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早地提出了近年来的通胀类型发生的变化，所以应当用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来治理的观点，所以当有人撰文批评把通胀分出“结构型”、“输入型”，从而不利于宏观调控的时候，我就有点不自觉地要“对号入座”，忍不住要出声辩驳，这绝不是出于狭隘的自尊心理，而是觉得不说清楚这个问题，的确不利于中国实施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
　　反对的观点认为，通胀的类型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货币超发，因此治理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收紧银根，正像牙痛一样，“牙痛就是牙痛，哪有什么结构型牙痛”。
　　具体的反驳观点，一曰：成本都是买进来的，所以导致成本上升的唯一因素就是货币超发，因此就没有什么因成本上升而导致的通胀过程。
　　货币多了当然会引起成本上升，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是否成本上升都是由货币因素构成的，难道就没有独立于货币而引起成本上升的因素吗?其实在初级产品生产中，由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发生变化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形成“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早就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也早就形成了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举一些例子来说，在煤炭生产中，由于开采深度增加，按照目前的技术规范，深度每增加100米，就必须增加一级提升和通风等设备，到达一定的深度后，还必须从木支护改变为金属液压支护才能保证安全生产，支护材料的使用密度也必须成倍增加，所以采煤成本是随采煤深度的增加而不断上升的，这是采矿业的常识。目前中国的煤矿平均井深已接近500米，而且近年来超过千米的矿井也越来越多。由此可知，一个煤炭企业所拥有的矿山，一开始的确是企业买来的，但是在买来后的开采过程中，开采成本却是不断上升的，而这种成本上升的原因只与自然条件有关，与货币无关。
　　农业生产中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更明显。由于耕地是有限的，而且还在不断减少，所以在中国如果要想增加农业产出，就只能依靠对有限的土地不断增加投入，但是增加的投入却并不能总是获得与以前一样的产出回报，就表现为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要快于农业总产出的上升速度，从而挤压了农业生产利润，而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纯收入水平，就要通过提价方式向农产品消费者转移这种成本上升负担，这就构成了中国目前由农产品涨价所推动的“结构型通胀”。从实际情况看，1999~2010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年递增率只有0.5%，但化肥施用量年递增率却高达4%。
　　所以，决定生产成本的绝不是仅有宏观货币供应量这一个因素，而我所提出的成本推进型通胀，正是由工农业生产中因自然因素变化所导致的成本上升因素带来的。而我之所以提出加息不能阻止人口增长，也不能增加土地供给，就是要说明货币变量不可能改变自然因素，因此对由自然因素变化所导致的通胀过程是无效的。
　　二曰：不存在什么输入型通胀，因为如果通胀发生在中国外部，则不仅会提升进口价格，同时也会提升出口价格，假设进口价格提升了50%，那么把人民币汇率也提升50%，进口价格就不会变动，而汇率提升会抑制出口，但是由于外部的通胀因素也把出口价格水平提升了50%，所以即使出口量减少了50%，出口金额仍然不变。
　　账这么算当然很清楚，但问题是假定了一个进出口价格都能够获得同幅度提升的前提。然而实际情况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近年来的通胀发展过程中，都是上游产品大幅度涨价，而下游的加工业产品涨价幅度要小得多。从中国PPI指数看，2005~2010年上涨幅度为18.8%，其中采掘工业上涨幅度为88.9%，原材料上涨幅度为36.2%，加工工业仅上涨了8.7%，可见在过去6年里，上游产品涨价幅度是下游产品的整十倍。
　　中国是一个加工型的贸易结构，大量资源需要进口，出口则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体。2010年在中国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比重高达95%，初级产品仅占5%，而在进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69%，初级产品则占到31%。由于国际市场也是上游产品大幅度涨价，下游产品涨价幅度有限，所以对中国这样的进出口结构来说，就是进口商品的平均涨价幅度要显著高于出口商品的涨价幅度，比如今年1~5月，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升了16.7%，而出口价格指数只上升了9.4%。从主要大宗进口商品的单价变动看，初级产品涨价多而工业制成品涨价少的情况就更清楚，比如今年上半年，进口原油上涨了33.2%，铁矿石上涨了42.5%，粮食上涨了31.7%，而进口汽车价格只上涨了11%，集成电路价格还下跌了4.9%。
　　可见，输入型通胀对中国这样出口类型的国家来说，是确实存在的，我们不能用假设的前提来代替实证分析，更不能作为制定宏观政策的理论依据。
　　三曰：同样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可日本也是加工型贸易格局，CPI却是下降趋势，国际通胀就是输入不进去，可见中国的通胀也不是输入的，而是由于国内货币超发造成的。
　　近十年来，日本进入了长期的通缩过程，消费物价水平的确一直在下降，但这并不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日本就没有影响，因为从日本的PPI看，在2005年以后也同样发生了大幅度上涨，在到2008年的四年中总共上涨了13.4%，其中原材料价格指数更是大幅度上涨了66.3%。可见，日本的消费物价上不去，原因并不是国际大宗商品到了日本就碰到了铜墙铁壁，只能卖个低价，而是在从上游向下游产品传导时碰到了阻滞，这个阻滞，就是日本在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而这个停滞强烈压制了国内需求，使上游产品的涨价压力无法向下游产品市场释放，所以就改变了形态，变成了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的下降。例如，尽管自2005年开始，日本经济显露出了一些复苏的势头，但是2008年与2005年相比，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还是下降了2%。
　　所以，日本是一个特例，不能用日本来说明加工型贸易国家都不存在输入型通胀，看看韩国、台湾和印度、越南等这些同属于加工贸易的经济体，目前通胀已经发展到何种严重程度，就知道输入型通胀不仅对中国，并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事实。
　　如果用日本的情况来说明货币与通胀的关系，我想更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即使货币超发得在多，也不一定会引出通胀的结果，反而可能是通缩。现在大家都在指责美国不断搞QE(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但是QE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日本人的专利，日本人在本世纪初开始搞QE，而且实行了长达十年的零利率政策，2001~2008年日本狭义货币M1的增幅高达63.7%，但同期按现价计算的经济增长幅度连1%都不到。货币增长率超前于经济增长率70倍，可不仅没有发生通胀，反而却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通缩。有了日本这个案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货币超发不仅可能与通胀同行，也有可能与通缩同在。这个客观存在应该对那些坚持只有货币超发会导致通胀的人有所启发，因为这些人是从通胀这个现象来推断是存在着货币超发问题的，然而如果货币超发都可能与通缩并存，通胀就不可能有货币以外的原因吗?
　　是否存在由货币超发所导致的需求过旺，不仅可以从通胀的态势看，也同样可以从经济增长的态势看。因为如果存在着由货币超发所导致的需求过旺，则除了会导致通胀这个现象，也必然会同时引起经济过热，但目前的情况可不是如此，是通胀在四次加息后仍然强劲向上，而增长却在节节下行，（表略）
　　显然，如果存在需求过旺，经济增长是断然不会取下行趋势的，而经济增长的曲线下行与货币的曲线下行趋势相一致，却都与通胀曲线向上的趋势相反，则正好说明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成功地收紧了宏观需求，从而才会对增长形成了抑制，而由于推动通胀上行的原因不是货币需求因素，所以并不受宏观需求紧缩的影响，当然要继续上行了。
　　我之所以要不断写文章强烈反对继续为反通胀而收紧货币的做法，就是因为这样反下去是没有用的，不仅没用，反而有害，因为经济的内生性收缩过程实际上自去年就已经开始了，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美、欧等经济体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时刻正在逼近，世界经济再度衰退的“双底”态势已经显现，中国也已经受到了影响，比如中国出口总值从3月份以后就逐月下跌，已经从3月份35.8%的增长率跌到6月份的17.9%，其中对欧盟出口增长率已从一季度的17.1%下跌到6月份的11.4%，对美国出口从一季度的21.4%下降到6月份的9.8%。若剔除出口价格指数，6月份当月的出口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不足7%，已经开始显著低于经济增长率了。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如果继续为了反通胀而实施货币紧缩，不仅反不下通胀率，还会使经济增长下跌的更快，就要重复2008年上半年的错误了。
　　6月份的工业速度显著反弹了1.8个百分点，但这个反弹更应该看成是季节性波动造成的，6月份工业速度特别高而7月份又特别低，自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月度数据以来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了。更可信的应该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PMI数据，而6月份PMI显示的是工业生产指数回落了1.8个百分点，而且PMI已经是连续3个月回落，并且已接近50%这个扩张与收缩的边界了。最近汇丰银行公布了他们编制的7月份中国PMI指数，已跌破了50%这个边界值，下降到48.9%，一般来说，汇丰的数据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相差不大，所以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收缩过程已经开始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收紧的宏观经济取向，就更不是正确的选择了。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经济变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因此沿用传统理论来诠释当今的问题，就难免要出错。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当新事物出现后，人们需要一个过程去认识，所以认识永远是滞后于实践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新事物，不断地用新认识、新理论来更新就认识、旧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对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才是有有益的。
　　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运动方式，所谓运动方式的不同，是从一事物与它事物不同的联系方式表现出来的。从货币与通胀的关系来说，如果存在着货币超发现象，则如上所述就会不仅有通胀发生，也会同时有经济过热现象，现在的情况却是只有通胀而没有过热，就说明通胀与总需求的关联方式已经有了新变化，通过这个新变化，我们就知道了目前的通胀具有新的本质与特征，就需要用新的办法来解决才会有效。如果不去认识这个变化了的实践，而硬要沿用老办法来治疗新病，就会是现在这种怎么收紧货币也压不下来通胀，却伤害了增长动力的结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是经济增长的最理想状态，因此不是经济增长的常态。改革开放这30年中，80年代通胀率年均是7.4%，90年代年均是7.2%，只是在2003~2006年这四年里，我们才经历了经济增长率超过10%，而通胀率在3%左右这么一段短暂的好日子。从看国外，发达国家有3%的增长率就算是高增长了，而欧洲央行把2%的通胀率作为其干预物价水平的上限，也就是说，欧元区是把3%的增长率与2%的通胀率并存作为正常状态的。如果把这个增长率与通胀率的比例关系搬到中国来看，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9~10%的时候，有6~7%的通胀率相伴随也该是正常的情形，更不用说在经历次债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央行为了救市都放出了天量货币，从而提升了全球的通胀水平。在这个背景下，前一段时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放出话来，要提高对通胀容忍度的上限水平，可能会提升到3~4%。因此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来说，把通胀率破“5”作为必须进行紧缩宏观需求的界限，就应该重新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