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在经受着一个经济下行的过程，这个构成原因至少有好几个方面。首先面对的是要完成经济发展阶段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虽然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没有消退，但是矛盾凸显期特征来了，我们必须克服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等不可持续性的危险。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中央明确给出了一个要完成L型转换的判断。大的经济体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大同小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转换。这个L性转换本来在2015年以后有希望实现，因为有长达12个季度、三年时间段的增速6.7至6.9的运行平台状态。但是2018年一季度以后，中美关系巨变，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美国朝野空前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2019年我们的增速全年只有6.14，季度只有同比的6.0。这就开始接近中高速区间的下限，再往下就称不上中高速。后来又有三年疫情冲击。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中财办副主任直言不讳地指出，应警惕“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的出现。这是我们2021年以后努力在主观方面做的政策优化。比如房地产业、教培行业、民营企业的发展等等，这些交织在一起。

　　概括地说，四种原因不可忽视：阶段转换、中美关系的巨变、疫情冲击以及三重压力交织。2020年增速2.3%，是四十多年来的增速最低点。2021年同比8以上的高点，两年合成的复合增长率是5.2。在2019年6.1的水平上，又往下跌了0.9点。2022年我们只实现了3%。今年如果完成的比较好，现在一般认为经过努力也不一定能达到6%，但是5%左右还是没有悬念的。假定今年经过努力能达到6%，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是多少呢?只有4.5左右，经济下行的趋势仍然没有完结。

　　从基本的分析判断来说，不能认为是中国经济往下不回头，而是一个周期性波动中间的阶段性现象。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成长性，它的动力源或者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发展运行，是有客观方面依据的。我完全认同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工厂，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但是大而不行。我们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看到了自己的短板体现在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实际的发展水平方面。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7%了，国际经验是到了70%的城镇化率，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就过去了。就说我们的城镇化都到天花板了。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不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了。我认为这是严重的认识误区。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首先要看什么，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7%。一大半中国人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面几十年已经进城了三亿多人，大多数是拿不到城市户口，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养老、住房、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不是我们故意要歧视，是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有效供给水平没到那个份儿上。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假如给一点点口风，说是要适当放松户籍管理，马上就潮水般涌进来。真实城镇化水平，首先要看这个不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然后可以拿常规城镇化率比较，我认为50-55%的区间差不多了。按照城镇化水平往上走一年再上一个点的发展态势，至少还有15年到20年。这就与对工业化的认识相一致。我们后面空间的潜力释放，活力释放，中间的韧性、回旋余地还是相当可观的。这个分析认识，一定要放在更长远的中国整个完成现代化成长过程中间这个大的事业里边来把握。

　　主观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做什么?坚定不移地认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人类文明潮流后面的客观规律，就是中国作为古老文明国家必须完成工业化，工业化必须完成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这两化的推进，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市场化，国际化，这都是规律，以及现在我们必须抓住信息革命时代的高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还有全面依法治国。几个潮流合在一起。我们主观上如果不犯低级错误的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被颠覆。

　　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出现前面的超常规发展，它的谜底是什么?有的学者说他破解了，就是这种中国地方竞争，实际上地方政府在争先恐后的竞争之间形成的特定机制。我认为可以叫做“地方政绩锦标赛”。发展是硬道理，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一定会进一步展开地方政绩锦标赛，进而带动中国大地潜力的释放，活力的激发。

　　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的考验期。按照原来的预想，我们十四五末期应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以美元计价，这个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实际上是提高了。由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我们未必能够在十四五末期如愿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个方向要坚定，这是要过的一个坎。而2023年，是对接“L型转换”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