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政府宏观调控所面对的总供求格局、调控的对象和环境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就决定了需要根据这些变化，转变宏观调控思维和方式。

　　需要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总供求的格局与以前不同了。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总供求格局的长期态势是需求大于供给。改革所引出的分配格局变化，必然会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也必然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就是从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这种转变主要是发生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首先，在80年到90年代初期的三次市场化经济增长高潮中，居民消费都有“同步性”特征，例如彩电等家用电器产品，在80年代中、后期仅用5年就基本普及了，然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住宅和汽车消费显然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所带动的。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总会引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明显下降，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明显扩大与外汇储备猛增的趋势。以往经济增长高潮所导致的宏观紧缩，消费物价上涨总是首位原因，但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去年的CPI只有1.5%，今年虽然再次出现了物价的较明显上涨，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总体消费需求的膨胀，而是因为食品供给短缺所引发的结构型通胀。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GDP增长率上升到10%、工业增长率上升到20%后只能维持2年左右时间，在本轮经济高潮中，两者在这个水平以上运行到目前为止，则已接近5年时间。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是常态，在经济增长高潮到来时会更加突出，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瓶颈虽然也出现过，但很快就被突破，并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了。

　　经济运行特征的这些变化，都是中国经济的总供求格局从供小于求向供大于求转变的反映。由于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下降，使投资可以获得充足的来源，就可以迅速突破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瓶颈。由于储蓄增长速度超过了投资增长速度，社会的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不仅可以充分满足投资需求，还可以有大量产品提供出口，使投资与贸易顺差增长保持“双高速”。从另一方面看，则是消费率不断下降，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63.8%直降到去年的38.9%。如果没有消费率的下降，就不可能支持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保持长达5年时间，也不可能提供每年一、两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亦不可能把今年以来的非食品消费物价压低到只有0.9%的程度。

　　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也和总供求格局的改变密切相关。例如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储蓄过剩，储蓄过剩导致投资高增长和不断下降的消费率，又形成产能过剩。过剩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只有开拓海外需求，又形成不断拉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扩大引来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引来了国际热钱流入，形成了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被动投放，又形成了货币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剩最终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控制不住地上涨。所以，如果没有总供求格局的改变，这些以前未见或并不严重的新问题是不会出现的，而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又反过来证明中国的基本经济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

　　说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模式需要转变，正是基于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同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同了，也和改革30年中的经济转轨过程不同了，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全面进入到市场化运行轨道，所以宏观调控也应该进行相应转轨。比如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大体是四个阶段，即萧条、复苏、繁荣与危机。然而如果我们还用这个周期标准来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在宏观调控工具箱中准备的都是反过热政策，就会犯大的错误。因为目前无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已经处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过于求的状态了，后面即将出现的是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是投资需求的明显回落。也就是说,目前所处的阶段是经济的繁荣期，后面紧跟着的决不是过热阶段，而是产品全面过剩阶段。对宏观调控来说，应当准备应付的也不是过热，而是“过剩”了。

　　但是，宏观调控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经济制度条件下应当怎样应付过剩的冲击，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改革前30年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在改革以来的30年中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是否可以使我们更有条件从容应对，西方市场国家在以往200年中所经历的生产过剩危机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会变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只要我们深刻了认识了中国宏观调控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改变，对新的经济运行周期有一个新的、基本的认识，宏观调控的大体方向就不会出错。

　　需要转变的原因之二，是调控对象不同了。

　　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是生产和投资活动的主体。所以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实施经济调控的对象是国有企业，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90年代下半期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到今年上半年，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2.3%，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0.9%，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2.9%了。

　　经济活动主体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宏观调控机制的变化，使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调节从传统计划中的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但当这种转变已经到来的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转换却并没有同步发生，主要表现在仍然相信政府对经济活动具有主导力量，可以决定经济周期的长短和操纵经济运行的冷热方向。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长期历史经验说明，政府只能在顺应经济运行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防止过冷或过热，但是却不可能改变经济向下或向上运行的基本趋势。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影响力，在千万个企业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面前，往往是有限的。有利于企业的调控政策会被顺利接收，相反则会受到强烈抵制。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也能看得到，比如自2005年以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实际结果是收效甚微，今年以来由于股市泡沫浮现，政府又对股市实施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总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股市消化，所以有人针对这种情况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是“越调控、越失控”。

　　西方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还说明，政府对约束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往往办法比较多，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过收紧信贷与提高税率来改变企业对利润的预期，但是对促进经济走出低谷却没有太多办法，因为政府不能指令企业多借款、多投资、多生产。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只能抽紧绳子，却不能推动绳子”。我们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也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了。例如前几年为了启动内需，曾经大量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2000年政府主导投资甚至达到当年新增投资额的90%，但是仍没有实现经济的启动，原因就是当时还没有汽车、住宅等拉动本轮经济增长的新需求亮点，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纠正那种直到今天仍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错误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已经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了，只有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摆到一个正确位置，才能实施对中国经济的有效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对象的变化，也应包括宏观调控领域的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包括股市、债市、期货和房地产市场，以及银行间的货币和外汇市场等，这些领域的出现，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新因素，所必须兼顾的目标就更多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目标中经常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例如政府对股市的调控目前是使用了利率和税率等手段，但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就是股市狂飙赌的并不是利率和税率这些经济变量，而是庞大的货币剩余，只要货币流动性过剩这个基本情况没有发生改变，投资于股市的人就有理由相信流入股市的资金只能会更多，股指就会继续上扬，在这个背景下，使用利率和税率手段调控股市的做法就会失效。再比如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大，又引来贸易顺差和货币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我们现在是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在源头问题不解决的时候，这些调控措施就都是“扬汤止沸”。然而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于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所以如果把保经济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

　　所以必须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如果把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都当作需要必须解决的麻烦，分不清那些是必须要保的目标，那些是选择了这个目标后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在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各分目标之间就不可能做到“纲举目张”，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打乱仗”局面就不可避免了。

　　需要转变的原因之三，是宏观调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

　　说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必须在高度开放条件下转轨，是因为直到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宏观调控中许多变量和工具，已经不是我们可以仅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随意改变和使用的了。比如，货币供给量一向是中国货币管理部门根据本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安排的，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优势，出口增长长期超过进口增长，由此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在外汇占款项下基础货币的被动式投放。2003年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去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的3倍了，从这点来说，中国在享受到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货币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即基础货币的增长不是依据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安排的，而是被动地由外汇流入量所决定的。

　　中国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更集中地表现在利率政策上。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引来了巨额国际热钱投机于人民币升值，但热钱也有成本，就是热钱所属币种的贷款利率水平，所以热钱的收益等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加人民币存款利率再减掉热钱所属币种利率后的差额。换言之，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越高，国际热钱的投机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加息本来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是人民币利率越高，热钱的投机风险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应导致中国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因此加息的结果反而变成了造成货币供给增多的因素，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中国的利率政策就失去了独立性。

　　利率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利率变动对宏观需求的影响力在中国发生了逆转，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利率政策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所以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中，将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使用正回购手段对冲，由于央行手里的债券等对冲工具数量终究有限，有很大局限性，用“央票”对冲由于央行必须有借有还，必然导致央票越发越多，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是否在中国会出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呢？如果是这样又会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这些问题都需要立足于外部条件的长期变化，从现在起就开始认真研究，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办法。

　　进一步分析，中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独立，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主要是承接了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的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具有相比于发达国家低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内的相对要素价格增长率，拉平这个差距恐怕还要20～30年，所以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所在。而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只占1/3~1/4，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主体到目前还基本没有向发展中国家移动，从中国的贸易结构看，虽然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从2001年开始就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但直到当前还是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的技术装备，而化工产品直到目前也还是贸易逆差，说明中国目前还是在制造业技术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也是发达国家的重工业难以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的原因。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中国的制造业装备水平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已经开始迎头赶了上来，用不了太长时间，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重化工产业的高潮，中国也将逐步成为向世界提供汽车、飞机、成套高端工业技术装备和化工产品等重工产品的大国。所以，随着新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更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而随着这个浪潮的兴起，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长得比目前更迅速。所以，除非中国不愿意接受这个新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否则由贸易顺差与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引来的相关热钱的增加，就会在未来长期内使货币流动性过剩成为常态，这是中国为了获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或代价。当然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的智慧，在新时代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新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但前提是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方法应该转变。

　　说宏观调控思维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改变，也包括如何利用中国在新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新优势，去主动影响国际经济波动，以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短期与长期态势。但在这方面，我们似乎还未破题。这也显出了宏观调控思维转变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