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双循环时代的金融全球化”系列沙龙第十七期《解放新质生产力，香港拥抱Web3.0投资机遇》中的发言实录。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荣幸得到机会来和各位做交流。我今天的发言聚焦于新质生产力在学理层面的理解，试着把自己作为研究者，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还有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向各位做个汇报。我的主题就是刚才主持人已经说到的，谈一下“解放生产力”中阶跃式升级的这样的一种生产力不断发挥作用而发展提升过程中，和“新质”概念相关的认识。
首先我汇报一下怎么认识生产力概念。其实各位朋友对这个概念不会陌生，如果从学理的角度来说，我认同唯物史观所给出的一种特定的对于生产力作用的看法：生产力它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层建筑演变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生产力它是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时候，必然又伴随衍生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就是所谓生产关系，会形成一定的制度形式，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按照唯物史观的表述，是说它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又决定着社会的上层建筑，即这种生产关系制度安排，内在地决定上升到政治、国家机器、宗教、法律、文化、艺术等等的上层建筑的形态，在现实生活中间当然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了，但是如果说深究所有这些大千世界里边丰富多彩的种种社会生活现象，最根本的决定它的发展的最底层的原因，还是得说到生产力--它处理的首先是人要生存，人要在自然界中间取得维护生存和支持发展的资源。
那么从历史上如果做个简要的回顾，人类按照现在科学界的一般认识，至少已经有了一个脱离动物界之后将近200万年的发展过程，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之后，曾经有过漫长的原始阶段上，特定的社会生产力如何？这是说最初期在人类文明史还未揭开帷幕的时候，但已不再作为一般动物概念存在，而作为原始人群存在的这样一个初期状态之下，社会生产力的概念就应该有其对应性了，因为有人类社会了。
那时，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三个要素的组合落到一种必然由自然分工决定的运行状态。人类社会成员里边有男性有女性之别，由此自然地决定着的，可以轻易区别开的两类人的合作：男性肌肉比较发达，他们适合于更多去从事狩猎，而女性由于生理原因，更多的适合于带孩子和从事体力上轻松一些的采集，这就是所谓最开始的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状态，以此千方百计地维持这些原始人群能够生存下来。
漫长的过程中，后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产力的上台阶式的非常值得肯定的进步？就是我们在学术界称为农业革命的出现。
人们开始有了一套种植的经验，通过农作物的种植，相对稳定地可预期地取得满足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食物供给。农业革命如果从它的发生到现在，一般的认识不超过2万年，是在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使人类的生存状态前所未有地得到了相对而言显著升级以后的保障条件。
那么再往后，要特别提到的生产力的又一次跃升，那就是在英国开始的18世纪中叶到现在，也就这么200多年的工业革命时代，它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评价中间是说，这种跟资本主义概念相伴随着的生产力的大发展，使生产力总量上超过了人类历史上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这也就表现在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满足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有效供给能力，空前地极大地提高了。
而伴随着有全球化这样的从地理大发现一直到推展到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在地球村里面共享一个产业链的状态，越来越普遍地表现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生产力层面的创新发展，支撑着所有各个民族国家，大家努力争取能够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使不同人群、各个民族之间，处理好人际关系，寻求和平发展。实际上有一个生产力支撑的重要背景情况，是越来越多的生产力进步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从半导体概念切入，再往后对接到七八十年代以后率先在发达经济体里边积极创新和成长的互联网概念。
互联网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上也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的认知，而且积极地加入了“互联网+”创新的大潮，这就是又上一个台阶的信息革命时代了。
信息革命时代发生之后，我们感觉到的发展升级特点是日新月异，生产力在最前沿的表现上，现在大家谈论的是什么？是大模型支撑着的“人工智能+”的创新，这种处理人和自然界关系的生产力，体现在投入产出生产过程中间，我们学理上的解释是说它以供给侧多种要素的结合，形成了满足人类需要的有效供给。信息革命是这种供给能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从生存开始，要进一步追求温饱，追求更丰富生活内容合在一起的小康、发展、享受，要有更多更丰富的随物质文明发展的精神文明要素的发展和其更多体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共享的发展成就之中。
而同时我们也知道，人类社会早已经有了所谓生产过剩问题，这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概念下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而出现的过去说规律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另外一个概念我要点到为止说一下，曾经在中国的某些媒体包括官方媒体上，有人提出的“生产力过剩”这个概念，我认为是不成立的。
生产力不存在过剩的问题，但生产确实存在过剩的问题。生产力它越是蓬勃发展，越有利于人类社会福祉的实现，它不存在什么过剩不过剩的这样一个界限。但是确实如果是出现了生产过剩，那么我们就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怎么合理解决--生产过剩一定是和我们的结构不够优化、相关联的很多矛盾问题有待解决这种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接着，我想在新质生产力概念之下谈一下自己的作为学者对其定义的理解。由领导人表述、新近政治局会议和今年的两会进一步强调的新质生产力，背景显然是我们中国推进现代化所必须的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历史过程，如从基础理论层面来做相关的理解，我觉得有至少两大视角来认识这个有关“新质”的表述。
第一个视角，是人类于供给侧创新中间所形成的所谓阶跃式--我前面说的上台阶式的一个个台阶往上走的这种发展，它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这对应的显然是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如果说哲学上讲量变为质，那么我们可以讲，生产力它的量变如果在曲线上来说，不是一个很平滑的由左边比较低往右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在直角坐标系里的表现，而是总体来说确实是左边低右边高、但是一个一个上台阶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曲线，学术上把它称为阶跃式曲线。
那么大的划分上，我们可以说，前面提到的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比之农业革命时代的生产力，它就是新质生产力，它有质的飞跃、质的上升。那么更细的划分，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信息革命这个时代之中，移动互联网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比之比较早期的有线互联，它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显然可以称为新质生产力。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人们越来越多接触到互联网概念，一开始还都要专门拉线的，后来说有移动互联的概念了，那就是无线互联，现在全中国大多数国民手上都有智能手机，都处于无线互联的状态，在这种智能手机上面，它不仅有很多的信息可以及时传达，它还有很多的我们说的商业活动的功能，实际上已经有了移动商务、移动金融。在很多的具体的场合，只要有信号，可以做商务交易的处理、支付与结算。这非常好地支持了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这种移动互联，那么当然是在可细分的“互联网十”带来的生产力解放这方面，是一个比原来的有线互联明显更高出一个台阶这样的境界了。
再有一个展望角度来看，我也可以提到，不久前看到了一本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正式出版的译著，是西方学者写的，书名暂定为《量子霸权》，也可能以后定为《量子优势》或者怎么样。书中介绍、探讨的就是早已经被科学界所注重的量子概念之下，有可能对接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半导体计算机概念--量子计算机如果真的能够有了广泛的应用，它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比之于我们现在还处在的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是新质生产力了。这是几个我们可以举出的例子，来认识这种创新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阶跃式发展过程中间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
还有一个视角，我们需要强调生产力发展中间供给侧的创新其实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创新。我们承认需求侧也是要出新的，人的需求是不断由低往高走是吧？不同的层次，总体来说是越来越多地在满足了比较低的层次以后，要上升为更高的层次，它是一种原生动力。
这个需求侧用户体验的提升是永无止境的，所以要承认它的原生作用，但在实际生活里面满足需求侧所有社会大众他们用户体验提升，他们生活中间的获得感幸福感所需要的实实在在的创新，却只有由供给侧的生产经营主体，我们所说的市场上面各种类型的企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配套的机构和主体，他们通过供给侧创新来具体实现。
如果说需求侧自己能够提出什么样有更好的用户体验来说，他们是非常朦胧的状态，一般来说很难设想一个消费者能够去认识到会有乔布斯主导的苹果智能手机的横空出世，但是供给侧乔布斯作为一个杰出的创造发明家和企业家、决策者，他主导了苹果手机的全套的设计，利用当时他可以得到的所有支持条件，使这样一个产品成功地推向市场。那么这样一来使千千万万的消费者眼前一亮，感受到苹果手机可以给自己带来的用户体验的提升，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由供给侧的各种要素经生产经营决策主体实现了优化组合而带来的升级版状态。
这种生产力发展中供给侧要素，它的组合升级，它所形成的生产力的新水平新境界，显然也是在阶跃式上升过程中间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可以对应的。
那么我们进一步做理论上的分析，比如说一个科技成果的应用，它是供给侧要素中的一种，邓小平当年就特别强调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现在这些年在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时代，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带来作用大家都广泛认同，能够切实感受到了，它是所谓颠覆性创新的典型代表。
那么科技它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理论上分析来说，它仍然并不改变生产力有三要素的组成，里面有劳动力，有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但是这时候怎么认识科技成果应用？它不是给原来理论框架里的三要素做加法，来个第四要素，它是做乘法，所以科技成果应用对于生产力来说是乘数，是放大，所以可以称为第一生产力。
于是更多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就涉及一个我们学界早已经讨论多年，中国的领导人也已经在很多场合明确加以运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西方一位学者叫索洛提出，他的认识框架是说可以用数量模型方法把我们大家都认可的劳动、资本等要素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来量化，量化之后发现多出一块，这多出的一块虽然很难做精细的量化，但是他认定一定和科技进步、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有关，所以索洛余值的概念就引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一起怎么优化组合，怎么样提高整个生产力的水平，是这样的一个内涵。
那么索洛余值这种对于提升生产力水平的贡献作用，虽然不太容易量化，但是显然很重要，而且实际上是日趋重要的。科技成果的应用，以及现在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中间，中国的官方明确要纳入供给侧要素的数据--当然指的是现在信息革命时代的大数据，它们都是在要素组合里不可忽视的、要加入进来的这样一个部分。
而且我们结合着制度经济学、结转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特别强调中国要完成由传统体制到必须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转轨过程的话，制度要素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一定要纳入全要素生产力的认识框架。有制度创新，才能够充分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就是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潜力空间。
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认识新质生产力的视角。
上面这样两大视角合在一起，至少我们全面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应该是在不同视角上这些认识的综合。中央要求的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显然应该包括与把握住科技创新的前沿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关联的怎样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来对冲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传统供给要素支撑力的下滑，而形成我们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间的升级发展新动力源。
我特别愿意强调一下，我所在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近些年反复强调过，领导人所说改革是最大红利之所在，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用语。学理上的解释，就是我们这个制度创新是整个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体系的龙头因素，是纲举目张的纲。要注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当然要特别注重科技创新等等，而制度创新却是打开中国科技创新潜力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因素。以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他们之间有相互间互动这样的一种有机结合，这样的有机结合支撑生产力的发展，在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之下，它的内容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来全面把握。
我注意到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又有更展开的专门表述，我注意到里边很重要的这样一段话，是说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样一段表述，我觉得我前面的分析应该说逻辑上都对应上了。这是一个很浓缩的、由领导人表述出来的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式阐明。
接着，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两大层次的认识之后，第三个层次我要概括勾画一下怎么认识中国爬坡过坎这个关键时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领，怎么样打开新的局面？
我们必须追求在经济增长速度告别两位数高速增长之后应该实现的中高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我愿意强调几个特定的要领。
第一，我们现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处于历史性的考验时期，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近现代史帷幕拉开一般认为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走到现在已经是180多年，我们在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努力之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有了超常规发展的过程中间，完成了经济起飞，而发展到现在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但是仍然要充分重视面对的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剩下的不到30年的时间，它的考验性和前面将近200年的奋斗应该讲至少是等量齐观的：能不能够爬坡过坎，走过最后一段这个使中国梦梦想成真的发展进步过程？现在已经感受到非常明显的一些挑战，压力，在不确定性这方面，大家都不能否认，那我们怎么把握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间应该把握的确定性因素？这就是和怎么样发展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命题了。
所以我强调改革开放之初所说到的解放生产力的概念，现在要继续深化认识。生产关系它的合理化，能够解放生产力。所以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为的就是解放生产力，使老百姓能够富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这一定是在生产关系层面上要以制度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龙头，也就是我前面已经强调的对改革要认为是最大红利之所在，所以我们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升级发展的一个大前提，是新质生产力纲举目张的纲。
我们必须在改革深水区解决攻坚克难的问题。总书记在他上任不久曾经说过，感觉上就是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啃硬骨头的任务，这些年我们已经领教了是吧？有这么多的改革指导文件，但真正实质性的改革应当看到还相当有难度，可以称得上是步履维艰，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中央最新的指导精神，是要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而且也点出来了，要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这和我们过去的历史轨迹是高度一致的，改革开放之初就是下决心推进改革而在宏观层面的突破口，选取了财政分权的分灶吃饭。
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那是1992年以后，又是意识到必须有新的一轮跟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体系相匹配的重大改革举措。跟着是邓小平要求朱镕基同志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紧锣密鼓做了准备以后，于1994年1月1号推出财政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配套的、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体制配备基本制度支撑条件的重大改革。
现在新的一轮重大改革，是要在已有的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在改革的深水区解决攻坚克难的问题，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认估计最大可能性就是在三中全会召开的中央决策关键时点上推出指导新一轮重大改革的文件，而且这个文件指导下，首先还会跟过去的轨迹一样，把操作对接到新一轮财税改革，带出其他方方面面的配套改革，那么我们就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吧？
整个的改革还需要上下互动，决策层自上而下，我们企业市场人士微观主体自下而上互动来推进，完成必须攻坚克难的中国的改革大业。
第二个要领我愿说到，要特别注重落实到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年两会上特别强调的、作为十大方面工作重点中列在第一的数实融合支持产业升级，支持价值链供应链得到升级发展的这样一个创新前沿事项。
我们要以追赶-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合理的组合搭配，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它可以解释从中高端往下，中国拥抱全球化和其他的经济体，包括美国这个头号强国在内大家互通有无，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所能产生的资源配置优化作用。
但同时要意识到比较优势战略，它往上走一定会碰到天花板，即现在已经感受到的所谓中国大陆在高端的核心技术这方面遇到了卡脖子问题，卡脖子的直观表现，比如说高端的芯片、高端的航空发动机是无法用比较优势战略来解释、来实施对策方案设计的问题。
只有超越比较优势的眼界，以合理的追赶-赶超战略去解决怎么样攻关和攻关成功的问题。这两个战略的结合，还是要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数实融合是讲的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那么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要义无反顾加入人工智能+这个作为前沿概念的创新大潮、竞争洪流，以数实融合前沿的头部平台，拉起专精特新集群和全产业链所有的企业一起来升级发展。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中国的所谓数字经济平台头部企业，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在本世纪形成了也就十几家的这样一个阵营。头部企业后面跟着，当然还有人们所称的形象化的独角兽、瞪羚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是后面的一个系列。
实际上对接到数实融合，在实体经济层面，这些年我们又特别注意到了，还有专精特新概念--在专精特新概念下，特别是指那种中型甚至中小型的企业，甚至可以对接到某些微型企业，人数不多，它的经济体量所说的营业额、产出的规模并不特别大，但是在某些细分行业里面，却是最高水平，被称为隐性冠军，称为小巨人。这就是从德国、日本他们的发展经验里面都可以总结，而越来越被世人所看重的概念。支持这样一些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使他们更好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细分产业发展的作用。
前面的头部和后面的更多数量的专精特新，再加上在全中国现在1.7亿以上市场主体，整个形成的企业界，都要纳入数实融合的创新大潮，但是各个不同状态下的企业，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赛道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却需要有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样才能有效形成一个升级发展的大潮。
我们总体上的升是要改变中国的主要的产能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仍然是大而不强的问题。产能的实际竞争能力的体现，要争取发展到在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上的升级--这个曲线是香港的实业家最早提出的一个比喻性的概念，大家可能也都熟悉它--我们要把中国主要产能落于中间位置、加工位置的状态，改变为越来越多的去占领左边的创意创新成功，和右边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这种高收益状态。这是一个升级发展中间的以创新、特别是要以数实融合为基本概念的创新来支持一个上升过程。
第三我觉得还应该强调，在企业界、市场人士看来，已经说了多年的“细节决定成败”，实际上我理解这就是要讲管理创新，它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务实的保障。
如果说在充分肯定和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这个取向之下，要具备企业决策和经营管理的高水平，政府和社会在宏观这个层面也要具备所谓宏观治理现代化的高水平。
那么在管理方面，一定要精细化合理化。早就有企业界人士所说的细节决定成败，那就是要把所有看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简单的事情，持续不断坚持不懈地做到最好，这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容易的细小的事情都争取做到最为令人满意的状态，那就是不容易。
反过来讲，某些细节的疏忽却可能一步步引出最后整个结果的败坏，这也是有很多的实例所说明的。
比如说过去讲在激烈对抗的战场上，统帅自己坐骑上一个马蹄铁没有钉好，最后出现的问题是一步一步引到整个的军队的大溃败，这就是讲细节决定成败的典型例子。现实生活中间当然我也愿意强调，充分重视管理创新、管理的精细化，它显然是使新质生产力的运行和正面效应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务实要领。但是他是跟着我前面所说到的大的制度安排要走出创新之路，科技创新要实际发挥引领作用，在这些大前提之下再讲细节决定成败。
还有第四条，就是我认为要针对中国改革在深水区的情况，特别强调冲破既得利益阻碍和惰性约束的思想解放、观念创新，这是发展新生生产力的先行军。我们所谈的几个层次的创新，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之下，都跟思想观念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我记得很清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篇指导全局的有重大历史影响的讲话，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来落到开创改革创新局面这个主题。
解放思想就要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所说的认识和遵从规律，敬畏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去争取最好结果的一个思想路线。
那么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冲破一些教条的、形式主义的、僵化的这样一些阻碍因素，就一定要推进到思想的解放和动态过程中间的思想再解放。
领导人近年已经在不同场合几次又强调了思想再解放。当然，要真正把这个思想再解放的要领落实到我们实际的经济工作、整个经济社会运行中间去，其实很不容易。我感觉到现实生活中种种的阻碍因素、惰性因素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既得利益的阻碍，领导人称为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当然就来自于人性。人性中有这样一种有的学者所称的幽暗面，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人性使然，不思进取，不知道或甚至是抵制发展大势，就只想守成，但是整个的社会进步、人民群众福祉的提升，却需要引领创新的思想观念创新。
在中国，现在怎么样去冲破对创新的种种束缚，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央年年在这方面给出指导方针，要求一定要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良影响。这次两会上又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再次强调了这个意思，但实际上要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克服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病，迫切需要思想上以实事求是为导向，来真正实现突破和解放。
很多原来看起来大家都似乎觉得可以认同的条条框框，需要在创新中间突破的，就得要有试错和弹性空间。很多我们过去不在信息革命时代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到了信息革命时代，他就不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了，就必须特别注重与时俱进地解放思想。
比如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现在越来越多感受到的是共享经济在发展，不是简单的说竞争中间就是你输我赢，讲一些人要出局，现在更多讲的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而实现更多的包容性发展，实现更多的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但是这里面有很复杂的问题，比如怎么样处理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怎么样又有激发活力这样的很好的机制，又要有适当的分配再分配，这都是对我们的考验。
思想观念首先要打开不合理的束缚，我认为后面跟着的各种各样的试错和创新才可能蓬勃发展，这样是我现在向各位汇报时我觉得从原则上来讲，推进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考虑的要领。
今天自己的认识汇报还是很初步的探讨性看法。结合着我们实际生活中间在大陆、在香港的实务，特别结合着大家在资本市场上所面临的一系列必须应对的挑战性问题，我们还要做很多更细致更深入的研讨。我这个汇报希望对大家多少有一些参考作用，谢谢大家！
