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
制度规则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非个人化(impersonal)，这是否意味着“见物不见人”?本文试图回答——制度是否关心人，是否存在制度品德——等相关问题。文章论述，制度是公共品德的实践形式，它对行为预期的影响具有道德涵意。把制度和道德以及人割裂开来，有制度环境的原因：一些不良制度的存在，误导了人们的看法。但更主要的源自内因——本体认识论上的局限：我们对人的理解及其预见性的假定。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揭示法治的道德基础，我们不仅应关注其功效方面：是否能有效解决问题，更应关注其品德方面：规则为了什么而立，基于何种伦理原则解决问题，对预期行为带来何种道德影响。
主题词：制度，道德基础，伦理原则，人性
(一)
制度有没有品德?
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因为较少看到有关的讨论。
社会学者不大接受制度的比较，可能出于以下原因：其一，不愿意把制度看成一种可比较“质量”的“产品”，这太经济学了，他们宁愿声称制度多元、独特、且具有地方性，和解决当地的具体问题有关。各地的具体问题不同，最多是比较制度的效力，其品德怎么能比较?其二，认为制度以限制，约束，甚至处罚为特点，与德治属截然不同的东西，而后者才与品德有关。比如中国学界有大量讨论暗示，儒家与法家存在治理原则差别：教化与处罚，此提法本身就含有道德褒贬的意思。其三，学界主流的“进化与分化”认识，强化了普遍的规则中立看法，认为人类早期社会的特点，是伦理和法规没有分化，比如孝道既是家庭伦理，也是家规训戒，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伦理和法规的分化出现，这意味着，规则之治不再等同于伦理之治。如此逻辑，才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需要“统一”之说法，因为它们进入近代后逐渐不够统一了，所以才有必要特别强调。有关的论述还传递了一种“高下”分类信息：规则较之品德是更低下之物，认为规则，尤其是市场社会以来的规则，对于传统品行是一种损害。
这些想法正在知识界蔓延。但我困惑于此，而且愈发强烈。
在北大开设的《中国社会》课堂上，我曾经给同学放出一个短片视频，内容有关中部基层一个城镇招收公务员的案例：很多青年报名，经过笔试和口试后，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录取者，是当地干部的子女或者亲朋子女。在课堂讨论中，面对多数学生对这一行为的“理解和可接受”表示，我提出问题发起讨论：这么做有什么损害?有人起立回答：损害了那些考得不错，但未被录取的人。有大约100位本科学生在座，他们踊跃发表看法。其中声称“不可接受”上述做法的学生人数较少，在辩论中呈明显的弱势。我发现讨论逐渐把问题转化了，它变成：这么做究竟损害了谁?然后便是如何取舍，哪种人当公务员后可能工作的更好，比如可利用资源更多，相比于那些受损者，是不是一个更值得的做法，等等。就这样，一个原则问题转化成一个效能问题辩论。
这种转化绝非偶然，它和我们的认识方式有关。这种认识假定，言之损害，必须得有具体的对象：人(person)，及可见的利益(当公务员)，反之，对抽象之物，比如规则或原则，因为缺少具体的受害人，难以捕捉可见的利益受损，就构不成“不可接受的损害”。举个例子，一些同学做保研或出国申请，需要较高的学分记录，他们要求老师给自己改成绩，并认为这么做是双赢：老师助人求学，学生得以深造，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不少人认为，这种“破例”要求虽然违规，但不违反做人道德，因为它没有损害什么可见之物，却有具体的受益者。
真的没有什么受到损害吗?我感到，社会理论研究需要明确阐述，现代社会条件下道德和制度规则的关系。即，非个人的抽象之物(制度规则)是否具有道德原则?如果没有，它基于什么而立?如果有，它是否是关心人的?
(二)
一些理论工作已经在有关领域进行，得出不少有见地的看法。
其一，为什么社会道德需要约束?桑德尔认为必须，因为道德的维系和群体生活有关，更与群体间形成的规则有关，如果没有根本性的社群约束，道德观念必然会漫无目标，放任自行。2显然，这里所谓约束的存在，是为了巩固共有的道德，避免道德观念“放任自行”。
其二，承认自利的制度规则，比如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就不道德?赫希曼认为否，因为这一体制区别出了欲望和利益两种东西，虽然欲望可能让人作恶，但由于认识到不这么做更符合他的利益，恶行欲望就有可能收敛。3因此，承认并规范利益是一种道德上的进步，因为它可以限制恶行欲望。
需要留意，上述两种观点，是在两个规则环境下的结论。如同斯科特(James Scott)和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辩论，前者谈论的是村社共同体环境下的道德，后者谈论的则是个体竞争环境下的道德，并不构成真正的针对性，因为他们所说的生存道德差异，是两种社会关系(环境)的产物。
认识到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道德的运行须有社会基础。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人类必定对新环境做出反应。相关群体变了，原有规则对于道德行为的约束减弱，是转型社会特有的问题：人们或者已经离开了传统共同体，进入新的关系环境，或者介于两种关系环境之间游走。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经济活动没有广泛地进入大众生活，传统组织形态保护了多数人，也广泛地定义了他们的生存方式：
他们不必担心，持续而清晰的、一目了然的共同体纽带、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会被摧毁或者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匿名性和流动性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危险的话，传统社会成员不受这些危险的干扰。4
传统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及其问共享规则的存在，使行动者知道怎么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是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由于关联群体不再恒定，使得原有关系群体内的规范，无法在新环境下发生作用一一最突出的例子是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新环境使传统的“共同体神话”遇到风险，当人们无法预知对“自己人”的道德投资，能否获得对方的相应回报时，他们如何通过预见后果，产生有道德的行为?
对此，经济学者较为乐观。他们相信人们普遍认为，诚实、公开、透明、对等、遵从合约的求利行为是道德的，原因是这么做有利于持久的商业活动。社会学者鲍曼也论证，人们能够意识到，实现个人的目标需要相互依赖，只有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目标才对自己有利。基于对这种“能够认识到”的确信，他断言，市场经济中存在普遍的道德需求，而且(市场经济)能够满足这一道德需求。5
然而，在新环境下，如何让行动者产生较为一致的结果预见是关键。行动者怎么能广泛认识到限制当下的作恶，会对自己长远有利?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人能够认识到短期利益有悖于长远利益，一些人认识不到，一些人认为即使有悖，眼前(确定的)利益也重要于长期(不确定)的利益，值得去争夺。比如在我生活的社区，保安人员禁止业主开车进入小区，以保护园内儿童老人的行走安全，但常有人违禁开车撞杆进入，显然他们不认为，这一禁令和自身安全这一长期利益有什么关系。
总之，怎样使人们象鲍曼设想的那样，普遍“意识到”或者“预见到”自己的长远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
故，社会理论仅仅满足于论证，“小群体道德不会是同样兼顾所有人利益的普遍道德”，在进入匿名大型社会——这种根本有别于传统生活的社会——之后，就会自动产生对“普遍道德”的需求是不够的，因为认知差异及理性局限存在，人的“预见”能力差异很大。由于这一差异，“普遍的道德需求”即使存在，也不一定当然成为所有人的选择。这就需要人类文明创造出一种东西：制度规则，以增强人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减少预见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规则的基本作用不是事后处罚，而是事前预防，它是对预期行为的治理：通过构建行为规则，使人们能够产生较为一致的预期，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
(三)
在熟人的环境下，由于相互关联度高，历史信息容易获得，相对一致的行为预期不难出现，但在关联度较低，也缺乏历史信息的情况下，约束共同体内部关系的社会道德，常常不能在新环境下起到作用。为什么如此?
比如，小悦悦事件较难发生在一个共同体环境中，这种环境使人人都会对她负有看护负责。可是，我们无法预计这种“相互负责的道德”，也能够在生人关系中自动持续。这不是因为人们(彻底)放弃了这些道德，他们回到共同体或熟人圈子里，仍然会践行这些道德，而是因为，责任通常由关系定义的惯例。在原先的关联群体内，已经形成一套责任约束规则，成员共享，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如果不遵守它，结果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他会看到并且预见到这一后果，这增强了他们发出“道德行为”的预期稳定性。与陌生社会不同，共同体群体以频繁的面对面交往和互惠着称，共同的历史经历产生了情感，人们之间的责任义务和权利，通过情感的媒介得到加强。
但在陌生社会中却不能预计存在这一媒介，因为关联群体和历史变了。有人建议，加强情感关系稳固相互责任，尽管愿望良好，可以理解，但是难以实现，因为社会关系和关联群体的范围已经发生变化，利益和价值追求多元，竞争的加剧，使得建立情感的成本十分昂贵(所以会出现伪装情感行为)。但缺少这个媒介，怎样辨认正确的合作者，怎样在不知历史的情况下知晓对方是否负责?如果道德的本质是负责，那么怎样保证对方的认识及行动，和自己在道德上一致?由于存在相对一致的结果预期，这些风险在共同体社会小很多，而新环境下的关系，不仅没有自然定义这些责任，还很方便逃避责任，对后果的一致“可预见”势必发生困难，所以人们的责任反应出现了多个面向。
这就需要一种新方法解决问题，促使互不认识，缺少情感的人增强行为预期的一致性、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办法就是建立公共规则。
公共规则的第一道德原则，是普遍共享标准和信息。它是一种约束，但作用绝非仅仅是否定或限定，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对预期行为的创造，不仅在个体和整体之间，也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它在这些“之间”创造了关联。制度规则通过明确构造——公共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关联，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联，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关联，个人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关联——来增强人们共同的预见性。如果没有这一共享，比如规则对于有些人可以私下改变，相对一致的预见性就无法建设起来。
考虑关联是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并非天然、更不是同样水平拥有。一些人需要先辨别对象才能产生责任意识，而这些对象是传统关系告知他们的。当新的关系出现，这些对象不属于传统熟悉的时，就激励不出这些责任，或者必须靠在新关系中恢复传统关系，再能明辨相互的责任。这是我们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之所以要这么做，因为需要依靠传统规则及其道德建立相互的责任。但是在陌生人中问呢?
交通规则是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开车所遇的不再是熟人，人们不可能遵循熟人礼让道德，于是产生了交规来规定各人行走时间和道路，让机会对等分配，以约束争抢道路，保护大家的安全。交通规则的共享和明示，让所有人建立相对一致的预期：怎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将承担什么责任，它背后的公共伦理，是保障所有人具有对等(而非霸道垄断)的行路权。如果有人违反交规，就是不愿与他人建立责任(乃道德)约定，尽管不一定造成了人身伤害，但也损害了公共共处的伦理。在这个意义上，交规——这项制度是维护公共伦理的途径，它在匿名的、流动的、非情感的环境下，让所有人的行为后果预期变得明确可见并且一致，以减少冲突带来的社会成本，更降低了在新环境、新对象中建立关系的成本。这一信息、标准、规则和责任的共享体系，是大范围流动条件下，社会共处的必要使然。
(四)
为什么制度规则与社会伦理有关?
首先，制度规则的建立目的和伦理有关：它是为了什么而立?它欲约束并规制的东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还是只符合少数人的排他利益?比如，医院设置的各项仪器诊断程序，是为了确诊病情，还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
第二，制度规则是社会伦理的固定形式，可以使之记忆并代际传递。比如孝道需要通过家庭养老制度延续，而无法仅仅通过个人品德延续。人际信用道德也是如此，信用水平较高的社会都有控制信用的制度规则，比如信用档案制度，原理是利用人们的理性自利，通过勾连其过往行为和未来利益的方法，促进人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利益，而对当前行为的自我约束。这等于影响了人们的预期判断，用让.梯若尔(Jean Tirole)的说法，就是运用“激励兼容”的机制，来消除非道德行为——欺骗、失信，逃税，卸责……——的动机。制度的设置让道德行为未来获益，不道德行为未来受损，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伦理就难以保存下来。
第三，制度规则提供行为预期和道德激励。制度不仅仅是约束，更是一种预期和激励供给，一些制度激励出道德行为，另一些相反。人们会根据制度设置调整自己的逐利行为。比如有统计证实，当出现限定的购房机会时，离婚率会上升，因为这么做有利于竞争购房资格。还比如生育行为，也不仅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与制度激励有关。曾经一个时期，中国的生育率较高，这与当时的两个制度因素有关：福利、机会和财产的分配(比如分房)，以家庭人口为依据;社会成员的保障(比如养老)，主要不是由本人或公共制度承担，而是由家庭成员负责。这两个制度因素，使得那些人口多的家庭，实际获益多于人口少的家庭。这激励了人们的生育动机：通过生儿育女，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机会和人生保障。
但当这些制度发生变化后，激励减弱，生育自然大幅度下降。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对多生的潜在(制度)激励弱化，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比如子女作为“财产”的意义减少，他们越来越和上一代的社会保障无关，这样，生育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就发生变化。如果生育更有利于社会或者家庭，那么对年轻人而言，就成为必须为家庭完成的道德任务，而非自己所需。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育，有人出来主张家庭价值，试图通过教化巩固生育道德，但收效甚微，原因是生育道德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改变。
能否对社会伦理产生激励，可以衡量公共政策的制定水平，但这一点很少在治理领域得到讨论。制度实际上在分配权益，这种分配自然少不了道德原则——给谁，以及为何给的理由。所谓好制度，是符合公共道德伦理的制度。好的制度都有伦理建设性，比如福利制度，在利于个人(帮助失业者)的同时，也要求失业者通过劳动、付出和负责利于社会。而不良的制度却破坏伦理，比如，如果对获得福利者完全没有要求，按需发放，卸责行为就会增加，自我负责的社会道德就被损害。在瑞士刚刚结束的公投中，78%的投票者否决了全民补助计划，正是担忧这一制度对工作伦理的负激励，所以政策制定和公共伦理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开始了福利制度改革。这些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公共政策激励国民的自立和尽责，而非按需索取，6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已经从单方面的“自然权利”，转变为“权利和责任”并重的体系。
(五)
制度的理想特征是一视同仁，针对行为而不是对象，这一点被称为非个人(impersonal)特征，它与关心“人”有矛盾吗?
有的时候有。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制度，为了治理的方便而违反人性，有一些制度试图以某种规划改造社会道德，还有一些制度为了部分或集团利益而设，而非为公共利益而建，这些制度的不良明显，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应当警惕的，是那些认为规则不必要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理由是，规则不过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它们是冷冰冰的形式，不关心人的需要。
北京市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上述逻辑的代表，即使行人违反交通规则，但如果有受伤，开车人就至少要负一半责任。市人代会曾经几度有代表提案，主张严格按照交规定责，都难以获得通过，因为“撞了白撞”，在道德上处于不利地位。不少媒体论述认为，现有的定责原则“更人性化”，因为伤者可以利用交强险的车保限额获得治疗，体现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要义，……然否?
我们必须回答这一问题：以是否违反交规进行责任判定是不是为了人?
这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人。人有两个面向，一般(共性)和具体(特性)的方面。前者，他们是一般的个体(individual)，与其他人有相似的需求，比如安全、健康、有组织负责、有法治保障等等;后者，他们是特殊的个人(person)，个性、特点、利益和价值观各不相同。这种区分不是咬文嚼字，它们非常关键，因为制度建立的基础是一般的个体，而非特殊的个人。认识人的一般性一面，将人理解为具有共同需求特征的个体，才可能将所有的人的需要关联在一起，公共规则的建立需要基于这种关联认识：你有需要，他人也有需要，你需要照顾，他人也需要照顾，你有权利，他人也有权利。关联的认识是整体性的，它的识别标准，焦点不在个体(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而在整体(所有人)。这样，在他们之间做出区分的标志，就不是对象而是行为：是否违反交规从而构成对公共秩序的损害。让规则针对行为而非对象，是公共制度的核心所在。
没有对人的一般性认识，只有特殊性认识，就会把损害看成只针对个人的，而不是危及到公共关系秩序。如同前面要求改成绩的逻辑，要求人绝没有认识到，私下改变个人的成绩位置，破坏了所有学生的利益，因为公示的判分标准改了，大家的成绩却没有更新。为什么一些人可以特殊对待?显然，如果制度规则因对象、而非行为标准而异，客观上将激励大量损害他人的行为：不守交规、赖责、碰瓷、要求特殊照顾，何以见得是更“以人为本”呢?
把人看成既是具体的个人(存在差别)，又是相关的整体(需要同等对待)，是法制社会获得支持的知识基础。人类社会之所以设计规则来克制自利，是因为认识到，这个社会并非只有自己和亲朋好友，还必须和所有的他人共处。具体的人(person)是人，一般的人(individual)也是人，这样才构成人性的整体。制度关心的是整体的人性，它的设立需要基于、而不是对立于这两方面的人性。所以，上述北京交规的责任判处，是建立在不完整的“人”性理解基础上的。
(六)
如何看待人，是因文化差别而异吗?
否，是因生活经验的限度而异。对于人性的双重性理解，并非一直就有，而是现代社会生活扩展的产物。人类的生活史是一种实践进程，其问对于人性及其道德的理解不断改变：随着生活领域的扩大，原来生活在局部地方的人，不得不与他人相处、观点对照、乃至融合，以回应新的经历和机遇带来的挑战及风险。在较为简单的社会，一般以相同习俗的社会考虑为基础，这是由于缺乏多样的经验，同陌生人互动较少，边界清晰，社会成员内部的差别不大。7这样的条件自然无从产生自己和外人的对等认识，因为没有机会把外人设想为，是和自己“类似”的一般个体，局部的生活经验无法提供这样的设想，对于界外危险的防范也对立于这样的设想产生。
对于人性的一般化认识，需要超越局部的经验才能发生。在更大的生活范围中，社会共处不得不面对的棘手情况，是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和分配，这就必然出现选择。道理很简单，对自己人有利，不一定同时也对他人有利，这些他人的需要是不是不必关照的?进入公共领域，这样的选择性问题就会产生。比如，医生的朋友要求最快的医疗，但是当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给最危急的病人——他们往往非亲非故非朋——最快的医疗?这类问题直指公共伦理问题的核心：公正是面对不同需要的道德选择，需要夸越特指的群体界限、超然于某一社会类别，尽可能具有广泛的“公共受益”性，而这些伦理，非得超越局部经验的界别限制，方能立根。
公共规则需要有超越具体利益和经验的人性认识。如果说一种制度有生命力，一定是符合整体生存的道德，一定因为它构造了生存互赖及互利性，而非任凭人们互损互害，它追求普遍合理，而非个人合理，它通过普遍的合理性保护个体安全。
这类问题不是某一类文化所特有，而是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所以，对于人的认识，不是文化差异、而是社会生活条件和经历的产物。任何完整的道德体系，必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现实社会所构造，而不能由一些先验的准则推导出来8。这符合社会学的一般逻辑：只有生活本身的改变，才会导致对人理解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特殊主义的人性理解，原因在于局部性的生活经验土壤，而不是什么独特文化使然。
(七)
回应前面提出的问题：违反制度规则究竟损害了什么?
损害了社会生活所依赖的公共伦理，损害了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损害了人们对共享预期的信任，比如自己和他人被平等对待的预期，因为一些人暗中使用了特权。这么做，使可确定的、公开的、共享的信息变得不确定，清晰的原则或预期变得模模糊糊，可有可无，公共行为的标准变得不再明确，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东西变得不再可靠。这些共享的东西属于重要的公共利益，所以违反规则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确定性、信任、原则和预期等抽象之物，虽然不同于升学、就业、好处这些具体可见的利益，但却涉及所有人关切的生存环境，它们和良好社会需要的公共伦理息息相关。没有这些东西，一项制度就不会受到尊重。
这里，迫切而又困难的认识问题是，我们为何要服从制度?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认同，认同使尊重由内而生，尊重不受法规的限定，而是受到道德限定，所以合乎公认道德原则的法规，才能立根。坚持公认需要有整体想象：将自己想象成为与它者可以共享事务的个体，坚持公认还需要有准宗教式的信念：共享的结果是广泛受益，而独享的结果是局部受益，所以只能掩盖，一旦公开，就失去可持续性。
上述讨论有什么意义?
有学者证明，与权力机构无关联的群体，比有关联的群体，更多有支持规则之治(法治)的意愿。9原因是这些群体的利益保障，不是来自与权力机构的特殊关系，所以它们支持具有“共享”性的信息和规则。这一实证研究的根据来自于业界数据，结论与人们的观察相符，但在知识界中，大量与权力无关联的个人，出于追求独特文化的秉性，似乎也不大相信法治的作用。因此，上述研究的价值，在于纠正知识人对于制度改进的态度，只有真正认识到法治具有道德基础(公共利益和社会伦理)的人，只有相信制度规则或社会政策可以比较一一除了其功效方面(是否能有效解决问题)，更有其品德方面(目的是为了什么，基于何种伦理原则解决问题，对预期行为带来何种道德影响)——的人，才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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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发在《开放时代》，2016年6期
- 迈克尔J.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中信出版社，2012
- 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对自由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鲍曼，2003：601
- N.Gilbern，二十一世纪赋能型国家：美国对私人责任的公共支持，莫道明、祁冬涛等主编，《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东方出版社，2014，pp59-77。
- 珍妮弗.皮茨，2012：50
- 珍妮弗.皮茨，2012：62、68
- Yuhua WANG，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