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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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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15 16:06:00 |
阶级、人民主权与社会主义
在《建国之路》对中国革命中阶级问题的总结中，梁漱溟强调民族国家与阶级的关系，为了锻造民族国家，首先的任务是需要锻造一个阶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我们需要由此出发去进一步讨论政党政治中“公”与“私”的问题。在梁漱溟对革命党的理论中，革命是以社会的公共性为前提的，南京国民党时期“成群成党的腐化堕落”，正是其党制不成，落入“个人制”的表现，党变成私党，是其阶级基础不明确的表现，党因此丧失了公共性。那么，对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顺着这个视野再往前走。
阶级斗争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在这里，无产阶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动力，他才把自己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从此，阶级取代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理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能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31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造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推动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车轮。
对于第三世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来说，由于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的历史性缺席，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其实是一个现实中的虚体。但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去添补了这个主体位置，一是因为农民自近代以来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破产，使其成为更大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工人的实际经济地位是相对高于农民的。二是乡土中国作为传统社会主体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但是，仅仅是消极的农民本身并不能实现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使命，要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锻造成新型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把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农民运动的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这正是党的任务，也是现代启蒙主义的任务。这种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世界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激进的，是以最激进的方式对民主的实践，从民主最基本的意义，建构“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以实现最大多数人民对政治的参与，这个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必须合二为一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以中国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完成了锻造一个民族国家主体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工农联盟，它的主体是由“无产阶级”构成的人民主权，它成为第三世界以社会主义方式创建民族国家的前提。
西方的资产阶级在它崛起的时候，是以普遍性的面目出现的。正如马克思的描述，在它上升的时候，在领导全体人民反抗封建王权的那一刹间，它是社会普遍性的代表，这正是它作为一个阶级能够承担民族国家主体的历史依据，也是资产阶级政党体现出社会普遍性的时刻。但是对于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来说，却无法以普遍性的历史力量来确立自身，相反，它却是以自身的利益诉求分裂了社会的利益公共性和价值普遍性，这正是很多新兴的民族国家宪政危机的根源;是在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毛派共产党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也是梁漱溟从三十年代起对国民党广泛批评、对中国宪政历史不断反思的历史依据。
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阶级与主体性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是“社会”作为主体还是“人民”作为主体?--这是共产党与梁漱溟的分野。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离开人民的推动就会倒退，在这个意义上，反“封建主义”是必然的，它与反帝国主义同样重要。毛泽东思想的要义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从“工人阶级”转化为农民阶级，是以“无产阶级”作为内在的逻辑转换依据。因为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历史的正当性和道义性，从而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合法性地位，而阶级斗争则联系着国家主体性的建构这一重大问题。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构建过程来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用“无产阶级”作为公共性的价值源泉，来锻造以“人民主权”为主体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公共性和普遍性，正是因为马克思的经典表达：无产阶级是以消灭自身为历史诉求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阶级的诉求同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诉求，最激进的民主诉求。人民是新社会的主体，阶级斗争是保证人民主权的必由之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主权的权力主体，才能消灭产生贫富分化的社会机制，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的“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再是经济地位的现实表达。但是，为什么一个实际上消灭了阶级差别的时代却仍然要不断强调以阶级为国家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32
消灭了阶级差别的社会也应该消灭国家。但是悖论在于，一方面，我们看到内部不断的、由党动员起来的群众运动对国家机器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敌对的国际环境导致的对强大民族国家的外部需求。因此，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看问题。
首先，对外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阶级斗争理论应该从民族国家主体构建的层面予以重新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反修防修”，不断强调国际上美国之“帝国主义”和苏联之“修正主义”霸权性的压力，并时时刻刻将之与亡党亡国的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托洛斯基派作为共产主义内部的批判者，其“不断革命”的理论背后，针对的正是一个敌对的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单独出现必然导致内部专制的预见，但是因为它的前提构成了实践中的取消主义，则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受到严厉的批判。
其次，对内方面，阶级斗争是作为政治性存在的党和作为官僚行政体系的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体现，党需要不断地强调与群众的联系来强化和巩固其合法性地位，并以此方式抑制官僚体系在社会肌体中的扩张。这些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互相制约和悖离，并一波接一波地传递到中国的社会内部，强制性地形塑着中国社会关系，不断引发党内和社会内部的冲突。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幻，这种内与外的互相影响和制约就经常处于变动的状态中，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经济时代之对外“闭关锁国”与对内“阶级斗争”是方式而不是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社会统一意志和党的统一意志，对外抵御最强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以维护国家统一，对内则一面需要抑制现代国家机器自身的腐败和蔓延，一面却要促进人民发挥主动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个意义上，对“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动员方式的依赖，正是对作为主体的“人民”的依赖。国家与社会在政治层面和行政层面的不同体现，就是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相对于“公民”的同质化，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平等无区别的人，以及建立在公民基础上的消极自由;“人民”强调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作为政治主体的能动性，以及建立其上的积极自由。国家属于人民，意味着“人民”高于国家，只有坚持这个立场，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国家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反国家主义的，虽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锻造来自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动力，但是中国革命既是民族革命，更是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正是民族革命得以成功的条件。计划经济时代以阶级斗争形式所表现出的反官僚主义运动，正是这一社会革命的延续。
今天，执政党的理论正在转型。这一方面体现出国际关系层面上国家主权合法性压力相对减弱，或者说，一个世纪以来对外的民族革命的历史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这曾被梁漱溟称之为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内部的政权合法性的压力持续上升。因此，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层面转变为社会/经济层面，党和国家的距离开始消弥，使得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议题，其政治合法性来源日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阶级话语从官方话语中消失，作为主体的“人民”崩解，党群关系断裂。经济话语的强制性，替代了阶级话语的强制性，并上升为新的政治正确性。对地方官员的考察和提拔，建立在地方GDP的发展指标上。发展主义盛行，使得“大跃进”中泛滥成灾的经济数据浮夸风再度盛行，环境污染和资源急剧消耗，“经济”成为吞噬社会的怪兽，乡村社会解体骤然加剧，城乡分裂日渐严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三十年代梁漱溟对中国政党问题的批评，再度在中国的新的历史语境下获得意义。官本位和腐败，利益群体对国家的操控，使得去政治化的政治成为今天的历史困境。按照汪晖的描述，它表现为工农主体性的取消，国家及其主权形式的转变和政党政治的衰落。33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革下，三十年代以来梁漱溟对中国社会乡村本位的思考，对城乡经济、社会与国家问题的理论讨论和实践，对1927年之后国民党政党政治失败的批判，再次成为今天的警世钟。
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区分欧洲和东亚市场发展道路的时候，认为欧洲的道路“并不是由于它拥有数量更多的资本家，而是由于资本家拥有更大的能量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取自己的阶级利益。马克思将斯密的‘非自然的’道路定义为资本主义道路，在这里，这种更大的能量把政府变成了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34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阶级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消解了，而是相反。我们需要在这样的结构中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与人民主权的关系，剥离对“人民”的阶级性界定，“社会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还是可能的呢?
今天，政府公权力在与资本结盟的过程中不断蔓延，它导致的社会冲突反过来成为国家权力强化的理由。在“人民”主权消泯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再度浮现。其中，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关系，却成了今天理论界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现实来源和理论表达，这正是理论的短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和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注释
1 [美]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另见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9页。
2 15 16 17 18 19梁漱溟：“中国建设之路”，《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1、321～337、336～338、350～351、349、387页。
3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2～44页。
4 28 30 [美]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3、249、43页。
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4～405页。
6 7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40页。
8 秦晖：“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
9杨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开卷有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0~344页。该文对四十年代末中共土改政策的推进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作者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共发动农民的法宝，但也正是因此，导致了农村中土改过程的暴力失控，但这并非中共目的，相反，它超出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预料。关于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和农民利益之间保持平衡的描述，还可参见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该书描述了抗战期间晋察冀根据地减租减息的动态历史过程。
10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年，第634、652页。
12 13 14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3、580、581～582页。
20 梁漱溟：“‘中国建设之路’附记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第413页。
21 梁漱溟：“参加土改时一次发言草稿”，《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8页。
22 23 24 25 26 27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4、240、325、344、445、446页。
29梁漱溟：“在‘中国宗教伦理和现代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4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页。
31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见《列宁全集》( 第三十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32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三联书店， 2008年，第2页。
33 [意]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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