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否重新降临？央行是否应当重启加息工具？对通胀的过度忧虑是不必要的，动用加息对付肉价也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从过去12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运行情况来看，已经渐趋上升。在去年5月CPI同比仅有1.4%的上涨，此后温和上升，到去年底突破2%，今年3月以来一直维持在3%以上。考虑到食品价格、公用事业( 3156.517,76.98,2.50%)和服务价格仍有上升压力，因此CPI已经步入一个温和上升的通道。

　　CPI的连续上升是否可能发展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需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推动CPI上涨的结构性因素是否可以持续，二是上游物价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基本趋势，三是剔除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之后核心通胀指数的变动趋势。只有综合看宏观经济的运行趋势和总体物价走势，才能辨识CPI的可能走势。

　　就今年宏观经济运行而言，由于今年2月月度景气指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最高的月度景气指数，因此今年GDP增速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都可能高于去年。但目前月度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已经走平，显示今年经济运行可能出现前高后低的局面，从偏快滑向过热的风险有所缓解。这决定了物价的总体平稳。

　　就推动CPI上升的结构性因素而言，5月CPI同比上涨3.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8.3%，消费品价格上涨3.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1.7%。1月至5月CPI累计同比上涨2.9%，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物价基础已从去年上半年的1.5%左右提高到今年的3.2%左右。禽蛋肉类价格推动CPI持续上涨的能量是有限的。例如，肉类价格已经持续11个月上扬，其在CPI中的权重约为7.5%，从今年3月以来其推动CPI的力度约为半个百分点，但其继续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对CPI的推动力度也在迅速衰减。未来CPI维持在3%以上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就上游物价对下游物价的传导机制而言，PPI的持续低位使得CPI失控的可能性十分微弱。5月PPI同比上涨2.8%，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3.6%。1月至5月PPI累计同比上涨2.8%。可以看出，上游物价的涨幅已经低于下游，煤电油运的供求状况相对宽松，再考虑到目前固定资产投资的新开工项目数和金额数的绝对下降，重演2004年上半年那种上游物价猛烈拉动下游物价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就核心通胀所揭示的总体物价趋势而言，运用中位数法、截尾法等多种方法对其进行测定，结果显示核心通胀从2003年以来略有上升但升幅轻微。核心通胀和CPI的最大差异在于进行了两项剔除：一项是剔除了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对CPI的影响，另一项是剔除了食品果蔬等对CPI的影响。

　　进行两项剔除的理由在于，对一国央行而言，能源价格是外生变量，一般只能用本币升值来隔离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胀；而食品果蔬价格则缺乏价格弹性，民众不因涨价而少吃也不因跌价而多吃，货币政策对调控成本推进型的食品价格上涨收效甚微。

　　既如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今年开始CPI的基准已从去年的1.5%左右明显上升到3.0%以上，但宏观经济、上游物价和核心通胀并不支持CPI持续走高，肉类涨价对CPI的拉动也不可持续。

　　是否有必要采取加息措施来抑止CPI持续上行？就CPI总体走势而言大致无恙，就目前推动CPI的结构性因素而言，如果是禽蛋肉类的原因，那么加息对抑止此类物价上涨基本没有意义。以猪肉价格为例，肉价的上涨必然不是养猪户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而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前期仔猪、饲料、疫苗和人工成本的整体上升，导致农民丧失了养猪的积极性才导致肉价大涨。因此，更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是财政措施，而不是加息等手段。

　　如果说以加息来平抑肉价是一种奇特思路，那么加息的举措希望达到怎样的政策目标？很遗憾，目前加息的针对性和政策效果不宜高估。从利率走势而言，流动性过剩决定了一季度的同业拆借利率、回购利率和贷款加权利率均略有走低；与提高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等相比，加息也是影响最错综复杂和效果难测的调控手段；从人民币对美元、对日元的关系来看，现在人民币兑美元处于加速升值状态，而日元则背离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处于异乎寻常的低利率和低汇率状况，这使得日元利差交易有可能给东亚整体经济埋下不安定因素，这在“2?27”全球资本市场动荡中已有端倪。因此，就目前经济总体态势而言，在采取加息措施之前，决策层必须考虑期望通过加息达成怎样的政策目标以及可否达成。

　　总体而言，今年的CPI物价基准已较上年明显提升；宏观经济运行使年内基本无CPI奔腾发展之虞；加息针对肉价上涨几无意义；加息效果决定了再度加息宜慎重，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发行央票和加息三大工具作为金融调控手段已需创新，否则其可持续性在三五年内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