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对多重因素叠加的经济下行形势，需要进行中长期全局性的考虑，在不确定中把握确定性。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提出，其既与扩大内需的方针一脉相承，又是一个更加倚重中国本土市场潜力释放的认识框架，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本文阐述了内循环提出的背景与学理逻辑，并指出内循环与外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提出发展内循环要注重抓好六项要领。
　　【关键词】经济 内循环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一、内循环提出的背景
　　各方现在热议的内循环，中央对其的表述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样一个指导方针的提出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勾画。
　　（一）三重因素叠加下的经济下行
　　2010年以来，整个中国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伴随着三重因素的叠加。第一重因素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201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基本意图是要寻求通过经济软着陆以后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之后又明确地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这个阶段转换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后（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使得中国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必然经历的阶段转换，和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高速发展特征大同小异。这重因素影响下的演变，是在2010—2012年两年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地回落到了8%以下，然后又经过三年，相对缓慢地回落到了7%以下。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中国经济是在6.7%—6.9%这样一个很窄的GDP增速区间里波动，其实已经有了“L”型转换的基本状态，本应乘势向前加以确认。但是2018年一季度之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期而至，这是影响经济下行的第二重因素，而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已经升级为包括科技、外交、金融，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极限施压”。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就是使原来6.7%经济增速的底线被击穿，到了2019年年底，季度增速是6.0%，全年的经济增速只有6.1%了。第三重因素，就是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得经济增速在一季度一落千丈，出现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6.8%，二季度回调到正的3.2%，三季度是4.9%，1—9月经济增速已回到正增长区间，四季度大概率会是经济增幅继续上升，有望把全年经济增幅拉到2%以上。但是三重因素叠加以后的经济下行，总体而言带来的情况是下行压力加码，不确定性上升，市场预期不好，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矛盾进一步凸显。
　　（二）基于中长期视野的前瞻性分析和“持久战”思维
　　面对复杂严峻形势，需要有前瞻性的分析和展望，现在碰到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有中长期特征，把当下形势特点和中长期“持久战”的考虑联系到一起，也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前瞻：如果从时间维度考察，继续引领新常态显然是个中长期的问题，还需要经过5—10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以低于6%重心的中高速状态完成“L”型的转换，不仅依靠这个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平台，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有发展的后劲去实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是一个从中长期延伸到更长远景的战略性任务；而中美贸易摩擦既然已经到来，那么也必然是一个中长期过程，需要我们在处理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问题时，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之中力求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延续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这其中问题的复杂性与挑战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说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前景也还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虽然本土最严重的短期冲击特征的时段已经过去，但是基于全球态势和病毒演变大概率的考虑，对疫情抗御的工作需要常态化，在很有可能出现的与新冠病毒中长期共存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社会生活中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并最终将它消灭。所以，把这些合在一起，所谓形势的复杂严峻性质，是要作打“持久战”的长期思想准备。
　　（三）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
　　在中长期考验我们的巨大不确定性面前，要充分地注重把握好我们可选择的、应当正确把握的确定性。中央有如下一个基本判断，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也在不断重申，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这方面的客观条件，是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一方面国力明显提升，但另一方面，国际地位上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完成。中国欠发达的二元经济基本特征，最后如何消除，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既体现了已有的整体发展和现代化愿景的差距及与发达国家相对而言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方面，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至少能经过努力以后体现在相对高速的、大规模经济体中仍可认定为超常规发展态势的发展进程，一步一步往前推进“新的两步走”现代化过程。当然，也需要动态优化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的组合。在利用中国的成长性，把握好其韧性、回旋余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整个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潜力的实现过程中，最值得把握住的，是自己可选择的、可以作出正确选择的确定性因素：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来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拥抱全球化，化解那些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二、内循环的学理逻辑
　　（一）内循环为主体，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一脉相承
　　2010年提出的“稳中求进”，一直到现在还是年年强调，这个过程中“扩大内需”大家耳熟能详。笔者对扩大内需的理解是，从已经形成的具有规模特征的大市场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经济低迷运行过程中，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手段，调动内部需求潜力而得到有效供给对它的回应以支持景气水平。其实从经济学的解释上来说，扩大内需以后，就是形成以有效的供给来回应需求的一种循环，而现在直接将其表述在“内循环”上，实际上是更加强调原来的循环里基于本土的这一部分，从而有了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表述上的延伸。扩大内需以后，首先形成的是本土市场潜力所支持的对于需求的有效供给的回应；当然在同时，内需得到有效供给的回应，也必然伴随着坚定不移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回应。中国以后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就是一轮一轮地扩大建成区，接纳从农村进入城镇区域的农村人口，进行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释放巨量的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所有可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撑这一经济循环和整个经济成长过程。本来这个经济供需互动的“循环”，是经济生活的一种自然机理，现在无非是在表述上，将其更明确地表达在文字上并有新意地强调了本土内循环的主体地位。
　　（二）内循环为主体，是对中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释放更加倚重的认识框架
　　在客观条件上，现在也有必要更多依靠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来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合乎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壮大起来的过程中动力体系升级的顺序，和利用客观支持条件的这样一种通盘考虑。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计委一位年轻同志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得到决策层充分肯定，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情况是国内市场初步发育，内循环这方面可以调动的潜力是比较有限的，于是先更多考虑“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不仅是带来了可做的生意，而且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的意识与规划，也培育了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现在已是今非昔比，中国有了非常可观的市场发育——当然还要进一步完善，但是毕竟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将内循环作为主体可依靠的基本盘而更为倚重，具备了过去前所未有的条件。这时候双循环还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合乎逻辑的是，国际大循环的份量要调减，内循环的份量要提升。
　　（三）内循环为主体，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就要考量主动权怎么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这个主体的手中。特别是已成长为总量全球第二的大规模经济体，从安全、稳定考虑，有必要适当降低一些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注重相对而言更有把握地去调控的一些内部因素，是与时俱进的首选，利用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运行，加上双循环和两者的相互促进，是战略指导方针下更明确表述的一个升级版新发展格局。
　　三、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
　　前文所谈的背景和学理逻辑这两个层次，无非是使我们更清楚地认知“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本文的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如何认识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中央强调内循环与外循环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可以认为，也就是相得益彰的。双循环，这是一个完整的框架，即讲内循环的时候不要忽视外循环，但是以内循环为主体，也确有非常明确的份量上不一样的把握，是有结构特征的把握。而且，这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双循环，是应该放在改革开放求发展的系统工程之内来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谈三点。
　　第一，注重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是追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更有风险耐受力。前文所述中，也强调了怎样更好地掌握主动权而追求行稳致远。
　　第二，注重内循环为主体，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间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升级，也必然需要外循环对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催化和倒逼。这也是这几年中央特别看重的新旧动力转换里的一个命题。这个动力体系的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改革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步履维艰，真正的攻坚克难还并没有取得中央所要求的全局而言的决定性成果，而开放，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比如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就是要进一步拥抱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现在带有示范效应的粤港澳大湾区和要在海南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等战略举措，都有这样的战略意图。
　　第三，注重内循环为主体，是坚定不移追求中国产业结构状态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上台阶的升级版发展。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外循环之间的相互造就。在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氛围里，中国一些领导人和权威人士近来发出的十分一致的理性声音，是我们不否认有竞争，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中国决不脱钩，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有光明的前景。这就很接近当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时的外交风范。其中所宣讲的内涵，就是中国认同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和平进行。从学理上讲，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全球的，中国这几年在全球经济增量中的贡献越来越显着，而且2020年一定是拔得头筹；另一方面，中国只有加入外部国际竞争的“与狼共舞”，才可能在全球分工的价值链里，完成从食物链底端的草食动物到高端的“肉食动物”的转变。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加入WTO以后，并未变成有人悲观预计的农业全军覆灭、汽车行业全军覆灭，而是得到了“与狼共舞”以后很好的发展，中国这么走，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中国应该在这种以改革开放和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去实现和平崛起。所以，上述这些分析认识，可以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投资家李录先生的着作《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在认识框架中提出所谓3.0文明，把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如今的信息革命都称为这个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的铁律，就是主导国际市场的趋势，是大家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最大的市场，最后会演变成为唯一的市场。这在冷战结束以后，已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现实。虽然现在美国想在这个市场里“去中国化”，但谈何容易？历史唯物论讲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也就是决定人际关系，现在中美和全世界共享一个产业链，实际上是已经别无选择的唯一的市场，也就是我们要拥抱的全球化。不开放不加入，便是会走向落伍、走向落后的一条死路。笔者认为这也是李录先生作为一个有学者情怀的研究者，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明确论断，所做出的一种学术方面的论证。以新供给经济学的认知来正面地说，基于供给侧创新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共享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再加上供给侧创新形成的“核威慑”战略平衡关系的制约，我们仍然应该坚定地认为时代主题是邓小平所表述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过去所说的“战争与革命”。虽然现在“和平与发展”主题遇到了挑战，但其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和主潮流，对于这个没有变，认清了其根基上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论原理，就可知我们当然要保持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四、发展“内循环”的要领
　　笔者认为在把握内循环方面，需主要掌握如下几个要领：
　　第一，要进一步抓好有效投融资。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无疑是满足消费，但消费可持续的大前提，是形成有效投融资，以此不断形成有效供给，满足和引领消费的发展和升级，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本年度的投融资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合成有效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第二，优化收入再分配，释放消费潜力。以内循环为主体，要特别注重怎样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这些年，老百姓的收入确实是在上升，但不必讳言，收入分配中仍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差距过大等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进而更好地改进民生，实现更顺畅的内循环。要在有效投资的支撑之下，保持就业达到一定的水平，并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使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稳定增长并形成较好预期，解除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进而持续提高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收入优化的支撑，同时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加上支持着民众乐观预期的中国经济稳定向好，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正是对于经济景气和以经济内循环为主体必然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三，进一步弥合二元经济，使城乡间要素流动更为顺畅。中国从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要在配套改革中让要素充分流动。首先是要通过户籍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让更多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已有明确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等，也要积极地以居住证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农民工，以后有更好的条件与期望，尽快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四，企业在外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进一步跟踪市场变化积极发展外贸的同时，也需注重在必要的情况下“出口转内销”。
　　第五，针对“卡脖子”关键技术，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形成内循环。“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如高端芯片，很清楚只剩下“华山一条路”，要以举国体制的2.0版，即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支持内循环。“新型举国体制”要借鉴过去研发“两弹一星”举国体制的宝贵经验，同时还必须以能够对接世界市场作为攻关成功的标志，将内循环与外循环对接。
　　六是在“纲举目张”的意义上，必须以改革深水区“啃硬骨头”的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所有的这些举措，一定是在积极地进一步考虑外循环和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广阔舞台上，来积极把握和推进的。完整的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客观规律也决定着我们有可能在积极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来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这其中的龙头因素归结到一个概念，就是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改革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结构优化，促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这个供给体系，一定是立足本土，对接全球化广阔舞台，追求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
　　参考文献
　　贾康.注重内循环绝不排斥对外开放[N].环球时报，2020-08-0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