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剩的局面在2007年前后将会不可避免，并拖累经济增长；在做好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基础工作的同时，中国经济还需要在近期可以见到效果的应急措施上做些文章，廉租屋、稳定汇率、扩大出口以及重视资源战略都是积极的策略。

　　访到王建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坐在马甸桥附近宽大的办公室里，王建的表情显得非常平和，令人很难把眼前的人和那个总是出语惊人的宏观经济学家联系起来。然而，他就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的常务副秘书长，一个一手推出中国首届经济学奖评选的组织者，一个潜心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低调学者，一个频出“独特”言论却往往会被事实验证为正确的前瞻者。在许多人眼里，他的观点总是那么犀利和准确，甚至超前到让一般同行难以理解。

　　和他谈话的从始至终，他的手机都没有响过，而忙碌如他，没人找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已经关机了。这种细心的安排令记者印象深刻。

　　当天谈话的主题是，中国如何面对全面的生产过剩，如何在生产过剩来临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减速影响。在《资本市场》8月号的“圆桌论坛”栏目里，王建教授曾提出，2007年中国将出现首次的全面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可能会来得很猛烈。本轮投资周期（2003～2007年）的名义投资累计额可能高达35万亿元，相当于“七五”至2002年的总和。到2007年，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集中释放。”说起这个判断，他相当有自信。

　　收入差距拉大是生产过剩发生的根源

　　《资本市场》：在今年以来，我们组织了几次宏观经济讨论，经济走势的冷热之争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对同一时间点的中国经济，有人说“过冷”、同时有人说“过热”，应该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王建：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经济是在需求增长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供给的增长更快。只有这样，才会出现需求增长不能满足供给增长要求的局面，这就是生产过剩的前兆。

　　以往在宏观调控中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供给不足问题，未来几年我们则可能要首次面对生产过剩问题，显然我们还缺乏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决定供需关系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收入增长不平衡，也就是说，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增长，而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集中，这种趋势在未来两年还会继续加剧。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近年来的储蓄曲线是陡直上升的。

　　为什么说这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收入差距拉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减轻这场“洪水”的危害。

　　7月份在国务院领导组织的座谈会上，我讲过这个观点；幸运的是，温总理很重视，会后一周就批示，让发改委和国务院研究室深入研究应对生产过剩的问题。

　　《资本市场》：您预计这种生产过剩的情况将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王建：去年上半年的供给增长就超过需求增长，这已说明生产过剩的阴云在飘近；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走势更足以说明问题。到2007年，ＧＤＰ增长率可能要落到7%以下，如果应对不好的话，2%、3%都有可能出现，那将是一场大灾难。经济增长的速度下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采取措施，不要让其下落得太厉害。

　　《资本市场》：那么政策调控应该做些怎么样的安排来应对这种局面呢？

　　王建：根本策略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第一是理顺收入分配格局，利用个人所得税建立从“富人”到“穷人”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第二是提高公务员工资，带动全社会工资水平上升；第三是国家财政应增加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显著扩大社会保障面，因为居民不敢花钱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后顾之忧；第四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农村人口是中国的居民主体，中国收入分配不平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城乡收入差别扩大造成的，所以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消费的重要环节。扩大农村消费，主要应从减轻农民负担角度考虑，比如增加农村公共品提供，支持农村发展新合作医疗，以及把农村中等义务教育由国家包下来等等。此外，还应考虑较多地提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救济标准；第五，可以拓展消费贷款的空间，支持居民的住宅、汽车和其他方面消费。

　　这些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要见到效果至少需要四五年时间；然而，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生产过剩的局面，从而降低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负面冲击。

　　近招之一：廉租屋

　　《资本市场》：按照您的判断，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是非常急迫要面对的事情，这样的措施显然有些远水难解近渴。

　　王建：是的，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扩张消费需求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而全面生产过剩则马上要面对。因此还得从投资和出口方面想些办法。

　　可考虑的是，首先，通过建设“廉租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在任何国家，住宅消费都是最大的消费。我国目前城市居民对住宅仍有较强烈需求，而在发达国家，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居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一般居住在“廉租屋”的居民要占到居民的一半以上。政府为此可考虑发行30年期的城市住宅建设公债，到30年后还款期时，可以再进行一次“房改”，让租屋人买下来。由于在30年间房地产肯定会升值，即便到时政府卖出房子的价格很便宜，也能充分收回投资。

　　如果未来30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到75%，城市人口将增加7～8亿，且有一半人口是居住在“廉租屋”的；按人均建筑面积25平方米，每平米均价2000元，则有近40万亿元的投资空间，而在“十一五”期间，可考虑至少每年安排1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就可在相当程度上拉动投资增长，吸纳大量生产资料产能，还可在重工业投资“落潮”后，为数千万人的建筑业队伍提供新出路。

　　近招之二：集约化技术改造

　　王建：第二个可以采取的措施是，鼓励集约化的技术改造。至少在中期内，我国应严格限制生产能力已经过大的产业部门继续增加投资，但对技术改造投资应“网开一面”，重点鼓励节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技术改造。

　　自“七五”时期以来，我国技术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就在不断下降，已经从“七五”时期平均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我国粗放型增长的格局目前仍很明显，而由于资源、环境等原因，传统的粗放型道路已经难以为继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必然选择，但要有物质条件支持。政府应出台类似日本“机械工业振兴法”那样的法律，强制淘汰一大批落后的生产能力，利用财政、税收、信贷、外汇等等方面的手段，支持企业进行这方面的技术改造投资。

　　近招之三：稳定汇率

　　王建：第三个措施，也就是我一直在呼吁的，稳定人民币汇率，促进扩大出口。

　　我一直是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那么即使在我们已经采取了升值的措施之后，仍需设法使人民币汇率尽可能保持稳定。简单说有如下理由：一方面，改变汇率并不能改变基本的国际贸易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对居于要素价格低端的中国来说，汇率上升5%都会对出口产生很大影响。

　　特别是在未来两年，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那么提升人民币汇率就不利于这个矛盾的解决，反而会使国内生产过剩局面变得更厉害。只有当国内的收入分配关系已经大体改善，已经出现了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届时由于将可能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人民币升值才会对中国有利。

　　关注资源安全

　　王建：最后一点，要警惕今年乃至今后几年国际初级产品期货价格的暴涨，为此应到海外大规模收购资源。

　　《资本市场》：最近国内部分地区出现的“油荒”给我们带来了紧张的空气，似乎也是敲响了能源安全的警钟。听起来这似乎与生产过剩并不直接关联……

　　王建：似乎是这样，但它与如何应对生产过剩环境下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直接相关。资源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新经济”概念带动下，全球庞大的国际资本主要是炒股市；“9.11”事件以后，股市泡沫破灭，国际游资又开始冲击房地产业；后来是投机欧元的升值，还有一部分冲入国际期货市场进行投机。2003年以来国际油价一路狂飙，主要就是这些“热钱”投机的结果。今年法、荷两国对欧洲宪法公投失败，给欧元蒙上了阴影，最近发生的英国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对欧洲经济形成打击，国际游资投机欧元也断了出路，很可能会以更大的规模冲击国际初级产品期货市场；期货投机的范围也可能扩大，未来几年可能不仅会冲击原油、铁矿等，粮食等其他初级产品也会成为新的投机对象。

　　由于国际资本有几十万亿美元，其中“热钱”即流动性高的国际资本有7～8万亿美元，而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盘子目前只有不足万亿美元，国际“热钱”只要过来一半，油价今年内涨到每桶80美元、明年涨到每桶100美元都是极有可能的。

　　中国在发展物质产品生产的路上还要走很长时间，我们不能在国际虚拟资本的残酷盘剥面前任人宰割，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乘国际资源还没有全面大涨的机会，大量到海外收购油田、矿山甚至农地等资源，这样就可以从源头获得这些资源，而绕开国际中间商通过期货投机的盘剥，这是关系到中国长远战略的大事。

　　中国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可考虑采用比照成立中央汇金公司投资到银行的方式，由中央政府拿出大批外汇储备，成立海外资源收购公司，到海外去大量收购资源，再将收购到的资源以股份形式向国内企业转让。

　　此外，由于中国已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上占有10%左右的份额，在国际金属矿产品市场上占有20%左右的份额，应当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把中国的期货市场做大做强，形成对国际期货市场足够的控制与影响力。（2005-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