与公平的融合也就内在其中了。

　　促进共同富裕，要摆脱效率与公平、“做蛋糕”与“分蛋糕”的两难选择困境，只有从物转向人，从财产和收入基准转向消费基准，才能真正做到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才能实现逐渐地、持续地走向共同富裕。

　　四、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几大难题

　　从我国现实来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的发展明显地受制于经济，即财产和收入问题；但现阶段更受制于社会发育、社会结构的状态，尤其是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导致农民群体的社会分配地位一直难以改善。

　　从改革来看，我国虽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但改革的进展并不全面，尤其在一些基础性问题上，依然是“计划体制”时期的老底子，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和走向共同富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二元”上。

　　一是所有制二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元结构是历史地形成的，其作为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制约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尽管在财政上已经打破了所有制的差异，但土地市场、住房市场是二元的，人的社会身份也是二元的，农民不只是户籍身份不同，还拥有集体经济成员身份。

　　城乡分治就是以二元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宅基地、农民住房、森林等产权制度改革试图突破二元所有制带来的制约，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步履维艰，还有待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突破。

　　二是经济二元。这个概念大家都不陌生，是指传统落后的农业和现代先进的工业之间的关系。

　　经济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在市场化、工业化过程中可以逐渐消除。但我国的经济二元结构不只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还建立在所有制关系基础之上，仅仅通过市场化、工业化难以破解，至今仍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全国市场。城乡市场分隔导致农民、市民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悬殊，尤其是分配地位和财富积累机制完全不同。

　　三是社会二元。在所有制二元基础上形成社会成员身份、基本权利的二元结构。在市场化过程中成为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公平的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分配中形成群体性差距，进而造成能力的群体性差距的社会根源。

　　群体性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也会因此而形成，也为社会阶层固化提供了初始条件。尽快破除这个初始条件，是改革的当务之急。

　　这三个“二元”问题，从发展的底层逻辑上制约着我国共同富裕的推进。这也是我国发展转向人本逻辑的根本障碍，是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拦路虎”。

　　从我国社会整体来看，这依然是自革命、建设以来的农民问题，只是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不同罢了。

　　五、以改革的持续全面深化来促进共同富裕

　　促进共同富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是走好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标志。从发展过程来看，在共同富裕方面，今天的改善是明天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所有人的共同发展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要义。

　　但此事急不得，也等不得。急不得，在于共同富裕首先依赖发展过程，包括物质发展和人的发展，都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等不得，在于实现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等，都依赖共同富裕的边际改进。

　　群体性消费差距的缩小是当前的重中之重。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如何形成合力，以及既扩大短期的内需，又提升人的能力，改变社会预期，至关重要。

　　其中，形成与能力、创新创业和就业相关的良好的分配预期，更是关键。社会的再分配预期需要淡化，人人参与、人人努力的初次分配预期需要强化。

　　从所有人的平等发展需要出发来推进各项改革，需要抓住以上三个“二元”结构来完善顶层设计，把经济、社会等领域改革关联起来。只有形成关联，整体设计才能找出重点、分出轻重缓急。板块式的改革往往变成了各自为政，使得改革协同、系统集成的要求难以落地。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及今后融合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一个抓手，既是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扩大内需战略，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应以农民工市民化取得实质性进展来衡量，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推进同城待遇平等化，并以此来带动农民、市民的一体化发展。

　　无论从就业、社会身份，还是从居住状况来看，只有推进市民化，减少农民，才能让“农民”变成农业职工和农村居民，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被落下，真正加入共同富裕的行列之中。

　　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自身，实现富起来，那么，农民革命的目的也是如此。当农民在中国不再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和阶层，变成了极少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