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末20多年内，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城市大工业升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那么今天由于中国的银行“存贷差”已经超过了11万亿元、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经济发展对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是，必须通过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保证中国工业化所需主要初级产品资源的获取，这就是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要点之一。
对外开放新战略的全球化背景
在未来10～15年内，发达国家的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甚至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都会大幅度削减国内生产份额，并把这些削减下来的生产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新经济体制所面临的矛盾，都需要中国从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当中寻求解决途径，但中国是否可以成功地扩大利用国际市场与资源的规模，不能只是中国一厢情愿，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国际条件，要看在未来25年内世界是否可能给中国提供高达6万亿美元的贸易空间，这就要对目前以及未来国际环境的大趋势进行研究与判断。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也产生了所谓“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这种失衡的主要标志，就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逆差，有可能引发美元崩溃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全球经济失衡，是被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均衡关系所代替的，这就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对应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日益扩大的负储蓄对应于东亚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净储蓄，美国的需求增长对应于东亚与中国的供给增长。
这种新全球化格局还在延续。据世界银行刚刚发表的2005年全球金融报告，2005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910亿美元，比上年猛增了63%，说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持续了十多年后，仍在形成更大的浪潮。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迅速减少，必然会形成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在新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走得最快，贸易逆差的扩展速度也就最快。2005年美国的经常项逆差已经接近GDP的7%，2006年则肯定要超过7%。目前美国进口的物质产品，已经相当于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不仅美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2003年欧洲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1000亿欧元，2006年前11个月累计则出现了151亿欧元的逆差，2006年出现欧元区的第一次全年逆差已成定局。
由于在战后50年的长期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使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完全失效了，因为对贸易双方来说，汇率调整一般只能使贸易双方的相对价格水平在百分之几十的范围内变动，而由生产要素价格差距所决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商品价格差距却高达百分之几千，这样汇率变动幅度如果不足10%，对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影响还不足0.1%，超过10%也不足1%，所以想要通过汇率调整来纠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在未来20多年内中国仍可以保持住对发达国家极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就不会停顿，中国对发达国家贸易顺差的扩大也远没有到达顶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消费类产品已经基本覆盖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是消费类产业仅占发达国家制造业1/3的比重，而占2/3的重型制造业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转移。随着中国重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技术基础不断升级，将逐步形成承接发达国家重型制造业转移的条件，在未来10～15年内，发达国家的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甚至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都会大幅度削减国内生产份额，并把这些削减下来的生产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所以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新的全球化格局还会继续深入发展。
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本总额约有8万亿美元，如果其中的2/3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所吸纳的发达国家产业资本也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25年平均每年约800亿美元，加上吸纳的其他类型国际投资，中国未来25年平均每年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利用外资额的年水平在未来还有可能上升。
新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几个政策性问题
新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具体化为许多相关的政策，在以上背景分析下，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1怎样看待贸易依存度问题
绝不能用所谓的历史规律来硬套中国今天的现实，只进行笼统的比较就提出中国贸易依存度过高的结论
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了37%。这样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允许贸易依存度继续上升了。
如果未来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7.5%，贸易增长率平均为8%，则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肯定还会继续上升，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72%以上，这样的战略目标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当我们讨论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时候必须看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动力源的变化。自上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相继出现经济起飞的各经济体，虽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长带动工业化加速，但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例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可在出口中外资企业的比重几乎等于“零”；“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出口比重不超过8%；而东南亚“五小虎”在8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仅占到20%。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到2005年，外资企业出口比重已经达到58.3%。如果不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巨浪，在中国也不会出现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长，因此，绝不能用所谓的历史规律来硬套中国今天的现实，只进行笼统的比较就提出中国贸易依存度过高的结论，而是应该依据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深刻改变的客观现实，来重新认识与设计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否则就会痛失促进中国加快工业化速度的最有利国际机遇。
2怎样看待利用外资规模问题
只要流入中国的外资可以服务于中国的供给与需求增长，尽管会在许多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仍是积极的一面大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目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有些产业领域甚至超过了90%，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某些产业领域，外资企业已经形成了闭环的产业链条。在当前讨论有关利用外资积极意义的时候，许多人似乎仅认为外资对促进中国就业有作用，而在经济
安全、技术创新、民族工业发展等诸方面，外资都已不具有积极作用了，在保护环境和抑制国内资产泡沫方面，外资甚至发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庞大的资本剩余，许多人认为目前已经到需要限制利用外资规模的时候了。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是必须分清楚在一个事情中是好的一面大还是坏的一面大，权衡利弊才有正确的取舍。中国在资本方面虽然已经可以不依赖外资，但是在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科技与技术水平差距的阶段，只要扩大引进的外资是带有高技术含量的，从总体来说对中国就是有利的一面大。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由于新的全球化格局仍会继续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下一步产业转移的重点将集中到重化工业方面，而重化工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继续鼓励扩大外资流入所获得的利益，将会通过中国重化工产业获得更快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更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等方面展现出来。中国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获得，中国就会在新全球化的增长格局中落后、掉队。
外资流入扩大的确会对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领域形成控制甚至垄断，但首先是要看这些生产能力是否可以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利用，为充实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作出贡献。从改革开放以来转移到中国的外资企业实际情况看，这些外资企业一般都会是先满足了中国国内的需求，多出部分才拿来出口，有些行业中的外资企业目前外销比率很高，但首要原因不是不愿意扩大内销比重，而是在现阶段中国的内需还吸纳不了。随着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外资企业的内外销比率也会发生改变，也有许多外资企业原本就是奔着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来的，这就是一个推动中国产出增长与满足国内需求增长的过程。只要流入中国的外资可以服务于中国的供给与需求增长，尽管会在许多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仍是积极的一面大。
此外，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的工资水平，一般要比发达国家低80%，这样就吸引了发达国家逐渐把研发中心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得以迅速成长和扩大。外资企业虽然可以不断扩大在中国的产业领域，但人才是可以流动的，这样就为中国本土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准备了人力资源条件。
3怎样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
在中国直到目前还有60%的农村人口，工业化刚刚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时候，硬要中国脱离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本币升值来提高本国的要素价值，才真正是对人民币的高估
“八五”时期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稳定的贸易顺差格局，到“十五”末期，已经累计形成了超过3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十五”时期累计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顺差额的55%。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在资本项下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顺差，这种“双顺差”格局，使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有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那么在新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当怎样安排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折算率，其基础是两国商品价格体系的比较，而各国商品的价格水平，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冷战”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南北国家间高达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开启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但是除了资本要素外，土地与劳动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动，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及其商品价格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平，而是会在未来十几至二十多年内仍然存在巨大落差，这个高达几十倍的价格体系落差不是简单地调整汇率就可以校正的。
国外经常以人民币低估来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从理论角度看，货币的对应物是商品，商品的价值不提升，货币的升值就没有根据。举例来说，在目前的中国，一亩土地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其价值只能以数百元计，但是若转移到工、商业用途，其价值则会上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工商业领域所获得的产出价值，可以比农业高出几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个劳动力如果从事农业生产，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转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则可以创造出万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当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报酬率的部门向高报酬率的转移时，就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普遍提升，从而抬高了本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这就是本币升值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各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候，本币才会出现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币升值就有充足的理由，反之，在中国直到目前还有60%的农村人口，工业化刚刚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时候，硬要中国脱离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本币升值来提高本国的要素价值，才真正是对人民币的高估。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本国的最大利益。由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可以在两个存在着巨大价格落差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采购，发达国家如果仍然把生产和采购放在国内，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损失巨大的利润，放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和采购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上升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失，这是已经进行了产业资本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新全球化格局中真正受损的是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和采购转移的中、小制造商与流通商，以及部分失去工资岗位的产业工人，而他们实际上也已经从享受低价进口产品中获益。
4对外开放的区域战略问题
对中国来说，重工业基础最发达，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东北三省，因此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重点应该选择东北
对战略而言，不仅要有产业重点，也要有区域重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首先选择了广东、福建两省与四个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再向全国逐步展开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也需要选好区域的突破口。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成功实施浦东开发战略后，到90年代后期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本届政府首先提出了东北振兴的区域战略，接着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最近又把区域发展的重点转到了天津滨海新区，目的也是想找到一个区域战略的突破点。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新全球化格局的发展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续重点将是重工产业，这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国际投资和出口增长都会向重工产业转移，而对中国来说，重工业基础最发达，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东北三省，因此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重点应该选择东北。
客观地说，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以来，直到目前还没有看出显著效果，总结其中的原因，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外开放度没能明显提高，而中国28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证明，没有对外开放的促进，经济是不可能出现高速发展局面的。2000～2005年，全国进出口额对GDP的比率从39.6%上升到64.1%，上升了24.5个百分点，东北三省同期从23%上升到31%，虽然也有上升，但还低于全国5年前的平均水平。
东北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除了对外开放度不高以外，根本原因是当地特别强烈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当地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无法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融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
工业是直接为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服务的，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就需要与一个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否则就没有良好的发展空间。改革前30年，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是为“准备打仗”服务的，可以不依托本地市场需求就获得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工业产出必须与市场需求相对称，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与本地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的矛盾就开始突出了。因为无论从重工业占工业产出比重看，还是从城市化率看，东北地区都是全国最高的，但是除辽宁的人均GDP可以进入全国前八位之外，吉、黑两省都处在全国的中位。
走出东北振兴之路还是要靠对外开放。在外部，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的浪潮正在兴起，在中国内部，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基础是相对最好的。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虽然缺乏本地市场，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却可以靠外部国际市场对重化工业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转移，来完成对本地区重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振兴东北经济的新路子。东北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新的振兴，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带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连成一片，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东北三省除辽宁有发达的出海口外，吉、黑两省都不能直接出海，这是东北通过扩大开放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障碍。从珲春地区打开吉、黑两省出海通道的构想已经议论了多年，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大力推动，但进展不大。如果能把东北定为新对外开放占领的重点地区，这个问题就必须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加紧解决。
5新对外开放战略与外交战略
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外交关系，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必须慎重对待的新问题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也需要与之配套的新的外交战略。
从总的变化方向讲，西方国家将会不断加深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特别是在进入到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重工产业资本转移后，这种依赖会更加明显，这会使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中，逐步取得日益明显的优势地位，也会使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加友好，也如前所述，取得了某种国际安全保障。
但是，由于中国必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资源来使用，同时又承接了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资本的主体和大部分市场需求，这就可能使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发展差距，甚至围绕发展机会产生的一定程度的摩擦。近10年来，中国所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排在前10位的国家有6个是发展中国家，2005年有18个国家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有11个是发展中国家，其中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还有着很大的贸易顺差，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某些制造业产品输入，挤占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在二战后所形成的“水平分工圈”与“垂直分工圈”框架内，工业制成品基本是在发达国家内流动，工业原料则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新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框架，随着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制造业产品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工业原料则开始从部分发展中国家，流向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动中，中国由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优势，一方面在不断吸纳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各种工业原料，一方面向发达国家输出制造业产品，同时还把部分制造业产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了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框架，替代了以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新机会，也有可能因此重复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所以，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外交关系，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必须慎重对待的新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不仅中国的资源获得会失去可靠保障，还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孤立。因此，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必须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做必要的调整，要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到更重要的地位。（2007-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