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在党的二十大以及历次全会和中央重要会议上，大家都能看到类似指示。加强各项政策的协同、加强各方改革的协同，是政策和改革追求的愿景，但其实现过程往往面临一定难题。我想强调的是，想要推进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来支持经济复苏，首先要看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这是一个前置性的问题。若是不总结疗效，只是加力开处方，可能会陷入认识误区而导致新的公共风险。
近年来财政货币政策效用边际递减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近年来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政策效果都在边际递减，而且边际递减速度较快。
财政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策实施的条件在快速变化，即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也在变迁。财政货币政策是“药”，而“病”是经济增速下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当前阶段“药效”正在快速边际递减，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取决于政府，而“提效”往往很难说实现就真正实现，这取决于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也涉及到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体制条件。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市场主体要配合、有反应，如果市场主体对政策刺激信号的反响比较迟钝，刺激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还是预期转弱，尚未实现根本扭转。这一年多来，预期转弱的压力依然存在。例如，从民营企业投资来看，其投资占比原来超过60%，而现在下滑到了55%。如果以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即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度加码，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或许都难以形成合力。且这种情况下，政策效果会严重递减，一再加码或将导致更大风险。
如果市场预期没有转变、市场积极性没有起来，投资意愿不强叠加消费意愿较低，这种情况下依赖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复苏，有可能导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更多地去替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也意味着，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才能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其中隐藏着一个风险，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能会被削弱，资源的配置效率或将下降。经济增速事关我国“十四五”目标、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一旦经济本身陷入“低速轨道”，依赖政策加力来提振，陷入上述恶性循环的风险就会变大。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估计。
财政货币政策效果提升的条件是“改革措施”与“宏观政策”协同
我们讲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以支持经济复苏，就必须让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个前提被削弱，市场的内生动力不足，恐怕政府发力的方向、方式就要调整，即不能仅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更多要靠改革举措。
改革是经济内生动力的保障，特别是国有、民营经济要有动力，形成新发展格局，那毫无疑问要全面深化改革，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改革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如果没有改革或改革推进不力，或者用宏观政策去替代一些改革措施，恐怕经济复苏依然处于疲乏状态。所以，如何在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的同时在改革上发力，让“深化改革措施”与“宏观政策措施”协同，变得十分重要、非常迫切。仅从政策层面讲协同是远远不够的。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需要对逻辑关系作一个调整，即改革的加力提效应当作为前置条件放在首位，政策协同的加力提效位于其后。换言之，应改革举措放在前、宏观政策做配合，前者为后者创造条件、扩大空间。从眼前和长远来看，这种改革举措和宏观政策的协同效果将会更好。当前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有所减弱，这不是周期性的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结构性问题，还是要从改革入手。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可以针对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发力，进一步完善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从而进一步疏通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例如，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一定障碍，根源在于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有待改善。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在递减，意味着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要把现存的体制基础问题解决好，首先要健全财政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财政体制、预算制度，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资本市场制度、中央银行制度，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财政货币政策传导的共同体制基础是市场制度，特别是金融市场制度。我们的金融机构名义上是市场主体，但很多情况下，它不是按照市场的信号在配置资源，更多是按照政府这只手的要求。由此，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关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关键是资本、资金，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是激活现代经济核心的关键之举。
上述这些体制基础问题的解决，必须和现有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就政策论政策，更不能用短期政策替代制度安排。这是当前政策发力需要充分考虑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在党的二十大以及历次全会和中央重要会议上，大家都能看到类似指示。加强各项政策的协同、加强各方改革的协同，是政策和改革追求的愿景，但其实现过程往往面临一定难题。我想强调的是，想要推进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来支持经济复苏，首先要看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这是一个前置性的问题。若是不总结疗效，只是加力开处方，可能会陷入认识误区而导致新的公共风险。
近年来财政货币政策效用边际递减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近年来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政策效果都在边际递减，而且边际递减速度较快。
财政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策实施的条件在快速变化，即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也在变迁。财政货币政策是“药”，而“病”是经济增速下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当前阶段“药效”正在快速边际递减，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取决于政府，而“提效”往往很难说实现就真正实现，这取决于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也涉及到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体制条件。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市场主体要配合、有反应，如果市场主体对政策刺激信号的反响比较迟钝，刺激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还是预期转弱，尚未实现根本扭转。这一年多来，预期转弱的压力依然存在。例如，从民营企业投资来看，其投资占比原来超过60%，而现在下滑到了55%。如果以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即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度加码，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或许都难以形成合力。且这种情况下，政策效果会严重递减，一再加码或将导致更大风险。
如果市场预期没有转变、市场积极性没有起来，投资意愿不强叠加消费意愿较低，这种情况下依赖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复苏，有可能导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更多地去替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也意味着，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才能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其中隐藏着一个风险，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能会被削弱，资源的配置效率或将下降。经济增速事关我国“十四五”目标、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一旦经济本身陷入“低速轨道”，依赖政策加力来提振，陷入上述恶性循环的风险就会变大。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估计。
财政货币政策效果提升的条件是“改革措施”与“宏观政策”协同
我们讲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以支持经济复苏，就必须让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个前提被削弱，市场的内生动力不足，恐怕政府发力的方向、方式就要调整，即不能仅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更多要靠改革举措。
改革是经济内生动力的保障，特别是国有、民营经济要有动力，形成新发展格局，那毫无疑问要全面深化改革，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改革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如果没有改革或改革推进不力，或者用宏观政策去替代一些改革措施，恐怕经济复苏依然处于疲乏状态。所以，如何在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的同时在改革上发力，让“深化改革措施”与“宏观政策措施”协同，变得十分重要、非常迫切。仅从政策层面讲协同是远远不够的。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需要对逻辑关系作一个调整，即改革的加力提效应当作为前置条件放在首位，政策协同的加力提效位于其后。换言之，应改革举措放在前、宏观政策做配合，前者为后者创造条件、扩大空间。从眼前和长远来看，这种改革举措和宏观政策的协同效果将会更好。当前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有所减弱，这不是周期性的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结构性问题，还是要从改革入手。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可以针对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发力，进一步完善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从而进一步疏通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例如，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一定障碍，根源在于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有待改善。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在递减，意味着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要把现存的体制基础问题解决好，首先要健全财政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财政体制、预算制度，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资本市场制度、中央银行制度，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财政货币政策传导的共同体制基础是市场制度，特别是金融市场制度。我们的金融机构名义上是市场主体，但很多情况下，它不是按照市场的信号在配置资源，更多是按照政府这只手的要求。由此，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关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关键是资本、资金，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是激活现代经济核心的关键之举。
上述这些体制基础问题的解决，必须和现有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就政策论政策，更不能用短期政策替代制度安排。这是当前政策发力需要充分考虑的一个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