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崛起，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先例不同，既不可能依靠大量海外殖民，也不可能依靠发动战争侵略掠夺，只能依靠经济手段，在弥合自身二元经济过程中竞争求强于国际大舞台之上。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汇率陷阱、人民币国际化及金融发展等重要问题。
　　汇率问题
　　所谓汇率问题，是一个包含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综合问题，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影响它的往往是政治因素在先。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对汇率有影响实力的，首先是国际储备货币 (均以主权货币作为硬通货)背后的政治主体。虽然美国官方声称美元政策是由美联储决定，但实际上美联储所标榜的中央银行地位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真正最有实力操纵汇率的无非是掌握“世界货币”霸权的美国政治决策体系。我们必须认识到汇率和政治问题必然联系在一起，“汇率政治化”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竞争手段，要在博弈的过程中与美国讨价还价，并争取反过来去制约它。这么多年以来，中美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某种战略均势。均衡的态势是不能轻易打破的。
　　说人民币汇率低估，依据在哪里?光看贸易盈余肯定不妥。中国对美国是盈余(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有许多东西不肯卖给我们)、对很多发达经济体是盈余(也有不肯卖的原因)，他们便找一些说辞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式指责，骨子里正是国际上的利益竞争，是国家意志的竞争。
　　面对动辄升级的汇率争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审时度势，在战略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还必然应当继续坚持 “韬光养晦”的精神实质(表述上可变动调整)，不能打破最基本的战略均势。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同阶段、不同场合的情况，但我们总体上要有隐忍的基本态度。我们要在中国逐渐于更大程度上加入 “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尽量争取多数，树立大国形象，力求化解敌意，获得更多认同。同时，我们也要讨价还价。这种博弈就是一轮又一轮的讨价还价。往往争议变得激烈之后又在明里暗里的讨价还价之中平缓下来。关于如何讨价还价，有很多方案需要进一步细化，要形成从短期到长期的全套要领。从历史进程看，时间在中国人这边，我们应在和平发展的努力中，一直发展到我们也有实力参与“硬通货”俱乐部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些我们是从政治角度进行的考量。
　　但政治角度之外，还必须要考虑到经济角度。从经济角度考虑，中长期看，需要使汇率机制更为市场化。因为这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换代。
　　中国汇率机制市场化的进程，必须是渐进的，因为它与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有内在联系。也需要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盘把握，以减少调整过程中的震荡冲击。这几年我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这不完全是坏事，它能逼着我们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汇率上适当使人民币升值，也是如此。最终形成较充分的市场化形式的汇率机制，也成为我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之一。
　　人民币国际化
　　人们已越来越多地讲到 “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这一概念合乎逻辑地引出的正面表述，一定要落到经济学理论考察的 “货币功能”范畴的世界货币概念上去。具有世界货币这一功能，直观上说，就是某种货币要成为世界上 “硬通货俱乐部”的一员，到哪里，人们都可以无条件地接受它——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目标，必然需要落实到它在“硬通货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确实看到了一些人民币国际化的端倪与进展，但真正要实现国际化，除汇率市场化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是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只要大量的投资活动涉及人民币时是要接受管制的状态，那么推论一下，国际各方面怎么可能欣然接受人民币作为自愿保有的硬通货?当然如果实现了可兑换，以后真正的国际化也还要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于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机制上需要做好两点：第一，汇率机制要更充分地市场化。在大的方向上，汇率形成机制要更多地向市场化运作去靠近，使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回到经济的定位上来，以发挥资源配置信号的作用。有了这样一个信号形成的经济杠杆，资源配置中很多结构矛盾就可得到有效消化。第二，创造一系列条件，使人民币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之所以不像其他经济体那样担心热钱的巨大冲击，就是因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这就使那些快进快出的短期资金、热钱碰到了一道“防火墙”。但是，这道“防火墙”不可能永远存在。只要世界认同了中国的崛起，那么人民币必然要走向世界化，而一旦如此，我们就得必须把这道“防火墙”拆掉，以便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人民币也就具备了变成硬通货的必要条件，之后还要水到渠成地去积累、培育其充分条件。
　　金融发展
　　对于今后中国的金融发展，我认为应该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在全面开放过程中，中国应做好自己的事情，着力实现金融开放、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的解读是金融构成现代经济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 (心血管系统)，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并使其始终充满活力。但泡沫化的金融却不再是 “核心”，反而变成了“空心”。因此，我们必须避免金融走向过度泡沫的状态。但从现实来看，中国在金融深化、创新上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在衍生工具的应用和发展上还只是探索性的。金融危机后，处于“研究生阶段”上的美国是需要“去杠杆化”，而处于“小学生或初中生阶段”上的中国则总体上应当合理地“加杠杆化”，以促进金融深化。
　　第二，在金融深化和创新中，必须实施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形成商业性融资和政策性融资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全覆盖。中国金融不应只是进行总量上的调控，还需要从各个层面予以多样化。无论是支持经济增长点、实施区域战略，还是作为对三农层面、小微企业层面、研发创新领域等对金融需求的回应，多样化都不可避免。前段时间出现过的温州企业群体性的资金链断裂问题说明了三个势在必行。首先，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和相关的机制建设势在必行。温州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没有处理好，遇到“天花板”后资金循环偏向于“炒房团”式的投机，在大局面骤变后，最终导致了在金融链条方面的问题，这充分说明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和相关的支持机制建设势在必行。其次，金融多样化的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无法适应发展新阶段升级换代、加快方式转变的要求。在多样的金融支持可以把传统正规金融与民间新兴金融合成体系后，才有望形成实质有效的金融深化和可持续、有主导性作为的金融支持体系。再次，在中国构建政策性融资体系势在必行。如何兴利除弊、防止设租、寻租现象是一篇大文章。温州的高利贷问题说明，要保持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增长极的可持续性，金融多样化改革必须建立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多种金融的中利贷以及政策性融资机制的定向优惠支持相互结合的融资体系，把极易引起巨大副作用的高利贷挤出融资领域。
　　第三，中国银行业具有广阔、深厚的市场需求，而在迅猛的业务扩张中，需要在深化改革、优化管理上主动进取。近些年我国城镇区域中各银行业务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状态。然而，在兴旺发展的同时，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大而不强”、以行政力量提供较大的存贷利差，等等。因此，中国的银行，特别是大银行，在国际化发展问题上需要统筹考虑，居安思危，从战略层面上加以规划，以便在深化改革、优化管理上能够主动进取、有所作为。同时，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在制度创新上予以支持，为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提供“多样化”的思路指引及有益于创新的必要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