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去年前三季度，根据统计局公布数字计算的GDP平减指数是1%，但是到四季度却突然跳升到11.1%，平减指数与CPI、PPI同源，当这两个指数在四季度已经显示出显著通缩趋势的时候，平减指数却显示出严重通胀，显然是统计数据出了问题。有问题的还不止平减指数，按发电量、铁路货运量与M1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常年比例，当去年这三个数据都显著萎缩，特别是在四季度分别下降到只有1.3%、-7.8%和3.2%的时候，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绝无可能达到7%以上，也显示出统计数据严重背离了历史规律。而若按历史规律计算，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已经“破4”，四季度可能已经“破2”，由于四季度用CPI、PPI合成的平减指数已经是负值，现价经济增长率进入去年四季度，可能已经是负增长了。
　　经济增长已经明显失速，已经进入到“硬摔”前期，却没有采取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关键是对经济下行趋势的认识陷入了误区，认为这种下行是经济结构升级与增长动力转换的正常反应。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经济结构发生升级与增长动力转换的时候，的确会带来增长速度的变化，但是在从农业主导增长向工业主导增长的转换过程中，以及在工业中从轻工业主导增长向重工业主导增长的过程中，都是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只有从工业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过渡时，才会出现增长率的下降。但对中国这样一个仍有9亿农民的国家来说，有人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了么？此外，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服务业主导增长阶段的一个最显著标志，是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超过了一半，但在2011年中国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中国的服务业劳动力比重只有35%，到去年也没超过40%，有什么根据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经济增长率下降是正常的呢？
　　经济增长率下降中伴随着的一系列现象，只能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生产过剩，当次债危机打破了中国的外需引领增长过程，并显示出危机的长期化的时候，中国必须进行从外需主导增长向内需主导增长的经济转轨，而能引领这个转轨过程的只有城市化。
　　本文还对为何只有城市化才能开启内需做了进一步阐述，并讨论了有关政策。
　　
　　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文中指出，由于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全球化以来中国以外需主导的高速增长过程，而这场危机将在很长时间内持续，所以若不从外需主导型增长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中国经济就会持续下行。经济下行的内部原因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则产生于收入分配差距，而在中国的特定发展阶段，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因城市化严重滞后所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所以，城市化就成为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我原先以为，城市化会成为“十二五”中后期的主导战略，但以大规模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结构大调整始终没有出现，所以我在2013年下半年写文章指出，经济下行会变得更加严重，在2014年4月更明确指出，到2014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可能会从“滑落转坠落”，出现“断崖式衰退”，增长率很可能会在年内相继“破7、破6、破5”。去年8月，首先是工业增长率出现了“跳水”，从上月的9.0%猛降到6.9%，紧跟着是进入四季度后发电量、铁路货运量和M1增速猛降，根据这些情况判断，三季度经济应“破7”，四季度应“破6”甚至“破5”，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这两个季度却都保持在7.3%的稳定水平，这就使我迷惑不解了，所以我只能对去年的数字进行一些分析。
　　一、看不懂的平减指数
　　GDP总值分现价与不变价两种，不变价经济增长率乘以GDP平减指数，就是现价经济增长率。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平减指数统计，而是用CPI与PPI指数来合成，比如1978~2013年间的CPI年率是2.5%，PPI年率是1.9%，同期的GDP平减指数就是4%，基本是CPI与PPI的相加之和4.4%。
　　2014年GDP增长率是7.4%，CPI是2%，PPI是-1.9%，所以若按历史规律和沿用的方法，GDP平减指数本应基本为“0”，但按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去年GDP的现价增长率是11.9%，所以平减指数是4.8%，即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出现了显著背离。
　　如果看2014年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是1%，而前三季的CPI是2.3%，PPI是-1.8%，两者合成约为0.5%，与1%也相差不多，但四季度CPI平均值是1.5%，PPI是-2.8%，两者合成约为-1.3%，而四季度的现价GDP增长率却是19.2%，实际增长率是7.3%，则平减指数竟高达11.1%。所以，平减指数与CPI、PPI的严重背离主要是发生在四季度的统计中。
　　如果GDP平减指数发生异常变化，肯定会在增长结构上有表现。由于在GDP总值中，工业占36%，服务业占48%，所以下面我们主要看工业与服务业的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四季度工业不变价增长率为7%，现价增长率却为15%，平减指数为7.5%，但四季度的PPI却是-2.7%，其中12月已降到-3.3%，所以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平减指数与PPI的背离就高达10个百分点以上。而服务业四季度不变价增长率是8.1%，现价增长率竟高达28.8%，平减指数为19.1%，但按照统计局的服务业价格统计，四季度是1.9%，所以服务业增加值平减指数与服务业CPI的背离更高达17个百分点以上。
　　GDP平减指数与CPI、PPI同源，都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价格水平反映，所以不可能CPI、PPI向下而平减指数向上。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下行过程中开始显露出通缩，表现为各类价格指数的逐季走低，但是进入到四季度，虽然CPI与PPI的通缩势头更加明显，平减指数却脱离了消费物价与工业品物价的走势，突然拔高到11.1%，要知道2005、2007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两个严重通胀年份，GDP的平减指数也没有高过8%，而若是平减指数高过10%，CPI与PPI本应都该高过5%，我们看的应该是严重的通胀形势，这与当前的通缩形势是完全不符的。
　　还有一个观察角度，就是各地区的GDP平减指数的变动情况，因为全国GDP是在各地区上报数字基础上的汇总处理，如果各地区的平减指数与国家统计局的平减指数大体相符，则去年全国GDP平减指数与CPI、PPI的背离也有根据。由此我计算了GDP总值排在全国前16位的省、市、区的平减指数情况，这16省市经济总值去年占全国的82%，应有足够的代表性，而在这16省市中，去年平减指数高于1的只有5省市，最高的是上海和北京（1.9%），有10省市在1%以下，其中还有6省市是负值，最低的河北只有-2.4%。但是全国的统计结果，去年却是4.8%。显然，去年全国GDP平减指数的高估，不是出在省市。
　　二、看不懂的经济增长率
　　不仅是对平减指数看不懂，对实际经济增长率更看不懂。还是从发电、运力和货币这三个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最强的指标来分析。
　　先看发电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十五”期间国内GDP平均增速9.8%，发电量增速为13%；“十一五”期间GDP平均增速是11.2%，发电量增速为11%。“十二五”前三年的GDP平均增速8.2%，发电量平均增长8.7%。可见新千年以来，包括次债危机以来，发电量增长率始终大于或等于同期经济增长率。但是去年经济增长率7.4%，发电量增长率却只有3.2%。从时段看，去年上半年，发电量增长率5.7%，GDP增长率7.4%，三季度发电量下降到1.7%，GDP增长率还是7.4%，四季度发电量下降到1.3%，GDP增长率只微弱下降到7.3%。所以发电量与统计经济增长率的分离，主要是发生在去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
　　如果发电量大幅度低于经济增长率，那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用电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工业用电占全社会3/4，在工业用电中重工业又占八成以上，所以如果是经济增长大量节电，必然是因为重工业用电比重大幅度下降，但是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去年的工业用电中，重工业比重是83.3%，2013年是83.4%，只有0.1个百分点的变化。显然，去年中国的用电结构并未发生显著有利于节电的变化，那为何发电量却与经济增长率发生了严重背离呢？
　　如果按经济增长与发电量1:1的比例计算，去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已经下降到只有3.2%，四季度只有1.3%。由于四季度用CPI、PPI合成的平减指数已经是负值，现价经济增长率进入去年四季度，可能已经是负增长了。这个情况与8月份以来企业利润就已进入负增长，四季度负增长4.8%，12月份负增长8%的情况，也是相匹配的。
　　接着我们再看铁路货运情况。新千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与铁路货运量的比率平均是1：0.63，即经济增长1%，铁路货运量相应增长0.6%。按照这个关系，去年经济增长了7.4%，铁路货运量至少应增长4%，但是去年上半年，全国铁路货运量下降2.1%，三季度下降2.5%，四季度下降7.8%，其中11月下降6.9%，12月份下降11.4%，这是前所未有的降幅。按照四季度铁路货运量的巨大降幅，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已经下到“零”以下了。这些情况都说明，自去年8月工业增长率突降2.1个百分点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断崖式衰退”。
　　再看货币。货币主要看M1，因为M1是交易中的货币，如果看贷款，在经济不活跃的时候，企业获得贷款会存而不用，就会表现为虽然贷款与M2的增长率都很高，但M1增长率很低，所以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弱，主要与M1的增长率相关。
　　新千年以来，M1的年均增长率为15.3%，是同期经济增长率的1.5倍。2011~2013年，经济增长率年均8.2%，同期M1增长率年均也为8.2%，是1：1的关系。但是去年的M1只增长了3.2%，这个增长率是自90年代以来开始有货币供应量统计后未曾有过的低谷值。2012年一季度也曾出现过M13.4%的增长率，但以后又逐渐恢复，全年仍上升到6.5%。去年上半年，M1增长率还在8.9%的高位，但是到9月末下降到4.8%，四季度就到了3.2%，所以主要是在四季度发生了萎缩，与2013年四季度相比，M1新增额是从2.5万亿元减少到2.1万亿元，但四季度统计的现价GDP新增额却有3.5万亿元，这个GDP增加额就显得不真实，何况去年四季度股市开始活跃，大量货币交易是服务于股市而非实体经济。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消费与工业物价走势，及其电力、运输和货币所表现出的经济运行态势，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现价增长率更可能在四季度已经进入负值了，这不是“断崖式衰退”又是什么？可见，并不是我的宏观判断出了错，而是统计局的数字游戏太厉害。
　　目前唯一与经济严重下行不匹配的情况是就业，但这其中恐怕也有水分，不是说失业率指标不准，因为的确还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况，而是从生产的积压情况越来越严重看。反映生产积压的指标是产成品库存增长率，如果产成品增长高于生产增长，就是有销售不畅的情况，如果产成品增长大幅度高出工业生产增长率，企业就不是为市场，而是为库存生产。由于产品不能实现销售，生产过程的维持，如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和支付工资，不是要动用以前的利润结存，就是要用银行贷款或社会融资来支付，因此是不可能持久的，一旦企业的利润结存耗光，信用也耗光，为库存而生产的过程就必然走到尽头。
　　去年现价计算的工业增长率是6.3%，统计局公布的产成品增长率也是现价的，是12.6%，正好是现价工业增长率的一倍。新千年以来，现价工业增速与产成品增速的关系平均是1：1，2011~2013年平均是1：0.98，还是接近1：1，而去年则是1：2，这种变化，说明企业的生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为市场需求生产，而是在靠吃老本和借贷来维持企业运转，则就业的状况即使好，也是难以持久的。另一方面，没有企业愿意为库存生产，出现这种情况，是企业为了维持不关门，职工队伍不散而在苦撑，如果宏观形势再不显著改善，相信很快将会出现企业大量倒闭和工人大量失业的情况。
　　三、走出宏观认识的误区
　　当前对宏观运行状态的最大争论，就是已经持续了四年的经济下行趋势，特别是去年以来的显著下滑，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认为是正常的人说，经济下行是动力转化，是结构升级，是增速换挡所带来的正常变化。因为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7千美元，9%以上的高增长也已经持续了30多年，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这么长的高速增长期，所以高速增长期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所以不用担心经济减速会导致宏观风险，更不是走向危机，而是当下行到一定水平后就会自然停下来，经济下行的底部应该是7%左右，是中速增长水平，所以当前的持续经济下行，是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转换。这种认识，我把它叫做“中速增长理论”。
　　而我则认为，持续的经济下行是在走向一场生产过剩危机，并且多次写文章批驳这种“中速增长理论”。我们先从理论上看中速增长理论是谬误。产业发展理论说明，在特定历史阶段内，使用要素最多从而提供产出最多的部门，与人均收入水平是有着明确对应关系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由农业、工业与服务业这三大产业构成，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也会发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性变化。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长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移变化中，经济增长率是提升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轻工业主导向重化工业主导的转换，经济增长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的最为显著，只有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降低的。
　　美国著名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他的名著《大趋势》中曾说，1956年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在这一年，美国的“白领工人”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人数，即服务产业就业人数，超过了农业与工业这两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这是美国进入到他所说的“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标志，而这一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2500美元。实际上，美国在其后十几年中仍然保持了5%左右的高增长率，说5%是美国的“高增长率”，是因为在1956年之前长达30年的美国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3.6%，而直到70年代以后，随着“越战景气”的结束，美国才逐渐过渡到今天这样的3%左右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水平。在70年代以后的英、法、德、意、日，80年代以后的“亚洲四小”等西方主要市场经济体，也陆续完成了工业化，也出现了服务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物质产业，经济增长率随之下降的情况，而这些经济体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人均收入时点，都是在3000美元以后。
　　我之所以坚决不能同意所谓的“中速增长理论”，是因为四个原因。
　　第一，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发展阶段转换的确会带来增长速度变化，但转换中出现减速，只出现在从工业主导增长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这个特殊阶段。既然如此，那么有谁敢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中国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户籍人口直到今天仍高达8.9亿，统计的城市人口虽然高达7.5亿，其中却有3亿常住人口是农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直到今天，仍有3倍，这种情况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去年农民人均收入虽然已超万元，但同期剔除自新千年以来上升了60%的农村物价指数后，去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只有6548元，按目前的汇率计算，也就刚过1000美元，这是城市人新千年之始的水平。而进入新千年以后的13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也只是初步解决了4.5亿城市人口的生活现代化问题，如果中国的主体人口还在1千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平，今后还会有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要进城，中国经济怎么就会结束了高速增长期了呢？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都是对着总数不足5亿的城市人口需求所说的，拿过剩最显著的钢铁产业来说，虽然去年钢产量已超8亿吨，但人均刚刚超过600公斤，而发达国家都是人均1吨产能的时候才实现了工业化。所以，由于“中速增长理论”的隐含前提，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这与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是严重不符的。
　　第二，有人会说，你在前面已经说美国是在2500美元，欧、日在3000美元左右进入到服务业主导增长阶段，那中国目前已经超7000美元，已是日欧70年代水平的翻番，为何不是已经完成工业化了呢？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人均7000美元的收入水平，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而战后70年平均，美国的通胀率年均超3%，即美元平均每十年会贬值30%，所以若按不变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是刚超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抛开复杂的通胀因素，我们只看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因为发达国家在发生向服务业主导增长时代转换的时候，服务业产业就业比重都无一例外的是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比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发生在2011年，当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35.7%，到2013年也只上升到38.5%，按过去两年的趋势推算，2014年可能也就刚刚超越40%，这样的就业结构，能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完成期吗？
　　第三，中国如果是正在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过渡，则经济指标的变化也应该处在正常状态，正像人从中年向老年过渡一样，如果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人不应该感到明显不适。但是过去四年的经济下行，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却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经济病症，如企业利润严重下跌，铁路货运量猛烈下跌，PPI显著下降，M1增长率显著放缓，发电量跌入历史低谷，以及产能利用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并低至西方市场经济爆发危机时的水平，所有这些指标变动方向，无一可证明中国经济目前是处在正常变化范畴，而是明确表现出生产过剩危机的特征，试问“中速增长理论”，能对这些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吗？
　　第四，还有一种解释，叫“旧力已尽，新力未生”，是说由于中国经济处在结构升级期，相对于原有供给结构的消费需求已经消失，但新消费却因产业升级需要一个时期而不能满足，所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长在这个特定时期都会慢下来。初看起来这个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实在不禁一驳。发展经济学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因为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技术复杂程度更高的产品的消费需求，在中国，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在改革30年中，家庭耐用消费品从80年代百元单件级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向家用电器等千元单件级，乃至新世纪初向住房与汽车等万元以上单件级的过渡。但是还是前面所说的道理，中国直到目前还有8亿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农村人口，他们的消费还停留在千元单件级阶段，而远没有进入到万元、十万元乃至百万元阶段。拿家庭汽车来说，2013年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量为26辆，但即使在广东和浙江这样农村经济发达的省份，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量也没超过10台。实际上，日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家庭汽车普及率都已超过50%，拿这个水平衡量，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城市居民，也不能说已经到了消费水平足以带动产业结构出现新升级的时代。
　　显然，所谓“旧力已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中国仍有8亿农村人口住在主要建材是砖瓦木料，而不是钢筋水泥房中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说中国的钢铁、水泥、玻璃等建材工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当几亿农民远离亲人在城市打工而头无片瓦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当每年的春节前夕，公共交通工具被几亿农民工挤爆，许多农民甚至不得不用各种简陋的交通工具乃至步行回乡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当中国还有2/3的人口消费仍远离现代化水平之外的时候，说中国的传统产业已经严重过剩，要“去产能化”，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只为满足少数高收入人口消费所需要的产业升级上面，已经不仅是经济失误，而是政治失误，因为这种产业升级，并不代表着中国主体人口的利益。
　　以上四个方面，在我看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都是站不住脚的，走不出这些认识误区，就不会有结构调整的主动性，经济下行就不会停止，并迟早会走入危机。
　　目前反腐斗争已经进入到关键时期，在当前阶段，社会政治矛盾大于经济矛盾，因此不解决好政治矛盾，中国经济也难以健康前行。在现实中，腐败也是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所以政治求进，经济求稳，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后退，都是为了集中精力解决好政治问题，才能让未来中国的上层建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基础，给中国生产力的后续发展，开拓出新的广阔空间。这就是辩证法。但更要讲唯物论，就是要实事求是，对客观事物有正确的认识，看清楚经济持续下行的真正原因，如此才辩证得有根据，有道理，能服人，提出的政策才对头。
　　四、为什么只有城市化能够救中国？
　　2005年7月，我在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开会，主持会议的是林毅夫教授。当时我在发言中提出，由于在2007年美国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国内的分配矛盾会由于外需紧缩而露头，而打开内需的通道只有城市化这一条路，所以届时“只有城市化能够救中国”。那时中美经济如日中天，当然没有人会相信我的“盛世危言”，但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外需大幅度萎缩，压迫经济持续下行到了危险边缘，我看对城市化的认识还是赞同的少，怀疑、反对的多，而认识不统一，城市化的坚冰就打不开。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会再度出现本世纪初到危机爆发前那样的高增长，下一步能够看到的，只能是危机的频繁爆发与长期化。从美国看，虽然2008~2014年经济总共增长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制造业产出仍比2007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机前实体经济停滞而虚拟经济膨胀的老路，爆发新的危机就在眼前。
　　自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缩，新千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7.3%，2008~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运需求的BDI指数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BDI指数也没有跌到过700以下。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有油价下跌影响，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贸易，可能会出现自次债危机以来的新一轮收缩。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跟着净出口率往下掉，2007~2013年，中国的净出口率掉了6.2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从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个百分点。由于外需下降又没有内需接替，过剩的矛盾当然就暴露了出来。
　　其次，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打开内需的唯一选择就不会是投资而是消费。虽然有人主张以投资开启内需，但2009年以来用投资开启内需的结果，是带来更严重过剩，因此这种观点的声音也不强，虽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础设施投资保增长的老路，但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政府也很清楚，没有生产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也走不远。那么就只剩下消费，又为什么必须用城市化来开启呢？
　　我们先看城乡收入差距是怎样抑制了消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农民的务农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农民消费。长期以来，农民家庭收入的主源是农业，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比重，新千年之初还占一半以上，但到2012年已下降到39%。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占比下降，不是由于农业生产停滞，也不是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提高过慢，因为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已出现“11连增”，而新千年以来，农业PPI的年均增长率是同期CPI的3倍和工业PPI的5倍。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投入增长率显著超出了产出增长率，2001~2012年，农业现价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个水平几乎追上了同期的现价GDP增长率，但同期农业物耗年均增长率高达12.2%，所以同期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7.9%，是农业物耗的高增长吃掉了务农纯收入。
　　中国以7%的世界耕地面积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在有限的土地上保13亿人吃饭，靠增加物质投入保增产是无奈的选择。顾了保农业投入却顾不了保农民收入，如果不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支持了农村人均收入增长，如果不是200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了务农收入，就不会有200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出现。
　　农业物耗过高抑制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背景，还是中国“小农户+大市场”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2013年，中国农业的总物耗率为41%，但发达国家的农业物耗率普遍超过50%，而农民收入水平却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农村人口比重低，因此农村人均拥有的农业资源如耕地等，远较中国为多。进入新千年以来，由于为保农业产出而不得不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致使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都已显著高出国际市场水平，如三种主要粮食已平均高出进口价25~30%，棉花和猪肉更是几近1倍，这就使以提价保农业增长的路子走到了尽头，而价格难有提升，农民的农业收入就会进入新一轮停滞，这个收入缺口，恐怕外出务工收入也难以补得上，所以从未来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恐怕又会进入一轮新的萎缩期。
　　第二是农民在城市打工挣钱却不在城市消费，直接压低了消费率。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家计调查，当年城市居民消费率是68%，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55%，二者相差13个百分点。典型调查说明，打工农民的消费率只有40%，打工收入主要是带回农村。那我们就可以算一笔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全国有2.7亿农民工，他们的平均工资在月薪3千元左右，而他们在城市的消费率是40%，则每年农民工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现金收入总额应在5.8万亿元左右。再按农村居民消费率55%计算，这近6万亿元中应该有2.6万亿元形成了储蓄。但是因为2.7亿打工农民基本不在农村消费，因此由农民打工收入所形成的储蓄总金额在3.5万亿元，应该不算高估。
　　2007~2013年，中国的储蓄率也即资本形成率从41.6%升至47.8%，储蓄率的上升速度比2001~2007年加快了14%，而正是从2008年开始，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增速开始加快，并从2013年开始，首次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第一大来源。恐怕很少有人把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加速增长，与农民打工收入增速提升联系起来看，但我认为这二者的联系不仅存在，而且明显。我们可以再算一笔账：农民打工收入转化成总储蓄的这3.5万亿元，占了2013年国内总支出的6个百分点，正是2008年以来储蓄率上升的百分点数，而若是加在消费上，则2013年的居民消费率就可以从36%回升至42%，是2003年的居民消费率水平。
　　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掉到2013年的49.8%，其间政府消费率只掉了2.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率从46.6%掉到36.2%，掉了10个多百分点。如果是因为打工农民的储蓄行为压低了6个百分点的居民消费率，则城市化滞后所导致的消费率下降，就占到了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下降的六成原因，其他四成应是产权体制改变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原因。从这个角度看，由推动城市化引起的消费率回升，也只会使总储蓄率从目前的47.8%下降到41.8%，还是很高的水平。我知道有些人反对城市化并不是因为反对转向内需，而是担心提高消费会损失了中国的发展后劲，但是宏观大帐算下来，并不是会因推动城市化而导致储蓄率下降到可怕的程度，就应该放心了吧？实际上，即便今后把体制因素所造成的消费率降低也解决了，储蓄率仍会在新千年之始35%的水平，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足够高了。储蓄率与消费率都不是越高或者越低越好，而是保持合理比例最好，而衡量合理比例的尺度，就是产能可以充分利用，产品没有积压剩余。
　　还需要说一句，以上关于农民打工收入对储蓄率的影响，由于典型调查的样本不同，在数据和结论上也会有差别，比如最关键的数据，是农民工在城市消费率的高低。但农民工不以城市居民方式在城市消费是事实，所以研究问题的逻辑不错，得出的结论就不应有太大偏差。
　　我在2009年的那篇文章中曾指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就是说只让9亿农民参加城市的工业化建设，却不让他们进入城市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储蓄机制，由此形成的储蓄在全球化兴盛的时候，是中国能够形成大规模出口的来源，但是当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并且危机被长期化的时候，不转向由城市化推动的内需扩张过程，中国就没有了消除过剩的机制，就会走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推动城市化才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第三是农民社保水平低，收入中就会有一部分转化成社保储蓄起来，直接影响了农民消费，这个道理很简单，就不多说了。
　　五、城市化的蓝图和主要政策
　　最后，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来描绘一幅蓝图：
　　首先看看有多少农民应该进城。按照目前的统计，农村户籍人口有8.9亿，但其中有3000万人已在城市长期生活，所以可按8.6亿计算，这与卫计委统计的农村“新农合”人口数也是相符的。
　　如果按日本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3.2公顷耕地面积计算，中国有3300万农业劳动力就够了，如果每个农民家庭有2个劳力，则未来农村人口在7000万以下就够了，相应需要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总量就是8亿人。如果到2035年中国人口是15亿，则届时的城市化率是95%。在这个水平，无论怎样衡量中国都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
　　如果农村人口从目前的8.6亿减少到不足7000万，则农村人均所拥有的耕地资源将是目前的16倍，如果把目前的农村人均务农纯收入3000元提升16倍，就是4.8万元，比去年的城市人均收入高出2万元，不仅可以承担更高的物耗水平，也再不用到城市打工谋求提高家庭收入。
　　目前第一产业仍占用了2.4亿劳动力，如果在推动大规模城市化的同时，推动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家庭规模经营，有3300万劳动力就够了，就可以解放出2亿农村劳动力，中国就不会再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城市工资上升压力相应就可以减缓了。
　　如果未来20年有8亿农民进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万农民转为市民，要求城市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4%，是目前的5倍。根据有关方面的分析，每个农民转化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共需25万元，8亿农民进城，20年内总共需要支出200万亿，分解到每年4000万人进城，就是10万亿元，相当于去年GDP的15%。中国政府目前的负债率还未超30%，提高15个百分点的负债率应该不是难事。此外，如果通过推动城市化，把近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国的消费规模将会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20年。当前的生产过剩压力自然会消除，住宅将变得严重供应不足，房地产与银行间的不良债务循环也可被消除。
　　目前欧元区正在继美日之后，也进入到大型“QE”，在欧洲有人主张，既然是为了启动经济而滥发钞票，还不如直接给每个欧元区居民送钱，比如“在一个早上，每个欧元区居民的邮箱里都发现了一张3000欧元的支票”。这种主张虽然荒唐，但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宏观政策要想见效快，就要缩短传导渠道。在中国，由于城市化滞后严重抑制了消费需求，推动城市化就是推动消费增长，而给进城农民提供住房和社保，就是直接给农民“发票子”，这是过去政府长期推行城市化滞后政策欠了农民的，发的有理，农民和城市居民都会拥护。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接近“硬摔”，再不启动经济，恐怕危机已难以避免，而在危机前中国与美日欧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们是供给不足，发了票子并不意味着必然有进口，还要看中国等东亚国家给不给，可中国是过剩经济，国内只要有需求，企业设备使用率立即可以从目前的70%以下飙升到90%以上，所有的债务，都可以被强劲增长的新供给填满。所以，不要害怕政府多发国债会引起通胀。但债务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发，中央政府也应规划好未来20年8亿农民城市化过程中的空间分布，用这笔资金引导城市化的合理发展。
　　目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共有2.7亿人，加他们的农村亲属，已有5.5亿农村人口应安排进城，按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也要到2030年之前才能转移完。可以先根据进城打工时间的长短来确定农民进城的先后次序。
　　农民进城要贯彻“二换二”的原则，即农民要用手中的承包田与宅基地，换进城后的社保与“廉租权”。廉租权是指在城市中给农民盖的廉租房，农民手中的积蓄有限，进城后马上买不起房，就要给他们提供廉租房让他们租住。但农民放弃的农村宅基地与承包田不能给城市的地产商，而是要留给村集体，这样才能推动农地的规模经营。“二换二”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不愿交出土地的打工农民，在城市一定已经取得了某种社保和居住条件，就应允许他们保留在农村的土地利益，总之这本账要让农民自己来算，划算了才会自愿“二换二”。实际上“一换一”也可以，即只用宅基地换廉租权，或只用承包田换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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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公布的1月份物价数据说明，通缩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了。通缩是结果不是原因，通缩反映的是更加严重的供过于求，所以，通过城市化避免经济硬着陆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反过来看，这也是迫使我们进行大调整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