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和腐败从来都是万恶之源，不受到宪政制约的公共权力必然会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状况。在中国每年由于腐败和管制造成的窟窿有多大？我们可以分新旧两种双轨制来进行讨论。

　　新旧双轨制都需要检讨

　　第一种双轨制可以称为“旧双轨制”，我们大致将“旧双轨制”勾勒为以下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第二层含义，是针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使得除了国有经济以外的非公经济成分，如同水银泻地，开始奔涌壮大。由于相对保住了国有的存量，同时壮大了非公经济的增量，中国经济渐渐显露万象更新的气息。第三层含义，是针对农村大锅饭着手改革，先后推出了家庭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的，新旧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衔接，可以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来形容，在粮食批发价格逐步放开之后，中国农民的温饱乃至小康问题，有了解决的曙光。

　　但是旧双轨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胡和立同志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其考察对象为当时商品的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双轨价格差异，基本的结论是，当时这种价格双轨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运行成本，大概占到当时中国GDP的2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全部成果，还不足以填补政府腐败和管制的窟窿。

　　2004年初，我尝试对中国的双轨制重新进行了界定和测算。为区别于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旧双轨制”，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新双轨制”，它正悄悄孳生和繁衍，我们将“新双轨制”为：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

　　当时我对新双轨制下，中国经济由于管制和腐败的成本进行了计算，初步的结果是：即便忽视错综复杂的国有企业问题，仅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项，目前每年带来的损失就在11500亿，高达GDP的9%，或者说，中国经济管制和腐败的成本，几乎可以完全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进。回顾一下日本和韩国，其经济高速成长期维持的时间还不到25年，经济增长率也不如中国高，但是这两国先后都步入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中国这么漂亮的经济数据，其增长成果怎么如同注入到沙漠中的河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新旧双轨制揭示出这样的沉重话题：即中国的改革模式明显属于试图走第三条道路的模式，其成就令世界瞩目，但其成本也触目惊心。旧双轨制解决了价格并轨问题，但未解决产权并轨问题，因此，使得实际握有要素产权的权贵，可以越发肆无忌惮地攫取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两者之间的巨大租金。由于商品价格是市场决定和配置的，而要素价格却大体是行政决定和配置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租金就成为维持公共权力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概括起来可以形容为：“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经济靠劳动力。”

　　为什么我们必须反思改革？因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中国经济体制的大厦的剩余工作，绝对不是修修补补那么轻描淡写，真正的攻坚战尚未拉开序幕。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根本改革的内容日见其少，临时凑活的调控内容日见其多，以调控取代必要的改革，意味着改革的庸俗化。

　　实证研究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有力回答

　　日前，欣然看到高辉清、陶长高以及刘小钢三位博士的大作，他们对2004年由于腐败和管制导致的损失进行了详尽的估算。他们的研究包括了以下部分，第一，该研究将管制和腐败的成本细分为十多种类型，分门别类进行了仔细计算，结果显示：在2004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腐败和管制的窟窿为46787.07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比重为29.3%。这一规模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的1.5倍。第二，这种体系性的腐败和管制严重扭曲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三位博士指出，如果没有新双轨制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那么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3797，大致还处于国际警戒线之内,但是腐败和管制迅速使得基尼系数恶化为0.4650，这大约是大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最糟糕的贫富悬殊了。第三，此研究还指出了这些巨额财富的流向，大体被分流为集团消费和“化公为私”两大部分，结果政府职能部门的超豪华办公楼、政府公关、资金外逃、来历不明的个人巨额财产等就成为管制和腐败的藏匿方式。第四，三位博士对如何应付这种管制和腐败提出了初步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法制建设、政务公开、增强查处力度等等。

　　从整个研究报告来看，该报告揭露出，已经走上不归路的新双轨制，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丧失社会公正的征兆，极少数白天温顺谦卑俯首帖耳的顺民，在黑夜也许就是内心焦虑咬牙切齿的暴民，这种被形容为“黑夜政治”的现象本身，就是以丧失人性的不义，对现实社会公义最直接的否定，权钱合谋的新双轨制，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它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并轨”的，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到了真正的攻坚阶段，已经没有退路，没有推诿的余地。这也是对从2005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最有力的解答。

　　我尤其欣赏该研究对管制和腐败成本的细致入微的分类和估计。在胡和立针对旧双轨制的研究，以及我针对新双轨制的研究中，实证估计都相对简略，而这项研究把管制和腐败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他们将管制和腐败分为以下类别：商品差价带来的租金、利率差、外贸许可证带来的租金、劳动力价格差、贱价处置国有资产以实现内部寻租、社保欠账、垄断行业的垄断租金、资源税偏低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应交而实际未交给国家财政的税金、教育租金、腐败租金、违规使用财政资金、“三公”消费、政府机构灰色收入等等。因此他们指出的“非正常收入”部分涵盖了新旧双轨制的体制性腐败成本。但我对社保欠帐是否应该纳入测算口径仍然持怀疑态度，这部分并不是收入因素。

　　测算方法还可商榷

　　在具体的测算过程中，重要的并不是最终的结论，而是本研究的方法论。应该说，中国经济管制和腐败的成本在万亿级的规模，至少在数量级的估计上，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但在细节上，并非没有可以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下面就测算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进行商榷。

　　第一，土地价款的问题。本研究在计算了政府对外转让土地时出现租金流失之外，还计算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租金流失，他们假设从平均意义政府出让土地时价格为征地的10倍，因而计算出产生的租金为2652.4亿元。这样的计算有些过于粗略。在我们计算因土地征用和出让而产生的租金时，还是应该区分不同的土地征用和出让性质，然后小心地计算租金。目前这样的估算框架不能令人信服。

　　第二，关于劳动力的价差。我在当时的新双轨制研究中，给出的估算方式是这样的：国家统计局披露，到2003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为7.68亿，城市人口已达5.24亿，占总人口的40.5%，在目前的5亿多城市人口中，只有3.38亿是所谓的合法城市人口，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高达1.85亿。假定他们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劳动保障较之正常状态偏低每月200元，那么用工企业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此外，还有两个因素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是漂流在茫茫城市中的约300万打工者子女没有接受恰当的义务教育(每个孩子的每年学费至少在600元，每年约20亿)。另一个因素是进城务工者均处于青壮年，为其提供暂时就业机会的企业往往不必支付，或努力逃避支付对他们的养老等社会保障税费(按照工资收入的1/5计算社会保障税费，此项资金在每年800亿左右)。大小企业主们通过这种毫不考虑劳动者自身健康传承的用工方式，以损失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每年攫取了5200亿的“人口红利”。这个估计和本研究中计算出的5311亿元相当接近，但是显然三位博士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并不是特别明晰。或者至少让读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我对本文中的其他估算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疑问，但是无论如何，本研究对管制和腐败租金的分类计算，仍然是迄今为止最翔实和最具有说服力的。

　　政策建议有待改进

　　如果说对本研究有不满意之处，那么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巨额管制和腐败资金的去向的解释；二是对如何消除管制与腐败的政策建议，都显得相对苍白无力。就管制和腐败的去向来说，我们认为新双轨制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法人腐败”，或者说，“中国式腐败”的最大特点，是并非以“个人腐败”为主体的以公谋私，个体在中国这个高度机制化的腐败温床中不是主角，中国腐败和管制的最重大特征，在于“法人腐败”为主体的大小团体的腐败，管制和腐败的租金往往不是由个人分享的，而是权力部门共同分享的，人人有份、人人免责，只要公共权力的滥用根源不除，那么“法人腐败”就不必要为其腐败承担行为后果，因此在体制性的腐败中，针对个人腐败行为的惩处，其实质往往是作为各种错综复杂争斗中，失利者从“法人腐败团体”中的出局而已。如果我的分析成立，那么中国的腐败和管制就具有典型的抱团腐败的特点，腐败惩治往往不过是腐败者被从腐败团体中踢出去的代名词。同样，这也隐含着数以万亿计的管制和腐败租金，大部分并没有作为财富沉淀下来，而是作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种种穷奢极欲的举动而浪费掉了。

　　最后，作者对如何消除这种体系性的腐败和管制的政策建议，显得和前面大气的行文及估算格格不入。诸如完善法制环境、政府公开之类，在“法人腐败”面前基本无能为力，公众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团体化，团体利益又通过法律合法化，这种循环几乎使得腐败和管制的高墙，在某些领域刚刚被拆除，却在另外一些领域森然而起。现在中国物质文明的上半身已经前行得较远，而政治文明的下半身则几乎原地踏步，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上下半身严重割裂，出路无非两种，要么上半身后退，要么下半身前行。

　　1988年，吴敬琏老师曾经组织了旧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讨论，并将讨论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1993该书重印时，吴老将书更名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到了1999年，吴老为该书第三版作序时指出，时光流逝，但腐败问题更尖锐了，贪官污吏们依然猖獗，他们的设租敛财活动有时已经以“全面加强管理”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进行，五年前吴老在第三版再度更改的书名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看清彼岸，但如何能到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