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怎样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

　　“八五”时期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稳定的贸易顺差格局，到“十五”末期，已经累计形成了超过3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十五”时期累计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顺差额的55%。与此同时，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在资本项下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顺差，这种“双顺差”格局，使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也要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那么在新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当怎样安排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折算率，其基础是两国商品价格体系的比较，而各国商品的价格水平，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所决定的。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由于冷战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南北国家间高达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开启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但是除了资本要素外，土地与劳动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动，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及其商品价格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平，而是会在未来十几至二十多年内仍然存在着巨大落差，这个高达几十倍的价格体系落差不是简单地调整汇率就可以校正的。

　　国外经常以人民币低估来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从理论角度看，货币的对应物是商品，商品的价值不提升，货币的升值就没有根据。举例来说，在目前的中国，一亩土地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其价值只能以数百元计，但是若转移到工、商业用途，其价值则会上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工商业领域所获得的产出价值，可以比农业高出几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个劳动力如果从事农业生产，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转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则可以创造出万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当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报酬率的部门向高报酬率的转移时，就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普遍提升，从而抬高了本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这就是本币升值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各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候，本币才会出现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币就有充足的理由，反之，在中国直到目前还有60%的农村人口，工业化刚刚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时候，硬要中国脱离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本币升值来提高本国的要素价值，才真正是对人民币的高估。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本国的最大利益。由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可以在两个存在着巨大价格落差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采购，发达国家如果仍然把生产和采购放在国内，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损失巨大的利润，放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和采购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上升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失，这是已经进行了产业资本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采购和销售中获利的贸易、流通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新全球化格局中真正受损的是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和采购转移的中、小制造商与流通商，以及部分失去工资岗位的产业工人，而他们实际上也已经从享受低价进口产品中获益。所以，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由于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结局仍然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并不是真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

　　由于在今后长期内并不存在着对人民币的真实压力，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还是要与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同步，具体说就是要保持在真实换汇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六）怎样看待未来10年贸易顺差扩大问题

　　中国的收入分配矛盾需要通过扩大外需来缓解，而且新的全球化格局也提供了这种可能，但还需要研究有关问题。

　　一个问题是，贸易顺差需要扩大到何种规模才对缓解国内净储蓄过度增长为有利。中国净储蓄过剩的一个表现是国内银行体系的“存差”，1999年中国的存差额首次突破1.5万亿元，到2006年末则突破了11万亿元，其中2001～2003年之间年均增加为9700亿元，2004年增加了1.4万亿元，2005年增加了2.9万亿元，2006年增加了1.75万亿元。与此相对应，这三年累计的贸易顺差只有2.5万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当年国内新增净储蓄的40%，所以国内商品过剩的矛盾还是很明显。如果按近5年银行存差增长的速度计算，到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总额可能会增加到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按目前汇率折算就是超过3万亿美元，即使按目前顺差占国内当年新增净储蓄的40%计算，也应该形成10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顺差。当然在未来10年通过各种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国内净储蓄的形成速度也会有所减缓，甚至可能是明显减缓，但仍然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的年新增额，因此要求到2015年贸易顺差额增长到300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与目前外需缓解国内过剩矛盾的程度相同，如果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真的突破了10万亿元，实际上当年中国贸易顺差额超过5000亿美元才会更理想。

　　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只有德国的贸易顺差总额达到过1500亿美元，未来10年中国的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否太高了呢？必须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15倍于德国，日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额都曾达到8000美元以上，人均贸易顺差额都曾达到1500美元以上。按此计算，以2015年中国人口14亿计，仅贸易顺差额就可以超过2万亿美元，要求到201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七）怎样看待外汇储备规模问题

　　贸易顺差扩大加可能会增多的国际投资流入，会不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到2015年前中国的年贸易顺差额会增加到3000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平均达到1000亿美元，则仅由于这两个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就可能新增2.5万亿美元，加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和部分“热钱”流入，未来10年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上升到超过4万亿美元，这已经基本等同于目前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了。

　　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必然会招致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化解风险的办法。

　　首先是应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过于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累积着越来越高的风险。外汇资产与其他资产的不同之处是，外汇是一种“平衡资产”，即对于国际主要货币来说，这种货币涨了，必然是另一种货币降了，所以只要货币储备的篮子比较均衡，一般来说就可以避免货币汇率变动的损失。而证券、房地产等资产形态，则具有同升同降的性质，无法通过建立对冲机制来避险。

　　另一个办法是尽快建立中国的石油、贵金属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大规模购买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例如油田和矿山等。中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由于天然禀赋的资源不足，中国也越来越加深依赖国际资源，例如石油和铁矿石等的国际依赖率都已达到40～50%，这样当国际社会发生任何动荡的时候，必然会明显影响到中国的物质生产供应链，但是我国直到最近才提出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任务，初步的目标是建立大约一周左右的战略储备油，与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立的3个月以上的战略储备油规模相差深远，而建立其他重要矿产储备的任务直到目前也没有被提出来，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安全性。我们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一方面又急需建立各种重要的资源储备，完全应该也有条件加快建立战略储备资源和推动企业到海外收购的工作。

　　必须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储备的形式绝不只是一个，实物储备形式也是重要的储备形式。中国由于贸易顺差扩大和大量吸纳外资会形成大量外汇收入，但是把这些外汇收入是用于增加外汇储备，还是用于增加实物储备，是中国政府可以选择的。中国过去外汇储备不多，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人民币的稳定，适当增加外汇规模是必须的，但是按照国际惯例，拥有大约相当于3个月的进行规模就可以了，拥有满足6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了，按照满足6个进口的标准，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1995年就达到了，而到今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15个月的进口额，实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战略资源的实物储备规模以石油来说，却连国际公认标准的10%都不到，又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尽快转换中国储备的形态，实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还应该看到，由于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货币脱离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急剧膨胀，已经酝酿成巨大的货币泡沫，迟早会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危机的爆发，引起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因此即便可以通过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来化解汇率的风险，但还是不能避免国际货币泡沫破灭时庞大外汇储备对实物剧烈贬值的风险，这就更突出了尽早把货币资产大量转化成实物资产的必要性。(2007-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