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经济形势，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把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放在前进和变化过程中去看，才能看清我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状况、周期趋势，以及为什么说中国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

　　下行压力是近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种宏观表现，这种表现的背后有着多方面原因，但要看到，我国正处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中，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带来结构优化升级。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必然会经历“吐故纳新”“优胜劣汰”的过程，即新动能取代旧动能，引起经济要素从一些传统增长方式中流出，转为向高质量增长方式聚集的过程。上述过程中，出现经济结构优化但宏观层面面临下行压力是正常的，关键要有对于整体态势和长期趋势的准确判断，精准施策，在科学应对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

　　一、辩证认识经济下行压力

　　2018年四个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分别为6.8%、6.7%、6.5%、6.4%。从第四季度来看，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3.5%、5.8%和7.6%，第三产业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的增速方面。第二产业在2018年下半年5.8%的增速，比上半年低了0.3个百分点，比上一年度同期低了0.1个百分点。可见，从宏观上看，我国经济存在增速放缓现象，而第二产业在增速低于整体增速的同时，存在连续放缓迹象，值得关注。

　　从消费与投资情况看，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同比增长9.0%，比上一年度低了1.2个百分点，总额则比上一年增加约1.47万亿元;全年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635636亿元，比上年增长5.9%，连续四个月呈回升态势，相比上一年度，金额增加约3.5万亿元，增速则低了1.3个百分点。总体上看，我国消费与投资的态势都是“增量企稳，但增速下滑”，在基数较大情况下，增量比增速所反映的经济意义更加直观。

　　单纯从宏观数据角度看，我国经济的确存在增速放慢现象。但如果深入观察，则会看到，经济当中不同行业存在很大的增速差异，有的很快，有的很慢。例如，2018年12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7%，其中纺织业增速仅为0.2%，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则为13.8%。两者对比可以看出传统行业与战略性新产业之间存在发展速度差异。在同一行业内部，也存在类似差异。如汽车行业，2018年前11个月总销售量为2582万辆，同比下降2.3%，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10.1万辆，同比增长46.4%。可见，在同一行业内部，也存在新动能有着更为强劲增速的现象。

　　宏观数据是不同行业加总的结果，总体增速可以看成“向前冲”与“拖后腿”的合力体现。三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使新动能得以培育、新经济得到发展，与此同时，过剩产能、过高杠杆和“僵尸企业”有序退出，使我国经济结构“重心”向新经济转移的趋势加强，传统动能在继续出清。在此背景下，总体增长仍保持中高速并处在合理区间来之不易，这说明，在两位数增长时代的主要动能已成为减速因素的情况下，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蓬勃发展，已能够为我国经济提供充足动能。

　　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过程中，让中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代替中低端和传统产业成为主要动力，不可避免会降低传统产业的增速，这是主动选择。这时，保持“增量企稳”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必然要求，但与此同时，增速下降也在预期范围内。所以，当前下行压力中的“下行”，其实可以看成“稳量”的另一侧面“降速”，而“压力”则主要来自要让旧动能中的过时因素切实出清、让新动能的发展势头真正壮大，可以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来形容。总之，当前的下行压力是前进中的压力，可以通过继续前进来化解。

　　二、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期看，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可能会增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但放在长期大势中看，我国经济的攀升势头没有减弱，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因素没有减少，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势没有改变。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至今已超过十年。十年来，世界经济总的来说尚没有走出低增长、低需求、低通胀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并存的状况，这与发达经济体总体上已不再作为全球增长主要动力源有关。发达国家总人口约十亿，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七分之一，却曾经长期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七成以上。因此，在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规则与制度、货币与商业渠道等“上层建筑”都是围绕“发达经济体是全球核心市场”形成的。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由于自身市场早已饱和，低需求状况无法改变，已难以为世界经济带来大量的新增需求。十年来，发达经济体持续依赖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结果却只得到注入了天量货币、推高了金融泡沫的效果，2018年更是出现债务加速膨胀、金融市场暴涨暴跌等危险状况，说明其“经济稳定依赖债务膨胀、债务膨胀压低增长潜力、低增长减弱经济稳定”的恶性循环仍在重复，并且正在成为长期态势。目前，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一种经济“新常态”，即以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和主权债务攀升为代价，通过持续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维系数字上的增长，这种“新常态”既不可持续，同时也蕴藏着巨大风险。

　　如今，全球增长主要动力源已转移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3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从2008年的7%上升到2018年的约16%。到本世纪中叶前，中国仍将实现至少新增3亿城镇化人口的发展进程，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化迈进的步伐也将长期持续。从世界维度看，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全球价值链位置“东升西降”的格局变化仍将深入发展，以智能化、网络化、大数据化为技术创新与扩散主线的新产业革命，在中国最具备率先展开条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从“接入”国际市场之网到开始“组网”的趋势将日趋显著，中国将在未来长期作为全球最大市场，为世界经济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把握长期大势，研判当前形势，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产业正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形成。我国增长动能正在从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从工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从数量扩张型转向创新驱动型、从资源消耗型转向绿色低碳型。在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改革处在攻坚克难阶段的当前条件下，我国经济在较短期间内较好地实现了转变增长动力、走上新的发展轨道，为下一步长期向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促进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

　　我国曾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过“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承接地”角色，并因此出现过资金来源与产品市场“两头在外”的格局，因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曾给我国造成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在此后，我国转向通过提振内需激发内生动力，以人口城镇化带动消费需求升级为主要动力的增长道路，2013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成为经济增长最大来源之后，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2018年已达59%。在需求侧动能的长期可持续性充分显现之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此局面下，我国从2016年起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来提升市场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提升产业链水平，促进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以创新驱动开启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节点。

　　从人的因素看。曾经，从农村为中心向城市为中心、从中低端行业向中高端行业、从落后产品使用者向先进产品使用者的转型过程，是中国人生命轨迹的典型写照。但如今，59.58%的人口城镇化率说明，大部分中国人已完成了身份转型，大规模“进城”带来的高速增长可能不再有，但“城里人”的消费升级需求会带来强大的高质量发展动力。其中，高端行业贡献新增就业岗位数增速比传统行业普遍快10个百分点以上，与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相关大部分新产品首先在中国普及成为趋势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到，“质”的发展正在取代“量”的扩展，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的关键特征，中国人的生命轨迹也因此跟以往不同。

　　从“地”的因素看。无论城市群之间的关系，还是城市内部“点与点”的关系，都在因交通、物流和信息的发展变得不同。当前，我国的经济地理格局正在发生快速变化。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规模经济效应开始显现，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全面提升，创新要素快速集聚，新的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农村面貌都在快速优化升级。以往城市快速扩展带来的高速增长特征正在淡化，城市空间精细化管理带来的高质量发展特征日益凸显。

　　从动能因素看。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50.9%增加到2018年的58.5%，并在持续上升。在“市场需求→设计→制造→市场营销”的价值链中，谁拥有最大规模的市场需求，谁就拥有创新的源头。当前中国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并在不断壮大，设计与制造能力也已超越模仿阶段实现自主创新为主，中国创新走向引领世界是大势所趋。目前，中国产业发展已不再依赖数量型扩张，而是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我国可以做到通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并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走向制造强国。

　　在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主的条件下，宏观增速已经不再成为发展的主要目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以此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是升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