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中外历史视角观察财政学基础理论范式的变迁，指出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思维方式仍停留在牛顿经典力学阶段的认知，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时代背景驱动认知范式变革，新的认知范式倒逼财政学的底层逻辑从“确定性”向“不确定性”跃迁，财政应是风险社会的“最后买单者”，财政政策和公共服务是构建确定性的工具和路径。公共风险最小化和确定性最大化正是公共风险财政学的核心追求，基于风险逻辑的新财政学旨在通过助推制度变革为社会生存构建确定性的安全网。因此，中国的财政自主知识创新，要以“不确定性”构筑“确定性”，超越西方、立足中国，超越过去、立足未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其本质也是知识的创新。

【关键词】财政学 财政自主知识创新 财政史 公共风险

当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实际上仍停留在200年前的牛顿时代。我们现有的这一套哲学概念和二值逻辑，反映了我们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自然科学经历了三次重大革命，而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第一次科学革命，即牛顿经典力学的阶段，这是科学思维真正的开始。第二次科学革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将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而且都是相对的。第三次科学革命是量子力学的革命，这是对世界认知的一次革命，彻底颠覆了牛顿所认为的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的观念，转而认为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那么，确定性是什么？确定性是现象，是人类共识构建的产物。没有共识，就没有我们所能感知的确定性。没有科学的共识，就没有规律；没有社会的共识，就没有法律和制度。从这一角度出发，基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财政学基础理论范式也经历了其自身的发展变迁。

一、古代财政：治国安邦的“帝王术”

（一）西方传统：国家汲取与统治工具

古典时期的财政，核心定位是统治的物质基础，为君主统治服务。那时的财政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君主维持统治、发动战争以及维系庞大官僚体系的根本保障。对财富的主流观点，在金本位的条件下，是主张管控和积累的。对于官房学派来说，国库要收支有结余。国库里的金银财宝越多，说明财政状况就越好。其主张国家集中管控财富，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服务于君主专制。这些反映在德意志地区，成为德国的历史传统。当其他国家早就打破了收支平衡，德国仍坚持财政的收支平衡，使其成为现代国家中财政上最保守的一个国家。重商主义则不断地追求贸易顺差，认为顺差大了，输入的金银也就多了；金银多了，财富资本就多了。历史上的欧洲视财政为资本积累工具，通过高额关税、限制进口等贸易保护手段，积累金银，增强国力。因此，西方传统的财政，其底层逻辑是确定性的工具理性，体现了国家中心主义与机械决定论，认为财政是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手段，且是可控的、确定性的。

（二）中国传统：“以民为本”的理财之道

中国古代的财政是儒家治国、王道仁政的核心手段，其终极目标服务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民富国强”。底层逻辑构建在伦理政治基础之上，追求社会整体的动态均衡。在主流观点体系中，一是讲求量入为出与轻徭薄赋，强调“节用爱民、薄赋敛”，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藏富于民，培养税源。二是讲求均输平准，即国家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手段调剂物资、稳定物价，调节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三是讲求义利之辨与道德约束，财政行为需符合伦理道德，主张“见利思义”，反对政府与民争利。

二、近代财政：经济学分支的“公共收支学”

近代财政从“治国之术”转向“公共经济”，为现代财政学构建了理论基石。

（一）西方：古典财政学——市场本位的“守夜人”政府财政

对照现实，西方过去认为的追求顺差就是追求财富，现在来看确实存在问题。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创立古典经济学，也从市场本位确立了财政学的地位。市场本位的财政学，要求国家职能最小化，政府是“守夜人”，仅提供必要公共服务，严格限制财政规模；税收上确立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原则，规范税收征收行为；预算上坚持“量入为出、年度平衡”，反对政府发行公债干预经济。其底层逻辑是基于“市场决定论”与“机械均衡”思想，认为市场是完美的，财政应避免破坏市场自发秩序。然而，瓦格纳发现，财政规模是在不断扩大的，这种现象在学界被归纳为瓦格纳法则，这是他从现象上归纳的，但并未解释财政扩张的机制是什么。

（二）中国近代：中西碰撞的转型期

中国近代的财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西方的近代是从1640年英国重开议会算起的，之间相差200年。世界历史划分近代、现代、当代时间的界限，与国内的划分存在差异。1840年以来的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引入西方财政理论，初步建立现代税收与预算制度。但受限于半殖民地半集权社会性质，始终未能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体系和财政理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确立了以马克思分配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财政理论，成为当时的主流。强调财政的阶级性与计划性，财政成为落实国家计划、主导资源配置的核心工具，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财政转型不仅是制度的变迁，更是国家治理逻辑与经济基础的深刻重构。

三、现代财政：国家治理的“基础与支柱”

（一）凯恩斯革命：宏观调控的“财政国家”

按照我国的划分，中国的现代财政应当是从1949年开始算起；西方的现代要更早，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一种新的制度（社会主义）诞生并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对立。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在西方的历史中，都被视为现代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大萧条宣告“市场自动均衡”破产，凯恩斯摒弃传统教条，创立宏观经济学和宏观财政理论体系。凯恩斯革命使财政从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微观走向宏观，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从微观收支管理转向宏观经济调控，这是现代财政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底层逻辑是确立了“国家干预”的合法性，并提出“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和产出水平”的核心命题。由此，政府成为经济稳定器。其主流观点中的三大支柱分别为：一是国家干预合法化。财政不再仅仅是“管家”，而是稳定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核心政策工具。二是逆周期调节机制。打破年度预算平衡，衰退时赤字扩张刺激经济；繁荣时盈余紧缩抑制过热。三是财政职能三元论。明确了现代财政的三大核心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经济稳定。

（二）新自由主义与公共选择：回归市场的“理性财政”

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滞胀，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使得新自由主义与公共选择重新回到市场。这一时期的财政学并没有抛弃凯恩斯主义，依然将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但重心偏向古典财政学主张。这与从前的官房学派、重商主义已经大不相同。其底层逻辑的核心在于对“经济人理性”假设的坚持，以及对市场自发秩序效率的绝对信任，主张最小化政府干预。如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赤字政策，主张单一货币规则，认为货币供应量而非政府支出，才是决定经济波动的核心变量；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主张通过宪政约束政府权力，强调预算平衡，防止政治过程中的寻租与浪费；供给学派强调减税刺激总供给，认为降低边际税率能提升工作与投资积极性，通过经济增长自动扩大税基，实现财政平衡。

由此可见，财政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宪政与规则问题。

（三）中国：从“经济工具”到“治理基础”

在我们国家，受西方的学科分类影响，过去很长时间以来财政仅仅被视为一个经济工具，财政学也从来都是财政经济学（也可称之为公共经济学，或政府经济学）或经济财政学（定位于应用经济学的分支，重在提供因所谓“市场失灵”而衍生的公共产品）。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工具转变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这是对财政和财政学定位的一个重大突破，是财政理论范式转变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3年），财政的核心特征为“放权让利”与“财政包干”，主要服务于“市场化改革”的启动与推进；分税制改革后（1994—2012年），中国建立了现代公共财政体系，明确了促进增长、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三大职能，财政体制与经济市场化更趋匹配；进入新时代（2013年至今）以来，财政被重新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实现了从单纯经济工具向国家治理支柱的跨越，突破了传统学科定位的束缚，成为财政理论的新范式。财政理论范式的演进也折射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四、当代财政：风险治理中的“最后买单者”

（一）范式转向：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

我们用量子力学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来看待当前的社会现实，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过去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上对世界的认知。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提出的，这也许印证了量子思维所看到的世界——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家看来是社会演化中的一个新阶段，而在量子思维的认知中，人类社会从来都是风险社会，只是生产力发展增强了人类防范化解风险和构建确定性的能力，但从未改变“不确定性”这个本质。我们能感知的所谓确定性全都是构建的，是一种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传统的认知框架使我们把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给颠倒了。在这里借用“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其内涵与社会学家的理解是不同的。在风险社会当中，财政实际上一直是“最后的买单者”，这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更加突出。《礼记》中提出的“大同世界”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财政角色，不仅仅是提供政权运转所需费用，更是风险社会的最后买单者，如灾荒救济、兴修水利、抑制豪强、强军抑敌等等，以维持社会稳定，实现老百姓安居乐业。

用不确定性认知观来观察历史和现实，国家治理的核心是风险治理，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包括政权安全、经济社会安全和国防安全等方面，财政是防范化解风险、构建确定性、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财政“基础论”）。这与确定性认知观看到的财政是不一样的，财政仅仅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社会目标的一个工具（财政“工具论”）。从财政“工具论”到财政“基础论”，实质是理论范式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转向。传统的范式是牛顿的决定论、因果论、现象论，其底层逻辑是线性因果、确定可测、机械秩序。其中，财政充当的角色主要是经济调控工具，主要用于逆周期调节与资源配置，基于可预测的经济模型进行干预。

基于新的科学理论，当代的财政理论范式应当是以不确定性认知观为基础。不确定性不仅仅是微观的，实际上整个宇宙都处于不确定性的状态。其底层逻辑是非线性、不确定性、非定域性。财政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是内生的风险防范机制，就像人身体中的血液，通过不断循环来维系人体的免疫系统。财政从传统理论范式中的“干预工具”升级为“最后买单者”，意味着财政不是局域性的，也不是外生的，更不是政府手中可随意支配的一个工具，而是通过风险反馈持续构建确定性的机制。时代背景驱动认知范式变革，全球化深入、数字化转型与气候变化加剧，使得“不确定性”世界观得以确立。这并不是说全球化、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本质，并不是被带来的。确定性是被构建的，规则和秩序构建之后，不确定性才会隐形，确定性就显现出来了。

（二）理论探索：公共风险财政学

我们过去感觉上很确定，但是现在的感觉却是整个世界非常不确定。这并不是世界的本体发生了变化，而是原先构建的确定性在坍塌，我们因此感觉到了不确定性。就像一艘船出现了故障，水开始渗入。现在人类的社会制度就像一艘船，到处都出现了漏洞。在这个时候，大家逐渐意识到，待在船舱感受到的确定性并非世界本原，我们实际上身处于不确定性的海洋之中，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而确定性仅仅是人类通过共识构建的，必须不断迭代更新。

传统的理论逻辑都是以确定性为前提的，而新的认知范式倒逼财政学的底层逻辑必须更新，要从确定性的二值逻辑（如要么归为政府、要么归为市场）转向不确定性的概率逻辑。财政政策在传统理论范式中是促进经济均衡的调控工具，往往是事后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而在新的理论范式中，是公共风险衍生的产物，属于风险防范机制，是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包括个体、集体两个层面，个体和集体的确定性都非常重要。集体的确定性与个体的确定性涉及两种哲学——集体主义哲学和个人主义哲学。在构建确定性的过程中，这两者是不能对立的，要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个体的不确定性、个体的风险无关紧要，集体的确定性、集体的风险才是重要的。要知道，公共风险是个体风险公共化的结果，而个体风险都可能会公共化，从而衍生为公共风险。个人、家庭、企业的风险都会以一种宏观涌现的方式转变为公共风险，这就使得国家不得不去应对。一旦变成了公共风险，这就会激发财政的使命，要去对冲这些风险。

从这个底层逻辑来探索，公共风险财政学的核心假设是“风险人”，超越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核心目标是风险最小化和确定性最大化。财政本质是风险公共化的“对冲机制”，构建经济社会的确定性。预算新定位是“在不确定性中预算未来风险”，锚定社会风险预期，防范个体风险外部化、公共化。财政体制是风险分配机制，决定了风险在不同主体间的分担。财政作为风险社会的“最后防线”，提供终极保障。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基于风险逻辑的新财政学旨在通过制度迭代更新设计，为社会生存发展构建确定性的安全网，确保人类的文明可以延续，不至于在各种不确定性引发的公共风险和危机中灰飞烟灭。这是求生的本能，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国家还是整个人类，都有这种求生的本能——构建确定性。

五、中国财政自主知识创新：从“不确定性”出发构筑“确定性”

财政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要以不确定性来构筑确定性。创新逻辑是超越西方，立足中国，以“不确定性”为起点，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笔者对当前的一些探索也做了分析，实际上殊途同归，旨在为国家生存发展构建确定性。一是国家治理财政学。强调国家战略主导，将财政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框架下进行重构。其实质离不开多元主体共治的风险国家观，指向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治理的终极目标是防范风险公共化，避免生成公共危机。传统正面叙事的国家治理观，如社会福利最大化，稍不小心就会引发个体风险的汇集和公共化。二是公共风险财政学。构建“风险识别—风险分配—风险对冲—确定性构建”的完整分析框架，在不确定性的本体世界中构建确定性。其财政本质是未来风险、利益关系在当下的映射，财政支撑国家治理基于未来风险演化做出当下的抉择。三是新市场财政学。提出“市场—政府”市场平台观和参与型政府观，强调财政内嵌于市场机制，而非外生干预。而市场恰恰是抑制个体风险公共化的机制。以上创新逻辑与理论体系的本质，就是以本土实践为根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就是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的创新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构建人类生存发展的确定性，当然首先是构建中国自身生存发展的确定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