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两会的召开，对做好今年乃至未来五年的工作，谋划完成阶段性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积蓄力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围绕“十五五”规划相关话题，本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
问：3月13日，“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务实可行的施工图。请问您如何解读“十五五”规划的任务目标？
刘尚希：与以往五年规划相比，“十五五”规划的目标导向更为清晰，核心是聚焦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是首要目标。值得深入思考的是，高质量发展的成效离不开一定规模的数量增长。如何把握“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2026年既是新一年的开局，也是“十五五”规划的起步之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更有力的宏观政策予以支撑。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特别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预示着2026年宏观政策的实施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在“十五五”规划的目标表述中，诸如“显著成效”“大幅提高”“新突破”“明显提升”“重大进展”等词汇，蕴含着强烈的紧迫感与使命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决心。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正是我们常说的“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有机结合。
我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超越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中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西方经济学有许多流派，本质上可分为“偏向市场”与“偏向政府”两大阵营：偏向市场的流派以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偏向政府的流派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弥补市场失灵。二者均将市场与政府视为相互对立的存在，各有其理论依据，但都未能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在我国的实践中，市场与政府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相协同，形成合力，这一实践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命题，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
问：“十五五”规划的实施路径，集中体现为多项战略任务，贯穿“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条主线，突出“科技自立自强”核心地位，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意义。对此，您如何理解？
刘尚希：在多项战略任务中，第一项核心任务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实体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首先体现在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上，而制造业则是实体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已达到约30%，众多产品远销全球，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组件等领域已实现全球领先。对新时代实体经济的理解，必须超越工业化时期的传统逻辑与思维定式。农业革命催生农业文明，工业革命催生工业文明，数字革命正催生数字文明，这是三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当前，我们已进入数字革命引领的新时代，对实体经济的认知必须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的内涵。
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虚拟化”特征，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工业技术，具有通用性、渗透性和超时空性，如虚拟设计、虚拟制造、虚拟测试、虚拟演练等，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及其转化而来的数据资产，本身就是虚拟性的。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建立和万物互联的形成，传统产业的“实体性”都将会不断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即不断虚拟化。这是数字革命带来的经济虚拟化，将彻底颠覆传统工业经济的实体性（产品性）、技术专用性和行业界限性。
一是绿色化。传统工业化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对立状态。绿色化的核心，是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并非单纯的概念转换和观念倡导，而是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二是融合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工业化时期形成的行业边界、产业分类界限日益模糊，生产与消费的边界也在不断消融。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是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作为虚拟生产要素，与土地、资本等传统实体要素形成全新组合，再叠加知识、管理等新型要素，共同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三是数字化。数字化的内涵不仅限于数字经济，还包括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这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重构，引领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文明。因此，对实体经济的理解，绝不能停留在传统工业化的认知层面。
第二项核心任务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至关重要。若仅有科技革命而无产业变革，科技成果便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难以创造新的价值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只有当科技革命有效演变为产业变革，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才能真正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第三项核心任务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这意味着开放与改革的关系发生了深层次转变——过去我们强调“以开放促改革”，而当前的制度型开放，其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与以往“打开国门引进资金、技术和商品”的开放模式不同，制度型开放更强调我国自身制度与全球发展形势的适配性：既要遵循国际惯例，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更要推动中国的规制、规则、标准、管理体系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标准”向“世界标准”的转化、“中国管理”向“全球治理”的延伸。这种规则与标准的输出，其重要性远超商品输出。
从这一意义而言，扩大制度型开放绝非简单的市场开放、贸易扩张或投资便利化，而是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多融入中国元素，体现中国主张。当中国标准转化为世界标准，中国规则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考时，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自然会显著提升。当前，我国在技术领域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例如机器人、通讯等领域的部分标准已成为国际标准，未来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这一突破，这正是制度性开放的深层内涵。
问：“十五五”时期，中国发展面临多重战略机遇。对于中国发展的“时与势”，请问您如何解读？
刘尚希：一是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这一机遇必须置于数字革命的大趋势下考虑，而非局限于工业化逻辑。数字革命催生了大量新赛道，除了当前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未来还将孕育更多难以预料的新赛道，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即就业形态。
传统的劳动关系、就业概念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就业意味着“找到工作、依附于特定单位、在固定物理空间办公”，如今，依托互联网平台，个人可居家从事各种工作，通过承接订单获得收入——就业的核心内涵已转变为“持续获得收入”，而不一定拥有固定雇主或办公场所。数字革命的核心意义，在于突破了工业化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使得许多过去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成为现实。
二是市场优势转化的机遇。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依赖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只有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才能从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升级为第一大消费市场。需要明确的是，消费、投资、供给与需求并非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互动的循环体系。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例关系，不能简单视为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传统经济学概念的适用场景与语境需要重新界定，我们对消费与投资的认知也需要更新。
三是绿色转型的机遇。当前，我国在绿色转型领域已抢占先机，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发展成效。这一机遇的把握与利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问：只有有效应对风险，才能牢牢把握战略主动。面对“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环境，您认为应该保有怎样的底线思维与风险意识？
刘尚希：识别外部环境风险。要树立整体观，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视为有机整体，而非简单地将中国作为独立个体、将世界作为外部环境。事实上，所谓“外部环境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身快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调整引发的，外部环境与中国自身发展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并非静态独立于中国之外。只有我国发展得越好、越快，并融入全球，外部环境的风险才会改变。
识别科技领域风险。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破解这一风险的关键在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核心是构建“科技—产业—金融”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与工业化早期集中资源攻关特定技术不同，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核心是构建协同生态，避免科技成果“单兵突进”。若科技突破无法转化为产业优势，便难以形成国家竞争力与综合实力。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已从技术、产品等要素竞争升级为“生态竞争”。
识别经济金融风险。在经济转型期，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各类隐性风险可能逐步显性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其中的关键在于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经济金融风险的源头在于资产估值的波动起伏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上。资产负债表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网络，单个企业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单个企业，尤其是重要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风险传递。估值的重要性已经大于币值。
在全球视野下，国际社会始终高度关注中国的五年规划。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框架来看，全球风险的管控是大国成败的关键。我国不仅需要管控国内风险，更要主动参与全球风险管控。当前，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逐步演变为“风险全球化”，全球风险水平持续上升，如何有效管控全球风险，是对大国责任与能力的重要考验。
“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必将引领中国继续做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锚”，为全球市场注入更多信心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