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价值观：在破与立之间转变

　　不管在什么社会，人们都追求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比如，大家都认为守信用、合己为人、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在任何社会都是值得歌颂的。

　　过去我们处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时的价值观更讲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体是强调个人，强调单位的个体利益，这与过去的价值观就大不一样了。

　　这个矛盾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斯密认为，市场的自行调节能把经济活动组织得很严谨、很严密。但到晚年，斯密又反思自己的这个提法，觉得自己说的话有点过头。为此，斯密又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歌颂美好的道德情操，指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利益，把所有道德情操都不顾的不道德性。从斯密的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他也有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市场经济与人们所希望的良好的社会道德之间有排斥的一面。在我们国家，由于我们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我们要去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传统理念，树立一些新的观念，这样才能走向市场经济。

　　在破和立的过程中，可能会破掉过去的那种“大锅饭”、平均主义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化利益格局的价值取向。这时，价值取向就发生了变化，可能要破掉原来的传统道德，树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破就显得更重要，不破不立，只有破除过去的东西，才能立起来一个新的东西。但在破与立的过程中，肯定也有很多沉渣泛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场如果都形成那种“无商不奸”、不黑就不赚钱的风气，那就很危险了。

　　其实市场经济也是要讲信用的，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首先就是要讲信用。不讲信用，这个社会就动摇了生存发展的基础。

　　知识精英是国家的文化代表，知识精英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应该更多地去关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知识精英的关注，能引来更多的社会关注，让大家都来探讨这些问题，从不同角度去探讨怎样去改善。

　　二、好的道德情操得靠完善的制度建设

　　在看待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时，我们首先应当肯定，这种转变是大的改革时代带来的，也是大的改革时代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它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对于这些负面效应，就看我们怎么去认识和解决它。

　　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中，就人的本质这块来说，讲的是性善论，正如《三字经》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欧洲讲原罪论，像亚当、夏娃，说人一出生就变坏，人的一生是在向上帝赎罪，重返伊甸乐园。中国讲受教育，把好的道德情操教给别人，让他永远是善的；西方说把制度设计完善了，把法律设计完整了，这人就坏不了，他就会变成一个好人。

　　要想在市场经济里面，还要让人有一种好的道德情操，有一个好的价值取向，就得靠制度建设。就拿环保来说，我们看到许多案例，由于环保局可以罚款，如果把所管辖的地区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他们还靠什么来收入?因为有这种想法，许多地方的环保官员，就带有权利寻租性质了，就不再把执法放在第一位，不去尽忠职守。如果钱不是环保局收的，所有罚款都进国家金库，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如果我们在制度安排上，就没有一个可以让人去钻的权利寻租渠道的时候，人就没有了外部诱惑。而人如果一旦有了这种外部诱惑的时候，他的道德情操是怎么样的，那诱惑就起很大作用了。当周围的人都在贪的时候，你不贪，你也站不住脚，你就被踢走了。

　　所以，我觉得，在道德建设上，制度、法制所起的作用很大。但我们恰恰在这方面有着太多、太大的漏洞。而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只会把好人变成坏人。例如，现在的上市公司，按照证监会的规定，每个上市公司每年要增长10%，才给你配股资格，才叫绩优股，否则，就不给配股资格，就不是绩优股。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在上任前，看公司报告都是增长10%，可上任后，仔细查阅，才发现3%左右的增长是做账做出来的，就是通过资产倒账等弄出来的，还有7%左右的增长是真正的增长。可是，这不排除有些上市公司可能利润是负的，也做出年年10%的利润来。这不就是制度造成的吗?哪个国家有这种规定?公司发行企业债券也好，发行股票也好，增发新股也好，是公司自己的事，买不买是人家自愿：我对你这个企业了解，如果你前景好，我就买；不好，就抛。所以，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包含了巨大的错误。这家公司的老总在那种环境中，也没办法，也得做假，也得去欺骗别人。实际上，股民也知道上市公司在做假。大家都在做假，形成了一个市场氛围。许多上市公司的老总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时都说：这不是被制度逼的吗?经济增长有高有低，在时刻波动情况下，要求上市公司每年增长10%，可能吗?经济曲线就是一条直的?

　　再比如，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要请会计师事务所来做账。只要公司给会计师事务所钱，他就给做账，这就造成有可能做假账的情况。如果不让会计师事务所做假账，做真实的账目，那就不能由上市公司自己来聘请会计做账，而是由公司把经费全部交给证券交易所，由交易所聘请会计师来做账。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就会很公平，他就会拿着放大镜去查账，从股民的角度去挑毛病。

　　实际上，在我们现有的许多制度中，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去学，而根据中国的国情，许多东西又不能全照搬外国的东西，要有自己的发展创新。正如刚才说的股市的制度，有这个制度总比没有制度要好，但是这个制度怎么随着市场的发展，逐渐把它完善起来，这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社会价值观与制度建设合理与否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制度不好。光靠道德情操来约束，也不能防止甚至会激励人走邪道；而如果所设立的制度框架好，就不会让人走邪道。即使有些人仍会去钻制度框架的漏洞，去铤而走险，那也只会是少部分人了。但制度如果逼着人往坏道上走，那它就是坏制度。我们现在许多制度都有缺陷，存在制度建设不到位、制度建设不完善的问题，或虽有制度，但执法不到位的问题。

　　三、传统价值观的内核还应坚持

　　中国的传统道德肯定要发生很大变化。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基础是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我们形成的东方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亚，像日本、韩国都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像东亚的集体主义，就比西方要多、要大。为什么呢?这得分析东西方的现实情况，像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实际上只有几百万人口，人口很少。拿土地来说，中国的农民，过去讲一个家庭有“三十亩地一头牛”，那就是非常理想的状况了。欧洲的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但欧洲有56%的平原面积，适合农耕，也适合放牧。中国过去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欧洲的城市是那些从庄园里跑出来的工匠集聚的地方，是一个商业中心，是一个手工业中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形成个体文化就比较容易。这与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口特别多，土地又很少，需要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在兴建水利工程的过程中，长此以往，就必须要有组织性，社会组织比较严密，人才能生存下去。

　　人的观念是物质的反映，不是人自己脑子里边产生的。人的思想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实践，主观是客观的一面镜子。传统的价值观里面有许多是美德，如忠孝。随着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一进城就是一年，春节回家一两个星期后就又出来了，他怎么尽孝?他在外打工就是尽孝，他能把钱寄回家，让老人有钱看病，让孩子有钱上学，那就已经算是孝敬父母、关心孩子了。城市人，过去也没有这么多楼房，许多人都是住四合院、大杂院，邻里之间的关系很近，大家每天吃什么，都能看见，你吃点儿我的什么菜，我吃点儿你的什么菜，就很熟悉了，交流也就多了。现在都住单元楼了，谁和谁去接触呀。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经济发展能够给人提供更舒适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使人和人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人的价值观就会发生变化。

　　但是我觉得，传统价值观里面的那些内核，比如人要忠厚，东方的那种集体主义，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还应该去表扬，媒体也应该去宣传。

　　但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也是一种进步，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着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些新变化，现在居民都住小区，小区也有业主委员会，也有一些活动，把社区文化发展起来了。要改变，就得要有一定形式，没有形式就没有内容，我们要创造更多的人与人接触、了解的人文环境，对于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有事情的时候大家能互相帮助，有分歧的时候大家能互相协商，避免矛盾的不断积累，都是比较好的办法。所以说，一定要找到一些方式，像城市，就是小区业主自治、业主委员会，这些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四、竞争精神与奉献意识都需要

　　我们现在出现的利己主义、竞争精神，这种精神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我们不能去伤害它。在学校里面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这些孩子，就得让他有这种精神。如果告诉他这个社会是和谐的，当他走上社会发现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你说，他能适应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吗?从小就得告诉他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从小就让他知道这个社会是有价值的，如果要取得这种价值，就需要付出努力，不要坐享其成。

　　同时，我们还要呼唤对社会的奉献意识。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的人做善事。例如股神巴菲特，拿300多亿美元捐给比尔.盖茨来做慈善事业，比尔.盖茨也拿出许多钱来做慈善事业。很多人都有这种精神。人也是分层次的，人首先要吃饱，最低的需要就是要满足生存的需求，生存的要求满足了以后，就是就业、工作、创造的要求，当生活也满足了，然后就是安全的要求，社会要稳定，再就是要交流。例如，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他们有那么多钱，他们有多余的钱，就愿意回馈社会。我们就应该鼓励他们这种回报社会的精神。但是，中国现在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中产阶层现在还不能说成气候，整个人群当中只有很少部分属于中产阶层，中低收入人群仍占绝对主体。发达国家是中间大、两边小的社会，我们还是金字塔型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可能人们还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做慈善，可能人们在考虑：我的基本生活还没满足，我怎么去更多地考虑做贡献呢?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越来越有钱，大型的企业家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应该呼吁他们来回报社会，在制度上，也应该有一些安排。西方有些国家就规定，如果企业把税前利润拿出来做慈善事业，是可以免税的，而中国目前是免3%，这就不行了，企业家就会考虑这其中的利益得失。我们过去的制度是在中国经济不发达、人们比较贫穷的时候出台的，但现在，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已很多，财政已有很多钱，还缺这么点钱吗?为什么不给企业家创造一种机会，让他们去培养回馈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呢?所以，我们要考虑，人们在有钱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去培养社会的奉献精神，这也得要有相应的制度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