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进程中增进民生福祉和加强社会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生活品质集经济、社会、文化、精神于一体，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需要统筹考虑生活品质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探索影响人民生活品质的各种因素，解决好新发展阶段有关民生福祉和生活品质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立足中国国情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线，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九部分把“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尤其是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增进民生福祉和加强社会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这是在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和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民生福祉”和“生活品质”。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均集中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上。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生活品质”这一提法和概念内涵，对加深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生活品质集经济、社会、文化、精神于一体。生活品质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并为各国共同采用的发展维度，指的是人们享受物质生活的水准和有关物质享受的主观感受、满意程度，包括客观的生活品质和主观的生活品质。一是客观的生活品质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给人们带来的经济收入，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人们获得的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各类服务。主观的生活品质则指人们对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带来的经济收入以及对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获得的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的主观感受、满意程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们通过获得经济收入和服务得到满足，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在个体身上得到最终体现，生活品质得以实现。

　　二是生活品质是一个集经济、社会、文化、精神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道出了生活品质的主客观性及复杂性：“你可能比较富裕，但并不健康。你也可能很健康，但并不能过上你想过的日子。你可能过上了你想过的日子，但并不幸福。你也可能过得很幸福，但并没有多少自由。当然，你也可能有很多自由，但没有取得多少成就。”阿马蒂亚·森通过这样一段表述，揭示了生活品质的内在逻辑和特点。

　　三是生活品质也会体现个体和群体的生活特征。个体的生活品质是个人对自己身心健康状况和所处经济社会环境的感受，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以及对社会的反馈性行为。个人层面的生活品质，主要包括经济收入、身体健康、家庭关系、邻居关系、工作状况、娱乐休闲，等等。由于每个个体的生活追求、价值观念、文化背景、所处制度环境等不同，因此不同个体对同一事物的心理感受也不一样。但个体生活品质也存在一般性，例如，几乎每个个体都会追求舒适的生活条件、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等。个体不能离开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生活品质改善是个人、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群体生活品质是某一群体集体生活品质的一般表现。群体既可以指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集合体，如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也可以指生活在某一区域内的集合体，如社区居民、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特定国家的公民等。群体的生活品质可以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老年人生活品质、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必须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主观感受。同时，要了解各个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和主观感受。个体生活品质与群体生活品质既相互联系，又具有各自的特点。个体生活品质是群体生活品质的基础，群体生活品质是个体生活品质的集体体现。

　　生活品质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要强调“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一是把“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判断和对人的全面发展意义的高度重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等重要理论。

　　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可以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基本的、第一层次的要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生产劳动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人，批判地吸收了近代西方哲学关于身与心关系的学说，揭示了人不同于动物的基本社会特征，把人看作是身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述了人的意识、思维、情感、意志在指导、推动、调控人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把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理解为人的智、德、美和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的全面协调发展。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全面健康发展是人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第二层次要义是人的活动能力，其中首先是生产活动能力。生产活动能力是由人的身体与人的精神相统一产生的结构，是人的身体和精神全面发展在人的活动能力上的具体表现。人的活动能力多方面发展可以明确且具体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程度。马克思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全面、充分、自由的发展，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第三层次的要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表现，是人类实现自我完善的崇高理想。具体来说，人的身体和精神的自由发展体现在三个层面：自由时间的运用；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地支配和控制社会、自然界和人自身。人们的主观感受，一方面来自他们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分享；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自由选择，包括对时间的自由选择和对自身发展的自由选择。

　　三是在对生活品质的评价中，闲暇时间是评价自由选择和对自身发展的自由选择的重要尺度。在把单纯经济增长作为目标的社会，一个人人忙忙碌碌，为生计和物质奔波，是不会有很高生活品质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的现实人，才具有人的需要、人的本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生活品质提高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生活品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883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5698元，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迈上新台阶。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提高生活品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经济学家罗斯托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人类生活，提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分为五个不同阶段，包括传统社会阶段、经济起飞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经济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一般来说，这五个阶段依次更替，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过程。罗斯托认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并非经济增长的终极，只是反映了数量上的消费特征。罗斯托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对经济增长阶段进行了补充，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追求生活品质阶段”，至此，罗斯托把生活品质概念引入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按照他的理论，在“追求生活品质阶段”之前，主导部门以工业为主体，组成耐用消费品产业。社会进入“追求生活品质阶段”后，主导部门以服务业为主体，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主导部门主要由提供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的各类服务、劳务部门组成。根据罗斯托的理论，“起飞”和“追求生活品质”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两个重要“突变”。“追求生活品质”是工业社会中人类生活的真正突变。人类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追求生活品质，只是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人们的追求方式、内容、程度、重点有所不同。

　　三是经济增长本身并无好坏，但经济增长给人类带来的结果是有好坏之分的。在这个意义上，应当把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基本要求，必须从经济发展能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福祉角度审视经济增长，审视的标准之一就是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品质是人类的经济自觉。阿马蒂亚·森提出，“生活水准并不是一种富裕的水平，即便生活水准之一尤其要受到富裕程度的影响”。他指出，经济增长与富裕、福祉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在实施经济社会政策时，应努力处理好经济增长与人民福祉、人民生活品质之间的关系，使发展成果造福于全体人民。

　　四是生活品质既取决于物质生活，也取决于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满足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对个人在市场竞争中能否获得有利地位和较高经济收入所产生的影响不断增大，科学技术和文化需求呈日益增长趋势。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除关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外，还需要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致力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各方面的能力、文化素质、道德品质，以及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生活品质与福祉概念密切关联。福祉就是满足人们基本需求和生活保障的商品和服务。主观福祉是生活品质的内在要素，也是社会政策的基本要求。要通过对人们主观感受的认知和判断了解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态度，适时调整社会政策，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统筹考虑生活品质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生活品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生活状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准的同时，不断改善人民的精神面貌。一是坚持生活品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有机统一。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必须在充分深入调查研究人民群众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鼓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管理，实现包括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内的各类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有效供给，以保障实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目标。

　　二是把幸福感作为评价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幸福感是最近几年社会上谈论民生福祉、生活品质时使用较多的概念。幸福感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也代表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评价，包括幸福、愉快的感情体验、生活满意程度以及不愉快的情绪和情感。作为衡量个人和群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之一，幸福感是反映社会心态的“晴雨表”。幸福感是主观感受，也是对生活的全部投入和享受。学术界把幸福纳入更广泛意义上的“主观感受”研究和“生活质量”研究中。关于幸福感的成因，可以从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这两个方面分析。客观因素涉及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外部客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支持（例如，正式的社会支持、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等）、环境条件（例如，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等）。影响幸福感的内部（个体）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健康状况、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会关系，以及年龄、性别，等等。影响幸福感的主观因素主要是人格特质、自我效能感、认知模式、应对方式等。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把客观测量与主观评价有机结合。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必须坚持生活品质的主观评价与客观测量有机统一，这是把提高生活品质目标落到实处的重要政策工具。一是生活品质的测量和评价，一方面，必须充分评价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物质产品供给和各类服务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要求。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埃里克·阿拉特提出了一个衡量生活品质的方法问题：“所有社会指标的建构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在评价人类福利水平中，我们应当依赖客观的外在状况的衡量标准，还是依赖通过公民个人主观的评价。”人们通常认为，“主观福祉是一种态度，它由认知和情感这两个基本层面组成”。实践中，生活品质评价必须统筹客观与主观，这也是各国的通常做法。

　　二是人们的生活品质既与生活物质条件有关，也与对生活主观满意程度有关，其中任一方面都只能构成反映生活品质高低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把二者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反映生活品质的好坏情况。

　　三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各级政府需要从历史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思考全社会的生活品质，而不是仅关注某些个体的幸福状况。生活品质涉及幸福指数、社会秩序等方面，也必然会涉及个人的生活现状和消费文化等方面。现实生活中，个人消费欲望永无止境，个人需求实际上并非完全由自己，而是更多由市场主导。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政府要超脱单个人、单个利益群体的福祉，使自己有别于市场，关注更长远、更宏观、更整体、更全面的群体福祉、生活品质。包括政府在内，如果全社会仅考虑某些个体的幸福，就会使全社会的生活品质大打折扣。只以某些个体幸福为核心的福祉会使人们变得贪婪和自私，甚至危及子孙后代的未来。

　　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影响人民生活品质的各种因素。提高生活品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一是综观生活品质的历史和相关政策，我们会发现若干评价方式，诸如人们对于社会福祉的感受、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文化品质等；又如，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如何影响个人和全社会的生活品质，以及计量方式的进步和变通，等等。一般情况下，人们用客观生活品质、主观生活品质或生活满意度来计量生活品质。生活品质不仅意味着有很好的生活，也包括拥有生活的意义、实现人的潜能、感知生活的价值，等等。如前所述，个体的、主观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个体的基因、环境、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这些因素的组合方式。基因主要通过性格影响人们的福祉，但基因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人们的教养、个人经历、甚至生活环境等均会改变人们的性格和个体生活品质。

　　二是继续深入探究影响生活品质的各种因素。研究发现，下列方面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完美的婚姻、好朋友相伴、收入颇丰的工作、足够的储蓄、美食、体育锻炼、充足的睡眠、闲暇安逸、精神饱满，等等。另外，乐观主义、相互信任、自我尊重、自立自强，充满感激之情、友善生活的精神、工作目标明确、归属感、积极向上的世界观等也会使人们感到更加幸福。这些幸福生活的组成要素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也取决于社会条件，以及政府的政策。一些人坚信强劲的、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和责任，还坚信财富是高质量生活的坚实基础。但历史和现实证明，财富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福祉的改善，生活品质取决于个体状况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从这个意义上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即推动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解决好新发展阶段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生活品质的重点、难点问题

　　全面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极大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集中表现。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江泽民同志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提出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出“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的重大决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深思熟虑、与时俱进的孜孜追求。我们党用接续奋斗的实际行动切实兑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聚焦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生活品质的着力点。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看，收入、就业、物价对人们的幸福感影响较大，因此，做好新发展阶段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工作，要立足实际，体察民生，关切民情，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扩大就业，创造条件鼓励支持居民消费。

　　其一，不断提升居民的社会恢复力。要重点关注人民健康、未来就业、数字化发展和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等对人民生活品质的影响，把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向新高度。一是注重疫情影响，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人类历史上，疫情、灾害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曾经促成了一些积极事件，例如，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的召开，国际法庭的成立，等等，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完善。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平稳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但全球疫情仍在流行，病毒还在不断变异。在此关键时期，要关注人们的生活品质尤其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因为“与生理疾病患者不同，心理疾病患者内心往往藏着非业人士肉眼看不见的创伤”。“传染病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引发恐惧、焦虑和大规模歇斯底里的情绪，并挑战社会凝聚力及人们共同管理危机的能力。传染病会造成社会撕裂与个人创伤。”有学者对历史上疫情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一些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年，会大大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疫情在不同区域可能会周期性出现。有鉴于此，当前我们要“盯紧关键环节，做好风险人员管控，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再推进再落实。要加强疫情监测和常态化预警能力建设，健全疫情监测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及时准确作出预警并采取必要的紧急防控措施”。

　　二是不断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提高应对意外挑战和风险的能力。经济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战胜各种风险的信心。只有不断增强信心，才可能扩大消费。网络时代发生在个体或群体身上的事件会通过社交网络迅速传播，甚至被放大，且放大的程度和速度前所未有，影响也会以更大的烈度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我们应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

　　三是在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经济逆势前行，以促进发展、增加就业。首先，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其次，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在联系日趋密切、竞争日趋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中，为民营企业发展找到更多方案。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制定兼有短期和长期的战略和措施。

　　四是关注特殊群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鲜明特点，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老年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比重过半，因此，中国很难照搬别国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坚持积极老龄化观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龄社会治理共同体，综合施策，应对人口生育压力、人口老龄化。

　　其二，推动高质量就业。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不断提升就业质量。一是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是影响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因为“没有工作就会导致孤立，这种孤立的生活状态很难或根本不可能使人过一种满意的生活。然而由失业引起的幸福水平的明显降低并不局限于收入方面的损失。事实上，即使减少的收入或其他与失业直接相关联的损失得到了补偿或冲抵，但失业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忧虑”。就业问题既是客观问题，又会产生主观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不断扩大就业容量。2023年，要把抓发展、稳就业、促就业摆在重要位置，全方位落实就业服务政策，提高劳动者技能，保障就业稳定，特别要关注重点社会群体的就业。

　　二是抓紧研究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给就业带来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危机及随之而来的社交隔离措施，令创新和技术变革进程突然加速。聊天机器人（通常与亚马逊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Alexa采用相同的语音识别技术）和其他可替代一般人工劳动的软件正在快速推行。这些因需要（如实施卫生措施的需要）而引发的创新应用很快会导致成千上万乃至百万的工作岗位流失。”学界对这种发生在国内外就业领域的新情况需要跟进研究，实务界应在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生活品质提升前提下，合理使用人工智能。例如，数字化技术将为全新的医疗模式提供技术支撑，基于各种高质量信息，医生根据自己的诊断和病人的记录，采用人工智能辅助，可大大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许多手术可以通过机器人完成，机器人也可以承担某些护理任务，如提醒病人服药等。这些都会改变医疗服务模式和结构，也会对相关就业产生深远影响。

　　三是面对科技革命的挑战，加快教育体制改革。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教育改革创新是关键。信息化、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各国数据表明，技术进步是发达经济体技能水平、劳动者工资降低的根本原因，能从技术进步中受益的主要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教育问题将是科技创新时代的关键、核心问题。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教育都是根本性问题。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坚定不移推进教育改革，培养具有创新性思维、开发能力强的科研人才队伍。

　　四是高度关注年轻一代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交流互动，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解决好就业问题，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就业问题。在所有年龄组中，要特别关注“Z世代”对经济前景的看法，努力增加其工作机会、增强其信心，为年轻世代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创造活泼的个人精神生活环境，最大限度地避免“内卷”。

　　其三，在提高收入水平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无论是扩大就业，还是扩大消费，都必须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是增加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努力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首先，增加收入，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关键。必须抓住总需求不足这一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其次，扩大消费必须稳定扩大就业、保持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再次，针对不同群体，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最后，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正确处理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公益事业发展。

　　二是在消费问题上，有必要研究日本在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阶段后出现的“消费困境问题”。日本市场研究所董事长松田九一认为，“厌消费带来的不仅仅是负面影响。这一代人抑制支出产生的结果是存款数额的增加。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推进和老年人收入的降低，存款等资产的耗尽会导致储蓄率降低，进而会使投资在设备等硬件上的资金不足。”日本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生育率降低和年轻一代消费减少会影响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此同时，随着信息社会、智慧社会的到来，人们的消费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影响。要鼓励年轻一代奋发向上，“特别是勤奋，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价值及伦理受到极大重视”。

　　结语

　　前进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五个重大原则”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发出的号令，也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同时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