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借此机会把自己作为研究者定位对于金融创新的认识，和各位做个交流，题目是“把握金融创新的八个势在必行”。在中央十九大精神和金融工作会议指导下，落在经济生活中的主题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服务实体经济，又强调多方协调配合防范风险的措施和深化金融改革。现实生活中的变化，首先是强调大局观，正本清源纠正脱实向虚的错误倾向，还要有大系统的监管，在金融领域设立稳定协调委员会下辖一行两会，还有大框架：在稳字当头对风险加以防范的同时，要以金融系统深化改革来系统化构建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协调配套体系。
　　具体而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第一是要非常明确地认识和把握好以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工作势在必行。实际生活中，已经反复强调金融的重要作用，80年代邓小平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认为可理解为金融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心血管系统，它以金融的有效供给媒介、带动各种各样要素配置于经济社会，可以认为是具有核心的地位，然而不论心血管系统的核心作用多么重要，也是要服务于整个生命机体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现实中如处理不好，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带有危机现象的一些现实问题都告诉我们，核心是有可能变成空心的。从国内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比如在90年代各方曾高度关注温州发展，千年之交以后形成共识认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竞争中间，温州模式胜出了，县域经济、民营经济这么繁荣，但是后来却出现了“跑路事件”，暴露出当地金融生态没有实现过去认为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状态，由于种种原因常规金融被边缘化了，实际生活中不得不以成本很高的高利贷金融来维持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局面，其脆弱性是在外部金融危机压力冲击下，加上自身的矛盾凸显，合在一起使资金链断裂，温州地面上可称为当地大型企业的几十家，几乎同时出现资金链的断裂而企业家为了避祸不得不跑路。当时对此局部性的危机是采取了应急措施，努力加以平息，等这个事情基本平息下来，看清楚的是，由于金融方面常规金融边缘化、高利贷唱主角，最后资金链断裂，随后暴露的是温州自己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受阻、产业空心化，在一个阶段上痛失好局——本来温州有民营企业发展的很好局面，却不得不做大幅度调整消化不良因素。在全局来看，类似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防范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后发优势是不能如愿发挥出来的，长三角有这类问题出现，如果珠三角再出现（一度曾经看东莞会怎么样，好在东莞后来挺住了），形成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中国或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核心如何防止变成空心，确实是要落在金融发展创新发展必须能够体现出使实体经济能够升级发展，中国到了世界工厂以后，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实体经济升级换代，是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力量，金融必须服务于这种力量。
　　第二，通过多元化金融产品体系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与资本市场势在必行。面对现实来说，我认为不得不承认，金融改革在中国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很多的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金融领域中过度的垄断。金融领域必然有垄断，它的准入门槛高，但是垄断不能过分，过度垄断一定要消除。多少年前讨论中，央行和一些大银行金融机构的领导就很不服气，说中国已有一千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天天在竞争，怎么还说我们垄断？数量上美国三亿多人有两万多家银行与金融机构，中国14亿人只有几千家，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实际生活中来看，中国金融行业的赚钱获益特征太明显了：数据上看，中国上市公司里从收益水平最高的往下排，前10位清一色全是银行。以美国方面的情况作对比，美国前十位中只有三家银行；中国的各个行业在A股上市公司中，盈利水平最高的是银行业，第二位一下子落到很低的水平上，而美国第一位是高新科技企业，第二位是银行业，从第一第二到第三和其后，盈利水平是平滑的降低过程。这可以说明，要素流动性上，中美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如有要素较充分的流动，不可能让银行总是鹤立鸡群有如此高的赚钱能力。前些年民生银行行长、现在是董事长的洪崎先生说过一句话，银行赚钱赚得都不好意思了。这就是因为有过度的垄断。这样的过度垄断造成金融机构多样化不足，金融产品也不能够在竞争中充分的多样化，去适应各种不同的需求，所以必须通过金融深化改革，来使金融体系能够在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下结构优化，尽可能充分形成不同的金融机构，提供多种多样的产品，来适应社会生活中各种类型的实体经济代表的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这样充分的金融产品的供应，应该能够把温州式的高利贷边缘化、挤出去。不能设想一点都不存在高利贷，但至少要防止“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而引出跑路事件这样的教训重演。过去已有一些探索，比如小额贷款公司，我们强调它是资本金融资、自担风险，应该得到更多的发展，现实中间是以“中利贷”的形式形成较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这些应能更多提供出来。发展方向，应该是由低利贷和中利贷形成一个格局，把高利贷挤掉、摒除出去。生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前两年山东“辱母事件”，源头还是因为高利贷。这类事看起来有可能牵一发动全身，处理不好经济问题会社会化、政治化。
　　第三，金融多样化的改革里面，从大的结构来说，强调结构优化提高金融概念下直接金融的比重势在必行。中国直接金融比重还非常低，股、债市形成的直接融资只占20%左右。国际经验看，头号强国、市场经济代表性的经济体美国直接金融占80%左右。对比之下，当然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经验数据，但是具体看直接金融比重过低确实有问题。现在都在谈论宏观杠杆率，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GDP比值已经高达近250%，与大量的间接金融以贷款方式一进一出在重复计算M2有关，况且这些年贷款还有短期化的倾向。为M2大家担心狼来了，但是物价波澜不惊，2010年以来CPI一直是1到2的区间非常合乎意愿地小幅波动，PPI曾长达54个月负增长，2016年7、8月间终于转为正值，现在又在低迷状态。中央把“去杠杆”转变为“稳杠杆”，这跟中国具体国情和金融结构是有关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直接金融比重更高，将更有利于要素流动中企业家才能的更好发挥，可以更多使市场竞争性带来正面效应，产生加分的因素。间接金融更多是靠企业家求银行，直接金融则是企业家可以跑到股市、债市和私募领域依靠以自己相关信息对受众的发布，去对应到资源配置上。所以从发展方向上看，虽然不能简单模仿美国这么高的比重，但是至少要把我国20%的比重明显地往上提升，金融改革要争取相关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来达到提高比重的结果。
　　第四，金融多样化发展中应该从战略高度上考虑，使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匹配的金融创新势在必行。中国要使政策性金融体系匹配了商业性金融体系，才能守正出奇地支持中国发展。形式上辅助性的政策性金融战略层面上却有重大的全局意义和挑战性。中国的现代化要依托于中国的超常规发展，有效市场旁边必须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如何守正出奇？很多主意必须打在政策性融资方面，而它又是双刃剑，处理不好会乌烟瘴气。但是看看美国、英国等老牌的、前面的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以及二战以后日本的经验，没有一家可以忽略政策性金融。中国也在这方面有所试探，一段时间后又后退。十八大后，重新提出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的概念。现在也可注意到，领导层强调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草根金融，对精准扶贫的金融支持等等，这些无一例外具有浓厚政策色彩的金融，是一个有别于商业性金融的体系。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表明，在中国追求超常规发展，必须在战略层面掌握好打造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其中财政是应有的后盾支持，因为这必然涉及财政的功能作用。英国、美国支持中小企业的机制是运用预算资金做贴息、信用担保，中国也在引用这些经验，近些年地方政府还越来越看重产业引导基金，以及这些年在努力创新发展的PPP，这里面的政策色彩都非常鲜明。双轨运行下，财政支持的机制是“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用、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为使之可持续，要建立多重监督审计的制度约束，最大限度地防止设租寻租和腐败之风，对支持对象要有规范化的遴选，希望得到支持的对象虽然不能都得到支持，但是每一轮挑选出来应该都是政策金融按照定位应该去支持的对象。如果搞成乌烟瘴气的靠“关系”，不该得到支持的依靠拉关系处关系得到支持，这个体系就不可持续。
　　第五，金融创新中对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势在必行。阿里公司可以在计算机系统里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软件设计，零人工干预地不断批出小额贷款，把商业金融边界扩大了。当然也会碰到一定的局限，比如说网上靠大数据自动判断风险决定放贷不放贷，申请对象的电子痕迹，与他的亲友、主要朋友间的相关信息是一网打尽的，但如果是偏僻农村区域务农的申请者，没有什么电子痕迹和以往经济信息，就无法直接得到小贷支持。淘宝户在培养了一些自己经济行为的电子痕迹后，则越来越容易得到小贷支持。当然要肯定商业性金融在新的信息技术支持下扩大了边界，但是还不能取代政策性融资，需要覆盖另外一部分人。总体上需要肯定，这样的科技创新带来的互联网+的意义重大，可以降低整个金融系统里的风险度和融资成本。
　　第六，在金融创新中推进PPP机制创新势在必行。近年对PPP，社会上有很多议论，有些人甚至说PPP要被叫停，有的期刊甚至说，我们以后不发PPP文章了。但其实中国守正出奇的创新发展中，PPP独特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有了前面几年的大发展后，往下调一调、稳一稳，符合波浪式发展的规律，但是绝对不会叫停。果然，这两三年相对稳一稳后，各有关部门态度又很明朗，要支持其可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的一个创新重点。政府有限财力制约之下，必须把政府财力“四两拨千斤”地运用，这是必选的创新事项。以PPP形式，中国可做的事非常多，，从北京地铁4号线到16号线的轨道交通APP做起，从“鸟巢”这类公共基础设施做起，大量中国城乡的项目都可以做PPP，包括北京必须解决停车场、停车位严重不足的问题，完全可以对接PPP。很多小区改造要在老建筑物上加装电梯，这是进入老龄化社会和现在人民生活标准提高后，普遍要做的升级改造，完全可以把PPP对接到这样的事项上。按老办法依靠政府，不知道多少年后才能达到意愿，用PPP就可以加快和优化，这直接关系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生活质量和发展环境质量的提高。
　　第七，创造条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势在必行。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从已经有的周边化、推到越来越高水平的国际化，必须下决心在具备条件时，“自拆防火墙”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个关口不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但是确实会形成风险压力，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情况再发生，防火墙的作用就没有了。我们将要在有能力面对热钱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情况下，来对应索罗斯式金融大鳄热钱的冲击。
　　最后，把握好发展和规范的关系势在必行。金融创新的很多新领域中，还不知道如何规范的情况下，首先要给出创新试错的弹性空间，大的逻辑是先摆出的是“发展中规范”，允许有发展中的试错，跟着的，是看准了以后一旦必须出手的时候，要以规范发展防范风险。中国的互联网+，典型的是民营企业冲在一线，可扫码支付的微信和阿里的支付宝，有竞争关系，但是合在一起，使中国公众普遍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非常便捷地得到了金融服务，老百姓在街上手机扫码，可以叫出租车、买煎饼果子，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是曾经有微信面对困难的情况，腾讯曾经要把微信卖出去，没人接盘。中移动也搞了飞信，是同一个美国原创技术支持的，但是很难通过必须烧钱的一道道关口，未成气候。当年对微信有人说，会给政府找麻烦，克强总理说了四个字，“审慎包容”，要看看，给出有弹性的空间。冲过了瓶颈以后，这个微信一飞冲天，不光是有便捷的支付服务，而且给老百姓草根层面碎银子提供理财的通道和金融服务，这是原来金融行业中作梦也想不到的服务。这些事情合在一起启发我们：允许试错，给出弹性空间，必须是排第一位的，其后才是八九不离十看清风险后出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