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农”问题如此严重，这里面既有内部的因素，包括农村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国际因素的重要影响。
当前农村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资料显示，9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城市贫困人口确有扩大趋势，但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处在最底层的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是不断提高的，而对农村住户的调查统计说明，从1995年开始，已约有1%的农村最低收入户的收入进入到负增长，1998年进入零增长与负增长的农户，根据我的测算已到了16%了，差不多有1/6了，至1999年，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零增长和负增长农户居然已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多，差不多快有一半的农村人口的收入进入到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以全国人口为100%，可以说差不多已有1/3的人口收入已经在停滞增长或负增长的区域范围内，这就显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城市贫困人口增加，但是收入的底部在抬高，说明城市贫困人口仍可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大批农民确没有随着整个经济增长分享到增长的成果。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没遇到的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工业化的停滞。这集中表现在近几年新增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部分是停留在第一产业，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980～1983年，这几年是农村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新增的农村劳动力主要停留在农业内部也是正常现象。第二次是1989～1991年，这一时期国家在紧缩宏观经济，引起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最近一次就是近两年，农村新增劳动力又是主要停留在农业内部，但是这次与前两次比较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即前两次当新增农村劳动力主要在农业内部停留的时候，农民家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是增加的，而这一次是净减少的，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收入增加，这几年农村已经进入到严峻的负增长了。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净减少，是因为农产品由于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这样问题就很严重，因为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仍是主体，如果农村居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净减少，而对外部的劳动力转移又转不出去，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就会长期化。
从8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中国经历过多少风波，都没有动摇国体，就是因为农村稳定，而农村稳定的基础在于农民收入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但是现在农民收入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这么持续下去，社会稳定的根基就会被破坏。
建国以来农村经济发生大的停滞，总是会立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天严重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我们对农村问题感觉不深刻呢？为什么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已经出现了好几年，却好像没感觉到“三农问题”对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呢？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阶段。
建国以来，农业始终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主源，所以农业不稳立即会影响到工业化进程，这种情况，最集中地表现为工业与农业这两大产业“反相位”运行的特征。所谓“反向位”是指，是当农业处在高峰的时候，工业就处在低谷，当工业处在低谷，农业就处在高峰，工农两大产业总是处在互为高峰低谷的位置。回顾一下历史，“二五”计划前三年（1957～1959年）搞“大跃进”，是工业的高峰，但紧接着1959～1961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农业严重萎缩。1962～1964年进行“三年调整”，农业上去了，工业增长速度被调下来。1971～1972年又出现周总理讲的“三突破”，即积累率、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粮食销量超出“四五”计划控制指标，实际是又出现了工业化小高潮，但是农业这个基础撑不住，不得不裁减职工人数和让大批知识青年下乡。然后是1978、1979年的洋跃进，也是工业出现高潮，接着农业处在低谷，到1984—1988年又是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城市经济在“新三大件”拉动下也出现工业增长高峰，但是1985年以后，农业进入一年减产、四年徘徊。为什么过去总是出现这种工农业反向位运行的变化？原因就是中国工业化积累的主源是农业，发展工业主靠从农业提供积累，把农业拿狠了，农业就掉下来，这样工业没有有了积累来源，就得被迫进行调整，把速度降下来，把农业扶上去，农业好了，又有了积累能力，才有继续推进工业化的基础。所以自建国以来直到80年代后期，这种反相位的格局一直没有变。
但是，1992年以后，工业增长再次出现高峰，农业自1990年以后也连续出现大丰收，也出现了增长高峰。而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有所下滑，农业也在进入低谷，因此可以说，进入90年代以来，工农两大产业已改变了以外“反相位”运行的长期特征，进入到 “同相位”的运行的轨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阶段发生了变化。从1991年开始，工业增长结束了持续十年的“轻型化”增长方式，出现了“重型”增长特征，在工业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已从80年代末期的50%上升到接近60%。金融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从过去的长期的贷差结构变成了存差结构，金融剩余大量产生。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始越过“千元单件级”的耐用消费品阶段，将逐步进入到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万元单件级”阶段。但是跨越这个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须有一个居民积累储蓄和社会充实生产能力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可能要经历20年左右，所以就会出现一边是居民的高储蓄，一边是储蓄转换成投资，带动重工业主导增长的势头。
这样，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进程已经可以依靠城市经济或是工业自身的积累进行，不再依靠农业，农业的波动不再会向以往那样打断工业化进程，引起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被迫调整。我们目前感到的问题，已不再是以往的积累资金、投资资金不足，而是感到大量的金融剩余，有钱投不出去，所以对农业问题就比较容易忽略。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于发展阶段的变化使我们容易忽略“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手段也已经失效。过去我们解决农业问题主要是依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工农产业之所以“反相位”运动也与这种传统手段有关，因为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就是对国民经济的分配用价格形式进行调整，把工业利润分割到农业方面去。1989年以后的7年之内5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所以直到90年代初解决农业衰退问题还是用的传统手段。但是经过这一轮大提价，主要农产品价格已经与国际接轨了，许多甚至还高于国际价格。现在要加入WTO，还能靠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农村问题吗？沿海三亿人口可能首先就不吃中国内部生产的粮食，而是靠进口了，要是禁止进口，就会沿海地区诱发大规模的走私。
就是在今天，在新的发展阶段，在传统手段都已经失效的时候，我们对目前“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是否还是在用陈旧的、过时的观点观察和思考呢？我看了很多论述目前农业问题的文章，感觉到很多人看问题的角度还是停留在过去，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陈旧的，这就很危险。而新办法、新思路在那里，必须立足于新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研究，还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来总结。
最后一个问题，今天“三农”问题再次突出，原因何在。我认为不在农业内部，而在农业外部，也不在农村内部，而在农村外部，甚至不在中国内部，而在中国的外部。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之所以持续繁荣，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从80年代初到1994年，乡镇企业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0%。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也抬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底部，我大略算了一下，在这20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9.6个百分点中，差不多将近有4百分点是农村工业业提供的，所以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这20年持续的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1994年嘎然而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首先注意到，当1980～1995年乡镇企业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的时候，乡镇企业出口收购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是60%，也就是说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向型高速增长带来的。换句话说，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是被中国外部的巨大需求拉动的，没有这种外部需求，也就没有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
乡镇企业的外向型发展，主要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根据统计资料，1998年全国的机电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超过40%，而乡镇企业出口中机电产品的比重只有8%。1994年是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折点，在那一年，机电产品替代了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成为第一大创汇产品，但这是突变，不是渐变，突变就有突变的因素。1991年冷战结束，1992年欧盟成立，美国人为了对付欧盟的出现，慌忙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是把将近9000万人的墨西哥――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包了进来，给了它非常优惠的各种关税的政策。所以，1994～1998年，美墨贸易的增长速度高达87%，而在这以后，墨西哥作为第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入国占领了美国的轻纺产品市场。拿纺织品来说，1994年以前，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内的“大中国圈”的纺织品，在北美的市场份额是49%，占第一位，但是到1998年，“大中国圈”的市场份额急速下降到28%，第一位的位置已被墨西哥取而代之。说得学术化一点，就是美国实际上是把原来在亚太地区太平洋西岸国家和地区的垂直分工体系搬到了北美。就是这样一个变化，就使中国乡镇企业的外部需求外部拉力突然消失了，高速增长过程随之结束。
看看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过去的高速增长再也看不到了，为什么？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外向型的高速扩张过程结束了。所以，现在连国有工业的增长速度在国债的拉动下已经达到10%以上，而这几年以乡镇工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增长速度始终在8%以下，既低于国有的工业，也低于外资工业，是工业增长中速度最低的一块。中国经济再难重现80年代的那种高速增长速度，是和国际冷战格局结束以后，新的世界格局出现区域化趋势密切相关的。所以我说，今天农村问题的原因甚至不在中国内部，而在中国外部。
那么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我认为是城市化。过去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使中国经济增长中始终有一块巨大的增长和就业空间没有释放出来。例如根据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经验，农村劳动力向外部转移过程中，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平均为1：3，一些东盟国家如泰国、印尼、菲律宾登更高，达到1：5～6，而我国在改革开放20年中才勉强达到1：1，在农村内部甚至是1.5：1。服务产业就业人少是因为城市人口比重低，日报、韩国和台湾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比重都达到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而我国目前才刚过30%。由于农村人口对服务业的需求很低，大量服务性劳务都采取自助方式，所以虽然在农业以往就业，却难以带动服务产业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因，按照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一般国家的服务产业比重都应该是55%，现在不过是35%左右，所以在过去20年，中国的GDP总规模中，大约有20个百分点的增长份额由于这个原因没有释放出来。由此而言，中国并非没有了外部需求拉动就没有了高速增长，只要把城市化与服务产业的增长空间释放出来，仍然可以靠内需拉动高速增长过程。
用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要有紧迫感。去年12月，欧盟在英国的尼斯开会，讨论欧盟东扩问题，要把六个发展程度和墨西哥相同的几个东欧国家纳进来，若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又一次产生北美自由贸易区把墨西哥包进来那样的效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40%，对欧盟的出口占大约25%，如果欧盟也把他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亚洲搬回到欧洲，就很可能产生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了成立北美贸易自由区的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多么巨大，欧盟东扩的影响如果现在还没有任何预期，我觉得是很危险的。所以现在应该赶快启动城市化的需求，把国内的需求撑起来，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国内需求来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适应国际经济下一轮的调整，以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
以往认为只有计划体制下才造成城乡分割，因此城乡二元格局产生于体制原因。现在看，在市场体制之下城乡分割这个二元体制结构仍然没有消失，似乎是固化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计划体制构造出的二元结构是一种物质形态，在这种格局基础上引入市场力量是纠正不了结构偏差的，反而只能使城乡分割局面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讲“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所以由政府行政力量构造的二元结构只有由政府出面解决，而不能靠市场力量。具体说，应该是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然后引导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城，并在农民在城市安家、就业等方面进行补贴。
WTO讲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但我看未来趋势是区域化，是区域之间的互对封闭。我认为，亚洲要创造自己的经济共同体。我所想的是，核心是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叫西太平洋经济区，其次把东盟国家包括进来，建立区域内共同市场。这个趋势现在是存在的，像欧盟统一，原因不在于欧洲各国地域上是处在一块，而在于欧共体在50年代内部贸易就占到40%，在欧盟成立前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二，没有欧洲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怎么能形成欧盟统一的强烈愿望呢？我最近计算，西太平洋经济区即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在1989年的时候内部贸易额是29.5%，到1997年的时候，已经到了37%，在这七年中，这五个国家和地区新增加的贸易额差不多是一万亿美元，有42%是内部的贸易额。为什么西太平洋经济区的内部贸易额增长这么快，看一看1985年以后韩国、香港、日本对美对欧的贸易是什么情况就清楚了：他们对美对欧的贸易比重都在降，顺差逐渐减少，而且台湾、韩国对美的顺差变成逆差了。这几年都是中国的巨大市场在拉动他们的经济增长。所以我想，将来的趋势不是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不是未来20～30年的世界主潮流，区域化才是主潮流，适应这个潮流，构造经济内部的共同市场，才能找到我们的利益，否则的话，你费劲进去，照样会被踢出来。美国给墨西哥的条件比给我们的优惠得多，比四小给得要优惠得多，像汽车配件的贸易，墨西哥生产的进入美国没有税率。成立北美贸易自由区以后，把对四小对东盟国家进入美国的汽车配件的税率提高了一大块，欧盟将来也是如此，东欧六国进来以后，也是如此，也是税率很低，你进去就给一个关税壁垒，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从近5年来亚洲的情况看，中国是越来越成为亚洲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日本最近发表的一份贸易白皮书中讲，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传统产业已形成巨大规模，而且高科技产业也已形成巨大规模，所以中国已经把60年代以来所谓的日本为亚洲经济发展“头雁”的“雁型模式”给打破了。日本人现在已经说丧气话了,但是日本确实在许多高科技领域还是可以和欧洲、美国抗衡的。西太平洋经济区有日本的技术和资金，有韩国、台湾的制造业，有香港的工商管理和金融管理，有中国的有劳动力和市场，还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资源，20年后形成超过北美和欧洲的全球最大的经济区域是完成可能的，而这个区域的核心就是中国。(2001-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